【本刊讯】美国《幸福》月刊二月号刊登詹姆斯·施莱辛格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正面临考验》《“世界局势中的现实情况使我们不得不负起我们或许宁愿推掉的责任。这种命运是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可是我们必须清醒地对待它；没有其他出路。”》，摘要如下：
一个幽灵正在欧洲徘徊，这并不是卡尔·马克思一八四八年在这句名言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而是苏联霸权的幽灵。这个幽灵是由于苏联稳步加强军事力量而出现的。但是它的存在还要求具备一个条件，就是随着美国由于近十年的内忧外创而变得专注于内部的问题和分歧，美国的决心发生动摇。
另外一些位于欧亚大陆边缘的地区——日本、朝鲜和中东——同样暴露在苏联日益扩展的军事力量以及由此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心理影响之下。直接利用这一力量进行干涉和攫取领土是可能的，不过间接利用它来获取政治、经济或军事上的让步的可能性更大。为了避免在这些方面作出让步，通过对应的军事力量起威慑作用仍然是绝对必要的。在波斯湾地区（其资源对工业化世界的经济仍然至关紧要），苏联在军事上占优势的可能性不仅构成一种直接的威胁，并且由于苏联有可能控制能源供应，也构成对工业化世界国家的经济独立和社会秩序的一种间接的威胁。
今后的十年是西方民主国家经受考验的时期。结果如何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所发挥的作用，取决于美国重新取得一致意见和重新统一意志的能力，取决于美国为了在东半球我国安全所系的那些地区保持军事均势而保持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决心。
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对苏联军事、政治力量的影响所给予的关注每有消长。这种关注是从占领东欧、捷克斯洛伐克政变和封锁柏林开始的。然而，在人们现在已经感到很遥远的那个时代，同苏联的力量相抗衡的任务却比今天简单得多。当时美国一家就拥有全世界将近一半的生产能力，它垄断着核武器，而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的落后的苏联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只相当于美国的潜在军事力量的一小部分。因此，我们仍然是对付得了来自苏联的直接的军事威胁的。根本任务是稳定西欧各国的社会，恢复这些国家的经济，并使被占领的日本有希望发展经济和扩大贸易。
虽然如此，就是在执行马歇尔计划和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那个时期，这一关注也是深切的。尽管那些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可是要想解决问题，美国必须改变原来的态度，并使美国的力量承担重大义务。美国的确是转变了态度。美国的确承担了义务，于是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稳定。西方处于混乱状态然而在那时，沃德还是可以写《西方陷于困境》一书。今天，尽管普遍存在着自满情绪，但是骨子里的情况更糟了。西方显然处于混乱状态，在几年以内，确实可能陷于困境。我们当前的问题在骨子里比战后最初几年遇到的问题更不容易处理。
基本的现实情况是，自从三十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西方世界的生存遇到的威胁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大。同当时一样，军事力量对比不断恶化，但是这种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今天苏联人虽然具有扩张思想，但是他们讲话的语气不如纳粹分子那么咄咄逼人。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在比三十年代更容易遭到外来压力的打击。经济上日益增长的相互依靠关系，特别是在能源供应方面的相互依靠关系，意味着工业发达国家的世界如果得不到从欠发达国家进口的大量物资，是不能生存的。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已不再受西方控制，而且越来越敌视西方世界和西方施政概念。它们在联合国使用的尖刻语言在表面上表明西方越来越容易遭到打击。从根本上讲，则表明西方越来越无能为力。
经济困难再次使所有工业发达国家感到苦恼，同时也是它们关心的主要问题。由于石油价格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动，石油进口国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贸易逆差意味着在国际收支方面出现了一种根本的不平衡，从而使国际金融结构受到严重的压力。结构问题使通货膨胀率高得受不了，同时出现一种很可能同长远的政治稳定不协调的很高的失业率。
然而，最严重的危险，仍然是对西方世界面临的一大堆互相有关的问题所抱的一种宿命论和自满情绪交织在一起的态度。认为安全是理所当然的对许许多多美国人来说，安全已开始被人们认为是自然规律。十多年来，除了越南战争以外，没有任何国际冲突问题曾经在美国人的心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古巴导弹危机这个曾经突然震动美国公众的上一个插曲现在似乎已经是遥远的事情了。关于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事，人们很容易忽视它对东西方关系产生的更长远的影响。人们广泛认为，由于美国改变策略和外交态度，导致一九七三年战争和随后的石油禁运的中东根本冲突即将得到解决。
把安全看作已经实现的东西的人太多了。
正象别的遗产一样，这一项遗产正在被随随便便消耗掉。由于美国政策和力量的收缩，世界范围的稳定正在受到侵蚀。
普遍存在着一种幻想，认为美国无需付出代价就可以得到国际秩序的好处。美国人抱有自我安慰的看法，或者是认为美国的力量没有下降，或者是认为力量可以下降而不会带来麻烦的后果。
这些自我安慰的想法是逃避现实。
美国今天仍然是唯一的有潜力同苏联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相抗衡的因素。还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在后台等候。不会有任何一个突然登台以扭转局面的角色。只有美国才有力量同苏联相抗衡，这依然是一个避开不了的事实，正象一九四五年以来的整个时期中一直如此一样。
对于象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来说，不采取行动是跟采取行动一样肯定地都会带来后果。美国如果不承担起只有它才能承担的责任，那就会造成让苏联的力量去钻的空子。而且，尽管一段无所作为的时期会提供暂时的喘息，从更长远来说问题却会变得更加严重。苏联力量的扩张如果不加以制止，就会造成一个心理上的势头，而第三世界的多数国家，肯定还有我们原先的某些盟国，就会宁愿跟明显的胜利者站到一起。
全球的现实已迫使我们充当我们本来也许宁愿推掉的角色。
但是，除非我们准备逐渐地撤退到西半球，并且最终地撤退到北美大陆，逐渐地沦为一个被围困的和下贱的国家，否则，我们就不能不面对这些全球的现实。软弱也会导致腐化
力量依然是对付潜在战争的最终约束力。当力量存在而且受到尊重时，就不会非使用力量不可。有了力量就可以防止一连串不利事件。当然，军事力量不是力量的唯一表现形式，但它仍然是整个力量混合物的一个无可替代的因素，没有军事力量，事态就肯定会朝着不利的方向迅速转化。
既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不能在我们的支持下对苏联起威慑作用的国家必然要向苏联妥协，起先是在牺牲我们的利益、但最终是在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情况下向苏联让步。如果我们不能对苏联起威慑作用，那么随着妥协的进程继续下去，我们就将继续遭受损失。和新近流行的一种看法相反，强大的军事地位和理想主义并不是不相容的。
由于对越南战争感到失望，人们认为政策错误可以通过变得软弱加以避免。尽管实力地位具有种种局限性，但要用软弱地位代替它却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漫长的历史中，无数个国家痛苦地认识到软弱会带来什么后果。阿克顿勋爵所说的力量往往导致腐化的格言，无疑对个人或组织说来都是永远适用的。但是在国际事务这个更大的范畴内，这个观点往往被错误地加以应用，因为这个观点忽视了一个同样重要的真理：软弱也会导致腐化，而且是致命地导致腐化。
美国在力量问题上的矛盾心理由来已久了。在将来使用力量的时候，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地说明使用力量是正确的。相反，苏联领导人却一贯地珍视力量的全面作用，而且一直在设法增加他们国家的相对力量。对于苏联领导来说，军事力量的增长是苏维埃国家取得的成功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这反映于苏联军费实际开支持续不断的增加——每年增加百分之三到四。最近若干年来，尽管存在缓和的精神，苏联军费开支却继续稳步上升，这正如过去虽然有日内瓦精神、戴维营精神、葛拉斯堡罗精神，但苏联的军费开支仍稳步上升一样。另一种形式的对抗苏联认为，缓和本身是苏联力量增长的结果，苏联力量增长迫使西方做出了让步。缓和反映了“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即除了估计到军事力量对比之外，还估计到包括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在内的客观因素。西方认为缓和是逐步和解，希望消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苏联人则认为，缓和使他们有取得重大利益的大好机会，总之，缓和是另一种形式的对抗。
苏联人断然宣称，缓和要求加强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
苏联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在经济方面的行动以及不断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的做法，是对西方的一种持续的挑战。然而在赫鲁晓夫时期或斯大林时期那种大吹大擂的作法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西方的领导集团对于更微妙的挑战则没有足够的认识。
在我们的领导集团中，企业界对缓和的前景抱有特别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历史上看，企业界总是着眼于生产和销售这些比较狭隘的问题，不善于从事一般的政治活动，对社会力量的冲突反应迟钝，而这种冲突却是共产党上层人士关注的中心目标。
贸易决不是实现国际局势稳定的灵丹妙药。一些国家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交战的先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德国和俄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下转第二版）（上接第一版）
对西方世界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无疑是丧失远见、道义力量和民族意志。但是，考察一下力量的物质工具，即“各种力量对比”中的军事成分的发展趋向，还是很重要的。在过去十年中，美国国防经费所占的比例削减了近一半。引人注目的轻重缓急次序的改变例如，我国的公共开支中用于国防的份额处于自珍珠港事件前两年以来的最低点。最近十年国防开支相对急剧下降，说明轻重缓急的次序已引人注目地改变了。这种下降还说明总劳动力中从事国防活动的份额已大大减少。这些趋势已在有关军事人员、陆军师、战术空军中队以及海军舰只的数字方面反映出来。
自一九六八财政年度以来，美国军事人员已减少一百五十万人。现在比越南战争前减少了将近六十万人。实际上，现在的人数几乎比艾森豪威尔当政年代少五十万人。而在艾森豪威尔当政年代，我国拥有占压倒优势的核实力，并宣布我国依靠的军事战略是大规模报复。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匆忙复员期间，以及在一九四九至五○年朝鲜战争爆发前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砍掉冗员而不是砍掉必需力量”时期，我国人口中服兵役的人员的比例也比现在大。
在国防方面投入的资金也许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数字。按不变美元计算，国防投资已缩减到不到一九六八年的一半，比越南战争前的水平减少百分之三十五。航空母舰始终没有达到现场海军的实力也许是最引人注目的例证。在苏联海军力量大力扩张而且这种扩张改变了海军力量对比的特点的情况下，美国海军的规模却急剧减小了。在一九六八财政年度，美国海军拥有九百七十六艘舰只。本财政年度海军的舰只将减少到四百八十三艘。这种缩减反映出在大约三十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的舰只从海军中消失了。这种缩减也反映出在越南战争期间推迟了海军舰只的建造，还反映出目前造船能力不足。海军在远东和地中海承担的义务没有相应地缩减。结果是，为了履行这些义务，今天的舰只减少了的海军负担过重。其后果是海军的物质准备情况令人痛心地下降了。
在对“乌亚克斯号”事件作出反应期间海军状况不妙尤其显得突出。已有三十一年舰龄并且在四个轴中有一个轴损坏的情况下航行的“汉科克号”航空母舰，以每小时二十三海里的速度为时已晚地一颠一跛从苏比克湾驶向泰国湾，但是始终没有到达现场。直升飞机母舰“冲绳号”在其锅炉设备的一部分出毛病的情况下以每小时十三或十四海里的速度慢吞吞地前进，也始终没有到达现场。到达现场的第一艘护卫舰“霍尔特号”供电系统方面存在着问题，结果它的主炮在交战之前的那天晚上就无法使用了。显然，我国不能长期容忍美国海军目前这种战备状况，如果我们要继续依靠海军作出迅速反应的话。
随着美国国防机构的人员、力量结构、财力物力以及支援力量的缩小，苏联的反应如何？苏联是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断扩大了它的部队。自一九六○年以来，苏联军事人员已从将近三百万人增加到四百四十万人，即相当于美国军事机构人员的两倍多。苏联人至少是把国家力量的百分之十五专门用于国防活动。这是他们从不吝惜金钱的一个领域。在除直升飞机以外的每类军事装备生产方面，他们都超过了美国，在地面部队装备这个领域内尤其突出。在这个领域内，他们同我们大约是六与一之比，即令撇开苏联庞大的后备结构不谈，苏联地面战斗部队也以大约是三个半对一之比超过了美国地面战斗部队。
美国在战术空军方面继续在质量上占有重大优势。但是苏联人在最近几年已开始把大量的更新型的飞机，如鞭挞者式、狐蝠式、斗剑者式以及逆火式飞机编入现役。到七十年代末，他们的战术空军的战斗序列将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在战斗机方面，俄国的生产是美国空军战斗机生产的四倍。（美国空军今年总共购买了各种类型的飞机一千八百一十八架，照这样下去，美国空军将无法使其拥有的战斗机保持现代化状态。）此外，苏联人一直在提高他们的空运能力，作为大大改善他们的机动部队的部分内容。他们的机动部队将来能够在苏联边界以外很远的地方，如在中东地区进行干涉。
自一九六五年以来，苏联海军的特点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先前，苏联海军一向主要是一支沿海防御和截击力量。现在，由于拥有了作战能力更大的级别的舰艇，苏联海军已成为一支对美国海军提出了挑战的可畏的远洋海军。苏联舰队越来越多地在印度洋活动，并已开始在日本周围的海域把美国舰队挤走，并在某些方面成为与先前的美国内湖——地中海中的第六舰队相匹敌的力量。令人不安的预算趋向据情报部门估计，在国防活动的几乎所有重大门类中，苏联现在的开支都超过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合计起来的国防开支折合成美元计算，苏联大约超过美国百分之四十五。在这个幻想与怀疑交织并存的时代，人们一直希望这种估计是偏高的。相反，我自己在作出这些估计过程中的体验表明，我们在作出这些估计时所运用的方法是非常保守的，结果无疑是低估了苏联的努力。举个例说吧，苏联国防部在部外得到大量支持。苏联的人数庞大的预备役兵员的费用是由工业部门承担的。防务人员的保健、教育和住宅费用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其他各部门承担的，而在美国，这些费用是要国防部自己来承担的。如果把这些事项的费用都算进去，苏联国防开支的估计数字与我们的数字相比而言就会大大增加。
但是，与现在两国国防开支上存在的差距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两国相对的预算趋势。从美国的观点看，这种趋势是极为不利的。苏联军事开支的实际增长额每年一直在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三以上，而美国近年来却一直以大致相同的比例紧缩军事开支。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几年，美国在总的军事力量方面就会明显地不如苏联。
当然，美国并不是单枪匹马的。它的北约组织的盟国所保持的部队比苏联的华沙条约盟国所保持的部队远为强大。而且，就整个力量对比来说，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恶一事大概是十年来意义最最重大的战略形势发展。这一形势发展说明，世界范围的军事力量对比尚未被打乱。但是，它却使西方的地位依赖于苏中关系继续紧张下去。同时，越南陷落以来，美国的明显的弱点使中国人对美国越来越持审慎态度，因为他们很自然只是把我们当作一种可靠的抗衡力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美国过分依靠同中国的联系，同美国保持联系在中国人眼里的价值就降低了，因此，也就增加了削弱这种关系的可能性。浪费资金对于军事力量对比的改变和军事开支的不利趋势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自己还不清楚的话，其他国家却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美国的军事力量结构和战备态势不应再进一步削弱了。我们应该准备把我们国防费用的实际数值每年增加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并大体上保持国防
用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较长远的角度说，应该根据苏联今后的行动和中苏关系的发展情况这两个方面来确定我们的政策。
目前，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随着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允许犯错误的余地已经缩小。由于同另一个超级大国对比而言，美国在防务方面所作的努力越来越小，就更加需要有准确的情报，以便估计针对我们而部署的军事力量的性质和避免不恰当地使用我们自己的人力物力。随着我们的实力优势的消失，情报的价值增加了，这一点该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又是一直在给自己造成损害。我们不仅看到揭露出了那些有问题的情报活动，也揭示出了我们的情报来源和收集情报的方法，而这些都是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的。在这方面我们又是一直在浪费许多资金。喜欢戴上眼罩关于苏美两国的防务现状和对比的趋势，基本事实看来是一清二楚的。尽管如此，现在却有一种广泛存在的倾向，就是把脑袋埋在沙子里，相信美国的力量仍然占优势，并认为不管我们自己怎样行动，美国的军事实力仍将依然“不亚于任何人”。为什么出现这种趋势呢？
无疑地，在现有的政治气氛中，许多人确实是不愿意了解事实。承认力量对比的确在变得不利，就意味着要作出困难的决定。那就会要求我国去做许多人不愿去做的事情，即保持或者加强我们的军事态势，而不是削减防务费用。不戴上眼罩而去研究力量对比的统计数字，是与目前流行的强行要求削减防务开支和闭眼不看其影响如何的那种趋向背道而驰的。
军事力量对比变得不利有什么要紧吗？在缓和的时代，难道我们不能依靠苏联的善意和克制吗？这样的一些问题，为那种允许军事力量对比进一步恶化的做法提供了最终的辩护理由。答案又是跟目前世界力量结构这个无法回避的因素有关的。美国仍然是跟苏联在东半球的军事优势相抗衡的必不可少的力量。假如没有美国的实力和支持，任何国家的组合都不可能提供必要的军事力量来顶住苏联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压力。甚至西欧各国也不过是一批中小国家而已，它们需要有美国力量的帮助，需要有美国的力量既作为联盟的支柱，又作为联盟的粘合剂。它们靠本身是顶不住苏联超级大国的全部份量的。
但是，要保持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在欧洲、中东和东北亚，美国就必须要有能力在数千英里之外的遥远地方、在靠近苏联力量发源地的地方采取行动。假若从克里姆林宫的一位谋划者的角度来看地图，就会看出，欧亚大陆边缘上的军事力量对比可能变得多么脆弱。
随着军事力量对比变得更直接地有利于苏联，苏联的邻国将会越来越认识到这种力量的不平衡，一些邻国就会变得比较愿意默从苏联的要求或者作出让步。因此，威慑受到了削弱。由于美国的战略核优势逐渐消失，这种战略核力量对苏联政策曾起过的抑制作用已经减少了。必然的结果是，如果要保持适当的威慑态势，就要更多地依靠军事力量结构的其他的、非战略性的组成部分，即所谓的一般任务部队，主要是常规部队。
在目前情况下，让美国和盟国的一般任务部队与潜在敌国的同样部队相对而言进一步受到削弱，就意味着甘冒日益增大的风险。此外，这还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种做法，即越来越依赖在一旦受到大规模常规进攻时，就早日动用核武器的威胁。对于这样的战略，我们应当是设法进一步抛开，而不是接受。美国的意志问题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不利的变化既来源于意志的消蚀，又促使意志进一步消蚀。这种意志的消蚀——以及由此而反映出来的信心和道义力的减退——中潜伏着比较明显的西方文明的危机。
在象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里，对外政策反映国内政治情况。我们全神贯注于国内问题和我们近年来的政治分歧，至少说明美国政策日益缺乏坚定性。
许多人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继英国力量长期衰退之后是否将出现美国力量的长期衰退。假若情况确实如此的话，他们对其后果表示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军事力量对比继续发生不利的变化，最终将使西方世界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其对外政策的唯一郑重的方针是后退或姑息。
在建国两百周年的时候，不应当发生我们承担对外部世界和对我们自己的责任进一步遭到削弱的情况，如果我们想要使美国在世界上保持令人满意的状况，如果我们想使自由不仅在北美而且在世界其他地方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我们的确珍视我们的文明所代表的东西，那么，美国保持强大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美国的持久的强大，西方文明将无法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