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先锋报》十一月四日刊登爱·弗·希尔的文章，题为《欢呼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主席》，全文如下：
每一个共产党都必须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只有一个特定的国家的人民才能够在那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同时，一切真正的共产党是共同一致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有的这样的共产党都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它们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它们是相互支持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它在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巨大成就，由于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由于它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堪称典范地在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方面的非常重大的作用，它是特别重要的。当然，中共作出什么决定，是它自己的事情，别人不应干涉。同时，它作的决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非常关心的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将继续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将继续发展，一切复辟活动将被击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诚然还有各项工作的路线）将坚决贯彻执行，特别是在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阴谋方面。因此，我们欢呼中国共产党最近的决定，这个决定申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谴责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分裂活动，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一切共产党人都要认真学习中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十月二十五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要学习吴德十月二十四日的讲话。
这篇社论和讲话记录了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社论和讲话表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正如毛主席多次指出的那样继续着，并且将继续进行。这个阶级斗争反映在共产党内。最近的事件给这个真理增添了历史经验。阶级斗争还要继续下去，还要有许多曲折。但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亿万中国人民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他们时刻警惕修正主义，为维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而斗争。
由于有这样的领袖，他们得到发展，并且将继续发展，他们一定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他们的胜利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胜利。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一月三日刊登一篇题为《江青等四人被控破坏经济发展》的评论说：
中国新领导当局指责江青和另三名主要左派分子破坏工业生产，干扰经济工作。
对左派分子损害经济的指责是一系列迹象中的又一个迹象，表明中国新领导人打算恢复比较讲实际的政策，强调经济发展。他们已经说了要把周恩来总理的在二十世纪内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计划重新付诸实施，还隐约表示文艺政策可能放松一些。也有一些高级官员对外国客人说，江青等人不断干扰在经济方面作出的决定，用一些毫无根据的主张在党的会议上捣乱。
【本刊讯】苏丹《天天报》十一月八日刊登题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战胜了危机？》的文章，作者是该报外事编辑萨利姆
·艾哈迈德·萨利姆，摘要如下：
过去几个月，中国遭受了连续三次重大的打击，其严重程度足以震撼世界最强有力的制度。第一个打击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他是一直在毛主席身边战斗的能干的人物。第二个打击是发生了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强烈地震。第三个打击是中国的领路人毛泽东主席逝世及随后发生了他生前也曾指出的权力斗争。在逮捕“四人帮”以后，中国党领导人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虽然遭受到那些严重的连续打击，但有着传奇般力量的中国经受住了考验，如磐石般屹立不动。
象毛主席逝世那样的事件通常是要在人类历史上造成严重影响的。毛泽东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路人。正是由于他，中国才成为象今天这样进步和强大的国家。
人类历史经验表明，反对派往往在国家元首死后才开始自我暴露。四人帮也是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才冒出来的。
虽然整个世界曾预言中国将遭受严重打击，但是中国领导人成功地战胜了它（反对派），时间之短令人吃惊。这表明中国的国家结构，从它的基层单位到最高层，都是坚实牢固的。这表明，毛主席及其战友们为国家结构砌的第一批砖是非常牢固和非常得当的。这还表明，中国战胜了这些危机将能够经受住将来的任何危机和考验。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十一月七日译载美国刊物《海内外》刊登的美国友好人士韩丁的女儿韩倞今年一月二十五日在华盛顿“周恩来同志追悼会”上的讲话，题为《我对周总理的怀念》，摘要如下：
作为一个在新中国出生、成长的美国人，周总理的逝世对我更有着一种特殊的意味。虽然来到美国已经四年，但是真正能够牵动我的心，能够引起最深沉、最激烈的感触的，仍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深受爱戴的领导人；全世界人民失去了一位真挚的朋友；对于我个人来说，则永远失去了自己心目中一位最尊敬而又十分亲切的长辈。
中国有一句老话讲，“时势造英雄”。伟大的时代孕育了伟大的人物。周总理在世的七十多年，正是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巨变时代。中国人民为了推翻几千年封建势力的重压，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剥削，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毛主席、周总理以及无数优秀的革命领导者正是在这种人民前赴后继的伟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
西方评论家们喜欢把周总理描绘成一个“善于生存”的人，把他的一生归结为机智灵活，看风使舵。这完全是庸人之见。机智灵活自然是革命者保存自己战胜敌人所必须的品质。没有这样的领导人，革命就不可能胜利。但是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周总理从来都是不让步的，在中国革命几次重要的转折关头，周总理和毛主席一起，采取新的策略，反对了各种错误倾向，甚至在大多数人不理解的情况下，仍坚持原则，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可以说，周总理在他的一生中许多时候都是毫不畏惧地开着顶风船前进的。
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总理更是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他实践了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教导，从不满足已有的成绩，而是不断解决新的问题，提出新的目标。
周总理一生的事迹数不胜数，至于周总理的平易近人的作风，艰苦朴素的生活，他如何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小故事，更是在中国人民中广泛流传。我想在这里提一提的，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几件小事体现了在我看来一个领导人身上最值得敬佩的品质，这就是周总理不断革命的精神、谦虚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周总理在一九五八年到我中学时期的母校北京一○一中与师生谈话的情形在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中传颂，虽然我在这以后九年才到一○一中，印象却是很深刻的。我的母校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里，许多革命者的少年儿女随军转战南北，生活很不安定，又没有学习环境。为了使革命后代更好地担负起将来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晋察冀边区中学于一九四六年在张家口成立。由于内战爆发，学校几次迁移，师生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坚持学习。最后随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城。而后又在西郊圆明园的废墟上自己动手建校园，开辟农场，全国解放以后热气腾腾的新时代开始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周总理来到学校，他仔细地询问大家学习和生活的情况，为师生们白手起家建校而感到高兴。大家谈到学校艰苦朴素、热爱劳动的光荣传统，谈到战争年代中老校友们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周总理特别强调了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重要，并且指出：成立专门的革命干部子弟学校是战争年代的需要，而今天的和平环境里这种需要已经过时，如果继续办这种学校，势必脱离群众，搞成特权。他指示学校要成为一所普通的中学，要向工农群众的子女开大门。他不断的叮嘱大家千万不能躺在父兄的革命功劳上洋洋自得，而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为人民的勤务员。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不正体现出周总理热爱人民的真挚感情，体现出他为防止革命政权的腐化而坚决反对任何特权的不断革命精神吗？（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周总理的这种精神又表现在他对待工作中的缺点，对待批评的态度上，真可说是“闻过则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一些长期在北京工作的美国人，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对外籍工作人员的待遇上只讲照顾物质生活的倾向，提出应当允许外国人与中国人民打成一片。那年的国庆节，我的姑父被邀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夜晚的庆祝活动。周总理过来一一和外国朋友握手。
在和我姑父握手后刚走过不远，一个中国干部告诉他说刚才那位就是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周总理连忙转过身来，又一次紧紧地握住我姑父的手，摇了又摇，很真诚地连声说：“意见提得好，提得好，感谢你们给我们帮了大忙。”
最使我感动的是当一九七一年夏天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接见我们全家的时候，一开始就问：“你们参观了不少地方，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农村里面许多落后的方面你们调查了没有？”说着自己举了一个例子，问我们知道不知道。我父亲说没有调查这些，周总理很风趣地略带批评的口吻说：“不行，调查不仔细嘛！”接着，他从改变旧的习惯势力的艰苦性、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开始，对解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情况进行了一番极其生动而又深刻的分析。我一边听，一边不由地想到，只有襟怀坦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着想的领导人才能如此诚恳地主动要求人们不但要看中国的优点，而且要看中国的缺点。他知道中国的落后面是由不合理的旧制度造成的，并不是新中国的耻辱。他的目的除了彻底揭露这些东西，力争改变这些东西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正在想着，周总理又接着话题亲切地对我说：“你是年青人，是新生力量，我对你抱希望，年青人朝气蓬勃，是未来的希望，可是也不是没有缺点，那是不可能的。我犯的错误比你多，你就没犯过，可能将来也不犯，那就更好，犯了也不要紧，只要能面对事实，面对错误，改正错误。这算是临别赠言吧。”像周总理这样身经百战，饱经风霜的长辈居然对我这个没经过事的孩子说出“我犯的错误比你多，你就没犯过”的话，这种谦虚，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总理的临别赠言成了最珍贵的纪念，它将永远鼓舞着我斗争的勇气。
我在新中国长大，那里有我最熟悉的人民，有我最亲密的朋友；而在美国又有我无数的亲人，有我新建立的友谊。处在这样的地位，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自然是我所特别关心的事情。周总理在这方面是有特殊的贡献的。当美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现实，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时，许多旧日对中国友好的美国人开始重访中国，其他各界美国人士也陆续开始与中国接触，中美关系掀起了崭新的一页。在那些日子里总理不顾疲劳，亲自接见了无数来访的美国人，与他们坦率地交换意见，讨论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
他对美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善于提问题，更善于听别人讲话。无拘无束的气氛使人感到不是被“大人物”接见，而是在和一位知识渊博、思维敏捷的朋友讨论问题。总理的这些谈话为美中人民互相了解播下了新种子，铺出了新的路，是会使每一个参与者永生难忘的。
周总理为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逝世在各国人民心目中引起了深切的悲痛。在我们全家前往华盛顿中国驻美联络处吊唁周总理时，门口有两位记者拦住我们问长问短。当听我说是特地从费城前来吊唁周总理时，他感叹地说：“又是一些专门赶来追悼周总理的，真没想到，有那么多的人跑这么远的路专为这个赶来，费城还算是近的，我们刚才还碰见纽约来的，波士顿来的，南部来的，我们看到大厅里面还有从中西部不知名的小镇送来的花圈……”
今天我们回忆周总理，一方面是为失掉这样一位伟大的领导者而哀悼，但更重要的，我们应该继承周总理的遗志，特别是学习他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不断革命的精神。我们要进一步加深美中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为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平等相处的世界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