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10日参考消息 第4版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八月二十三日刊登苏修侵捷前捷国家电视台台长伊·贝利康写的《一个永远没有完结的春天》一书的摘要,题为《“一个苏联上校要炸掉播音室”
    ——前布拉格电视台台长伊·贝利康谈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的前后》,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八年前八月二十日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侵袭不是完全出人意外的突然袭击;但是得到预先警告的布拉格领导不愿认真对待这一危险。前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台长伊·贝利康在他的回忆录中揭示了此事。该回忆录十月底将在德国出版。)
    八月二十日。每一个人都在安静地工作着。天气很热。一位地位很高的朋友下午打电话给我说:“伊尔卡,我告诉你,外交部收到一份捷克斯洛伐克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电报。电报中说,今天下午三点钟有一个陌生人打电话给使馆说:‘我是匈牙利人民军的军官。我在公用电话间给你们打电话。我不能说出我的名字。你们不要提问题。我是想告诉你们,今天我接到命令,要我们在二十三点二十分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这个人随即挂上了电话。”
    “外交部对此有什么意见?”
    “他们认为这件事是一个挑衅行动,有人想挑起事端。不管怎样,我们把这个消息报告了中央,那里正在开主席团会议。”
    近二十三点半的时候,我的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长杜尚·哈夫利切克说:“我告诉你,苏联人已越过了边界。”
    我简直要发起火来。“你喝醉了,要开玩笑,给我滚开。我明早五点钟就得起床,请让我睡觉吧!”
    “这不是开玩笑。眼下正在开主席团会议,吵嚷一堂。你要干什么,随你便吧,但是我劝你,立即去电视台或中央委员会。”
    我急忙穿好衣服,给一些朋友打电话,通知他们。他们的反应同我一样。
    “这大概是开玩笑吧?”
    “不,这不是开玩笑。”那时已能听到安东诺夫们(指苏联的飞机
    ——本刊注)在布拉格上空咆哮了。它们正在飞向机场。
    这次入侵在军事方面准备得十分周密。八月二十日下午,两架苏联飞机在布拉格机场着陆。机上人员声称,发生技术故障,要在布拉格等待从莫斯科运来零件。
    飞机所载的人,据说是去南斯拉夫旅行的。他们之中一批人等在机场餐厅里,另一批乘坐苏联使馆的大轿车驶入市内。
    一些捷克警察感到吃惊,这些人穿的鞋一样,带的箱子也一样。但是既然运动员们经常如此,所以这些警察认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当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得知苏联武装力量已越过边界以后的时候,他们以为俄国坦克开到布拉格还有二至三小时,殊不知这些“过境旅客”此时已从箱子里取出机枪,闪电般地占领了机场。
    那两架“出故障”的飞机原来却是可移动的雷达站,这时雷达已开动起来导航。苏联军用飞机已经着陆,坦克从机中隆隆而出。带有苏联驻布拉格使馆外交标记的汽车在机场跑道旁边等待着;每辆坦克都坐上契尔沃年科大使手下的工作人员,他们奉命把这些坦克带到这个城市的既定的目标。对于一个驻在“兄弟国家”的使馆来说,真是一个惊人之举。
    这时,党的主席团经过一场激烈和相当混乱的争论之后,通过了姆利纳日和克里格尔提出的一项决议案,此决议谴责了苏联人的军事干涉,因为这既破坏国际法准则,也破坏了华沙条约的准则。一个强有力的少数派——比拉克、科尔德、里格和什维斯特卡反对这项决议。
    将近二十三点的时候,斯沃博达(国家总统)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唯一的国家领导人,已得到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关于干涉的报告。所以,在这个夜晚他已承担了一个新的角色,即使较长时期以来他是一直让关于他忠于杜布切克的传说四处扩散的。
    来自维索昌尼(布拉格的一个工人住宅区)的代表们请求党的领导人到一家工厂去避难,那里有工人民兵和捷克军队保护他们。
    他们在那里可以召开第十四次党代会,也许还能开始谈判。然而杜布切克认为,他如潜藏起来就等于脱逃,一个舰长不允许离开他的正在下沉的船。这样他就留下了……
    保守的教条主义者——英德拉、科尔德、比拉克、什维斯特卡和雅克什都不见了,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大概他们同苏联人接上头了。在他们那边,由于布拉格和莫斯科的时差而形成一片混乱;他们原预料苏联人到明天一点钟才开进来,并且希望就在此时通过电台把他们向苏联军队的“求援”呼吁播送出去,但是那时布拉格才二十三点,这就使他们乱成一团。
    我们赶紧催促把主席团关于谴责苏联入侵的公报立即通过电台播送出去。我们将这份公报交给了电台,并指示值班记者,要人民守在收音机旁,并先播送几段贝多芬和斯美塔纳(十九世纪捷著名作曲家——本刊注)的庄严的音乐。
    听到这种音声的人叫醒了街坊。许多人回想起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的那个夜晚,因为这种音乐使人产生不祥的预感。
    随后电台开始宣读主席团的公报,但是很快就中断了,接着便毫无声息。广播电台的技术员随即与在中央委员会的斯姆尔科夫斯基联系:“邮电部长命令我们停止一切播音。”斯姆尔科夫斯基毫不迟疑地回答说:“霍夫曼部长是一个叛徒,他已原形毕露,中央决定谴责苏联的入侵,你们继续宣读公报!”
    于是电台继续播音。霍夫曼及其特务人员妄图中断它。他们命令当时的电台台长米罗什·马尔科和捷通社社长苏克用所有电台和一切电传机紧急广播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向苏联领导人请求援助的呼吁书》(作者是苏联公使乌达尔佐夫,现任驻希腊大使)。
    但是电台新闻工作者已经封锁了街道,在播音室四周修筑了堡垒。他们不许马尔科及其手持机枪的秘密警察进入。在捷通社,苏克的秘书们挫败了用电传机向国外播发这项《呼吁书》的企图。
    后来我得知,我的名字被列在苏联人和捷克斯洛伐克秘密警察立即要逮捕的三十人的名单上。
    次日,即八月二十一日晨,苏联士兵已占领了电视大楼。我前往议会,那儿正在举行特别会议。
    会议持续了六天六夜,议员们不能离开大楼,吃睡都在里面。我成功地与我的同事们通了电话。电视大楼正好在议会对面。早晨八点钟电视台播送了谴责苏联军事入侵的节目。我的同事们定时用电话向我报告那里发生的事。
    “一个苏联上校坐在你的办公室里。他要求我们以台长、也就是以你的名义,下令立即停止广播。否则他要叫人炸掉播送台。”
    这个苏联上校不知道,播送台不在这个大楼内,而在布拉格的另一个城区。我叫人转达给他说:“我是伊·贝利康,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台长,我所服从的是我国合法政府和杜布切克领导下的党中央。我没有义务听从一个侵略军上校的指示。”
    苏联士兵闯入第一播送台时,第二播送台就接替播音,然后第三播送台接替,如此下去,我们总能不断地播送。八月二十日以来电台和电视台播送的节目都是临时安排的,没有任何准备,即使官方宣传硬说捷克斯洛伐克某些特定的电台在精心策划下受到西德的支持也罢。这完全是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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