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二月九日刊登记者萨菲尔的一则报道，摘要如下：
理查德·尼克松为什么再度访问北京？
他对这个问题作出仔细斟酌的回答时，对我发表了以下谈话：
“一九七二年，我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太平洋和全世界享有持久和平的话，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必须建立建设性的新关系。”
尼克松继续说道：“我认为，这种关系在今天说起来比四年前还要重要。我期待着这一再度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和人民的机会。”
这位前总统还说：“在我回国以后，我将把时间用在圣克利门蒂完成撰写我的回忆录的工作。”
现在据我自己揣测，这是我或者任何其他人从尼克松那里所能得到的全部答复。
他为什么还要去？有人也向一个南极探险家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就是他给他的船只所起的名字“为何不去？”尼克松在中国的最高级会谈是他一生的顶峰——想要重温这段美好的时刻，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事情？他现在是一个不担任公职的公民，自从他带头访问中国以来，已有八千名不担任公职的美国公民前往那里。
不过，他碰巧是唯一曾经担任过总统而现在是不担任公职的公民。不论他说什么这是他首次访问的四周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把四周年当成一件大事的？），也不论福特的发言人说什么“不重视”这次邀请之类的话，中国人对这位被黜免的美国总统感兴趣，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中国人对他们同尼克松的关系感兴趣，是首先由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去加利福尼亚州长岛医院看望他的时候带给他的要他再度访问的邀请中表达出来的。后来又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提出这一邀请。
【本刊讯】澳门《华侨报》二月八日以《北京着眼中美关系的将来》为题刊登一篇专稿，摘要如下：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将再次访华，北京六日宣布这项消息，立刻使世界注意。当然，此项消息所引起的反应，不能和四年前宣布尼克松首次访华时所产生的强烈震动相比。这次尼克松作为“过气”总统访问中国，仍然使一些人感到意外，其意义深长。
这个公告首先使人注意的是，尼克松再次访华的日期。二月二十一日，是四年前尼克松夫妇第一次访华的日子。……北京选定这个日子再邀尼克松，确是深思熟虑。路透社北京报道说，一般人曾经设想，尼克松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才会重访中国的，所以现在北京的宣布，使这等人士完全感到突然。
四年前北京宣布尼克松首次访华的公告，是由新华社发表，这次宣布尼克松再访，也是以公告形式由新华社发表。
但是那次公告只是冷冷的一句话，而这次公告却对尼克松加以赞扬。称他在一九七二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对改善中美关系起了重大作用”。过去，北京曾经通过多种形式，表示对尼克松赞赏，这种赞赏没有因为尼克松由于水门丑闻下台而受到影响。……北京用文件形式对一位西方政要人物加以赞扬，是罕有的事。
这次公告与前次公告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它使人看到，尼克松再去中国，显然是出于中国的主动（上次是美国主动）。
还有一处使人感到兴趣的，北京这次竟破例派专机到美国迎接尼克松夫妇。
所有这些精心的安排，显然不能单纯解释中国对尼克松个人的赞扬和念旧，再次肯定尼克松对改善中美关系所作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北京赞扬尼克松所推行的对华政策，再次肯定上海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以此鞭策尼克松继任人要继往开来。
北京再邀尼克松，中国眼睛盯住的，不是中美关系的过去，而是时刻变化的将来。
【本刊讯】日本《人民新报》一月一日刊登松冈洋子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防备世界大战，迎接新的一年》，摘要如下：
去年十月中，中国的朋友向我指出：“不是慕尼黑吗？”我记得，自己听了这句话，好久都说不出话来。因为，这句话意味着世界大战临近了。
我回想起了一九三八年九月在美国的大学读书时的事情。我记得的确是《纽约时报》登了一幅漫画，画着英国首相一只手拎着英国男子所特有的洋伞，在天上飞往慕尼黑。我上的那所大学，本来在美国国内是对于英法对希特勒采取的绥靖政策指责得最尖锐的。第二年，德国入侵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已经如此迫近了吗？在勃列日涅夫特别把赫尔辛基的全欧安全会议吹嘘成缓和的时候，我自己也说过现在再重申雅尔塔协定，把德国分裂的局面固定下来，怎么会成为缓和呢？但是，到别人指出这是美国等“西”方通过让步搞第二个慕尼黑之前，我想也没有想过这一点。所以会这样，恐怕是因为自己没有铭记中国所说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实行的是“希特勒式的专政”的话，没有认识到美帝已经脆弱到这种地步。
在美国也好，在西欧也好，近来宣传机关也刊登起这种警告了。虽说是现在还没有一九三八年慕尼黑会议当时那样一致谴责的论调，但是，对苏联抱有的警惕性正在增强是一个事实。
相比之下，日本无动于衷，没有警惕性，看起来就象是鸦片中毒了一样。即使许多“左”派的人也至今还在单单强调美帝和日帝的危险。宣传机关沉迷于缓和的幻想，一贯鼓吹不要卷入“中苏对立”。
我感到，新年伊始就碰到了一个大得不得了的课题。怎样去对付？并且，对付得了吗？今天，苏联正在疯狂地扩充军备，象在安哥拉所干的那样，只要有机会进行明显的军事干涉，就不管哪里都要伸手。既然苏联已经是这样了，那么，世界大战恐怕已经不可避免。但是，给它以打击是办得到的。
一九七六年面临着更加巨大而复杂的问题。要把这一年变成旨在防备世界战争的一年。
【本刊讯】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刊登一则题为《没有什么可耸人听闻的》的报道，全文如下：
（原编者按：一个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世界：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和休斯敦美国物理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宣布，发现了单极子——一种带磁荷的基本粒子。
迄今只知道有中性粒子或带电粒子。物理学家们认为，磁单极子的发现，如果以后的实验能证实的话，可以认为是本世纪的重要科学事件之一。这会为技术设备开辟崭新的途径：可以建造小型高效电动机和发电机，可以建造比迄今所建造的加速器能量更高的大功率加速器。受控的单极子还会给医疗实践带来新的治疗方法。
许多读者都要求对美国科学家的这一消息作些评论。请看下面苏联科学院丘达科夫通讯院士对本报特派记者发表的谈话。）
关于发现单极子的消息的确惊动了整个科学界。所以，当不久就要在慕尼黑举行国际宇宙射线会议的时候，我们全体与会者都焦急地等待普赖斯博士的获得了盼望已久的辉煌成果的实验报告。众所周知，在研究电和磁现象时，迄今为止任何人都没有发现过磁荷存在的一点点迹象。在所观察的各种过程中，磁场的产生的原因是电荷的移动或电场的变化。
另一方面，研究人员未能在自然界中发现磁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种磁荷不存在。不管怎样，这方面还没有找到理论上的解释。一九三一年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指出，基本磁荷——如果它存在的话——应当具有一定的数值，即超过电子电荷六十七点五倍。狄拉克把作为这种磁荷的载体的假设粒子叫做单极子。
后来弄清楚了，数值比电子电荷大一倍的电荷同现代理论也不矛盾。但是为了同实验数据不发生矛盾，必须使单极子具有很大的质量，即比已知基本粒子的质量大许多倍。因此，应当预料到在自然界中发现单极子的机会是极少的。为在陨石碎片、月岩、海底和宇宙空间中专门寻找磁粒子而进行的大量工作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连一个单极子也没找到。因此关于美国物理学家的发现的消息看来就尤其耸人听闻了。
他们的研究绝不是专为寻找单极子的。以普赖斯博士为首的研究人员们多年来一直在研究构成宇宙射线的粒子。而且使他们感兴趣的是最重的核，直到铀的核。宇宙射线中这种核的含量是非常少的。因此要“俘获”它们，需要使用面积极大的特制探测器来记录带有大电荷的粒子。
他们实验使用的是面积为二十平方米的探测器。这种探测器由一层特制原子核照相乳胶和三十三层特殊塑料列克桑构成。这种特殊塑料经适当的化学处理以后可以确定穿过这叠薄片的粒子的径迹密度。他们用气球将探测器送到了三十公里的高空，让宇宙射线照射两昼夜半。探测器一收下来就对塑料薄片做了必要的处理，结果发现的粒子径迹与早先在这类试验中发现的那些粒子径迹不同。区别在于这种粒子在所有三十三层塑料薄片上的径迹都具有同样的密度，虽然粒子的初速是光速的二分之一。任何原子核都不能形成这样的径迹。另一方面，这种径迹好象完全符合预期中的单极子通过时这个单极子的磁极，强度是电子的一百三十七倍，质量是质子的二百多倍。由此作出了发现了单极子的结论。
但是会议对普赖斯博士提出的实验数据进行的讨论表明，作出判断还为时尚早。首先使人诧异的是粒子的速度低。问题在于如果这样重的粒子是宇宙射线在穿过大气层时形成的，那末它应当具有实际光速的速度。如果这种粒子“直接”来自恒星际空间，那末，这样低的速度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银河系的磁场会使单极子加速。
的确，所有这些可以说是间接的反对意见。而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通常的核能否形成同单极子的径迹如此相象的径迹。看来这样一模一样的径迹尽管可能性很小，但终归还是可能的，如果“穿过”塑料薄片的重核在穿透时受到几次使其发生分裂并失去一部分电荷的碰撞的话。英国物理学家皮特·法勒就曾经指出过这种可能性。我再重复一下，虽然这种相同的径迹的可能性极小，但事实上是有可能的，这使我们没有理由按照一次观察就作出发现单极子的结论。
因此，关于存在带磁荷的单极粒子的问题，目前依然是悬而未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