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社东京十月九日电】题：藤山会见谷牧副总理，中国对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态度没有变化
北京九日电：正在北京逗留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会长藤山爱一郎），九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谷牧副总理，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及日中贸易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藤山先生个人自四日到达北京以来至九日，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对日有关人士进行了三次会谈，包括九日同谷牧副总理的会谈在内，都证实了中国方面对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态度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同以往相比没有任何变化。
在同廖承志的会谈中，中国方面说，“我们曾经宣誓，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将继承毛主席路线”，因此强调在对日政策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关于和平友好条约，再次表明了中国方面的一贯主张，即在条约的正文中必须写上日中联合声明的第六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第七条（霸权）。此外，中国方面对小坂外相就任后的发言提出疑问说，“过多地作各种解释，不是反而使人难于理解吗？”据说，中国方面还坦率地表明了这样的方针：必须将第六、第七条作为谈判的起点，直到能够得到日本方面的理解为止，即使假以时日也等待缔约谈判。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十月十日刊登该报记者冈田发自北京的一条消息说：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藤山爱一郎自四日访华精力充沛地同中国首脑进行了会谈。
这一系列的会谈是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日中政治、经济关系为主题进行的。关于悬而未决的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中国方面强调指出应当把日中联合声明的第六条和第七条写进条约正文作为前提，日方既然不接受这个意见，那末谈判推迟是不得已的。对小坂外相六日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所作的取消关于霸权问题的“宫泽四条件”的讲话，好象并没有给予特别的评价。看来，许诺要尽早缔结条约的三木内阁的处境将是困难的。但是关于进一步扩大日中经济交流问题中国方面表现了向前看的姿态。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十月八日发表一篇题为《朝着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前进》的社论，摘要如下：
在日中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围绕缔结和平友好条约问题的活动。
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本来是一件很容易实现的事情。日中联合声明中的第六条关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第七条的关于反霸权的原则，不仅明确了两国之间、而且明确了日中两国面对国际社会的基本姿态。在这一基础上，第八条规定要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第九条规定要进行缔结政府间的各项实际业务协定的谈判。在这里，应当重新加以确认的一点是，联合声明中的第六条以下的各条款，都是作为日中双方都同意了的事项加以宣布的。现在的问题是，基于联合声明第八条的缔结条约的谈判，为什么长期拖延简直象陷入死胡同一样处于停滞状态的问题。为了使今后的谈判能够顺利进展，也需要对这一期间的经过情况冷静而严肃地加以玩味。
如果下结论来说，使谈判陷于挫折的基本原因之一，是日本方面对进入七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和世界形势已处于结构性的变动期欠缺认识。
政府首脑和外务当局，不仅犯了缺乏信义的重大错误，而且想以敷衍了事的小动作来渡过这一难关。有一种议论就是一个例子，说什么联合声明只不过是表明政策意图的，而条约因为是要明确写上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把反霸权这样生僻的语言明文写上是不好的。但是，日中联合声明，第一、并不是由派驻大使及政府代表单单为了表明政策意图的东西，而是作为一国的最高权力者总理签署的东西。第二、宣告结束战争状态和邦交正常化，本来是要通过缔结和约，至少是经过批准手续的重大的决定，正因为是这样，才明确写上了中国方面放弃向日本提出赔偿的要求的。靠区别联合声明和条约的一般的法理解决不了问题也是当然的。
在日本国内，有一种浓厚的迹象，这就是拼命想要把一种印象肯定下来，即，反霸条文似乎是中国方面在进入条约谈判阶段才突然提出来的。
然而，反霸权原则，是在恢复邦交时的联合声明中，由日中双方共同宣布的。日中复交后不久，作为传达日本的真意的政府特使访问了东南亚各国的爱知揆一，作为说服对日本持有警戒心的各国的最大的根据，曾经列举了（日中联合声明）第七条，说明“不谋求霸权的日本的立场”。更为基本的是，最先提出反霸权原则的，是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时美国要求在美中《上海公报》中明确写上的这一事实。
对于在安全保障方面重视日美关系的日本来说，应当充分考虑到这样的美中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同美国的关系。如果说三木内阁成立后在对华轨道上留下祸根的话，那就必须彻底扫除这一障碍。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十月六日发表一篇题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日本要坚韧不拔使中国接受日本的道理》的社论，摘要如下：
小坂外相和中国乔冠华外长的会谈在纽约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驻地举行。
这次会谈所以特别引人注目，是因为这次是继去年九月宫泽和乔冠华会谈之后的第二次会谈，是毛泽东主席逝世以来的日中高级官员的首次接触。同时，由于正是围绕米格２５逃亡事件日苏关系恶化的时候，它可以看出日本对华外交的方向。但是，处于中苏对立的峡谷中间的日本外交最重要的是坚持日本的自主，使中苏两国接受道理。
在对华外交方面，关于日中和平条约谈判的焦点霸权问题，重要的是要花费时间，坚韧不拔，说明并使其接受我国立场。对华外交所以需要使中国接受日本的道理，是因为日本不能卷进中苏对立，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上，同中苏两国建立真正友好亲善关系，这是不可缺少的。关于米格２５逃亡事件，我国对苏外交既然坚持了道理，在对华外交上，为了明确因中苏对立日本不卷进任何一边的立场，应该始终坚持日本的自主性。
所谓日本在对华外交上的自主性，那就是贯彻宫泽外相就霸权问题向乔外长表明的四项原则。这四项原则是我国针对中国的立场而贯彻日本和平外交立场上不容退让的条件。
然而，要让中国方面承认日本方面的立场，恐怕需要坚持不懈的外交方面的努力。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八月三十一日译载英国作家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访问我国西藏后发表在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通讯，题目是《西藏僧侣的变化》，全文如下：
在西藏发生急剧和全面的变化之前，僧侣支配了整个社会，正如宗教支配了西藏人民的生活一样。在这个旧秩序里——它存在到一九五九年
——西藏人口每四人中便有一个僧侣。
当西藏仍然是一个神权社会时，一些到过西藏的西方人士就根据僧侣比例高为根据，证明“世界屋脊”的性灵之光比其他地方照耀得更加明亮。
在他们的印象中，这些僧侣都在作超凡的默祷。这种种观感，渐渐就变成西藏的商标，使旧西藏披上一层“世外桃源”的迷纱。
但是，西藏的僧侣社会结构，正好反映了这个封建社会的实质。贵族把儿子送到寺院是为了保持手中的政权。穷人送儿子到寺院，则是因为他们被迫这样做。在寺院所属土地上耕作的农奴，不但欠下寺院的劳务，而且还欠下儿子。有些人为逃避债务及不胜负荷的封建劳役而进入寺院，有人则因养不起儿子而把他们送进寺院。
在寺院里，除了少数高僧处理政务及管理宗教外，广大的其他僧侣都是为这一小撮服务的。当我与拉萨一间工厂的领导干部交谈时，发觉他自九岁进入寺院，到了二十岁这段期间，还是目不识丁时，我不禁表示意外。他答道：“我只不过是一个奴隶而已，我只有干活的份儿，无人教我半点东西”。这个工人的遭遇，是广大的低级僧侣所遭遇到的典型。他和母亲因为逃荒来到拉萨，他母亲找到一份工，但不足以维持两口生活，因而不得不把儿子送进寺院。进入寺院后，他发觉寺院生活，比农奴更象奴隶。
在寺院里，有种种繁琐的条例以使奴隶僧侣贴服。在尊者面前把眼睛抬高过尊者的膝头，不但看作是对尊者的冒犯，更被看作是犯罪。鞭笞是司空见惯的事。在哲蚌寺正殿旁边就设有一所牢房，管理牢房的“僧侣”说，凡俗的农奴们所熟悉的惨无人道的体罚，如砍断四肢等，也用来对付寺院里的奴隶僧侣。
西藏寺院的影响当然远及寺院围墙之外。例如哲蚌寺，它拥有一百八十五个大庄园和二百多块牧地，有二万人为寺院服劳役。共产党指出，迄一九五九年，农奴欠下哲蚌寺的实物债务总达十四万吨谷物，另外货币债务相当于今天的一千万人民币（约五百万美元）。
在共产党到西藏前，宗教决定了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强烈地影响着工作和生活、疾病和健康、痛苦和快乐。但是，在喇嘛的统治下，并没有坦途可通往圣境。本世纪初一个旅客曾这样描述：“祈祷并不是西藏穷人保卫自己的办法。只有在高僧批准后，人民才能挂起祭旗、转动念经轮。在付出费用之前，半支旗也不能竖起，半个轮也不能转动”。
现在，红旗取代了以前遍插山头、关隘的祭旗。刻着经文的祷告墙，现在改写上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西藏人民所喜爱的歌舞，不再由僧侣演出寺院的神话，而是由青年人跳出歌颂新生活的作品，例如女子采矿——这在以前是受到禁止的——和培育良种。
哲蚌寺在全盛期间曾居住了七千七百个僧侣。一九五九年达赖叛变时，还有五千六百人。敉平叛乱后，共产党果断地打破了西藏旧秩序的权力——神权和封建政权。现在哲蚌寺还留下了约三百人。其余的僧侣已大部分还俗。
那些仍然留居寺院的僧侣，则要自食其力了。哲蚌寺的土地尽是果园菜地。这些都是僧侣的农业成就。他们现在耕作十六亩地，一万二千株果树。这些僧侣尽是上了年纪的人。青年人不再做僧侣了。当维系旧社会的政权和神权一旦被打破后，旧社会的解体便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