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月三日以《在大选之前缔结日中条约——三木、河野会谈一致表示要促进缔约》为题报道：
参议院议长河野，二日访问三木首相，就日中关系、通常国会的前景等当前整个政局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恳谈。其间，河野议长特别强调必须加速缔结悬案中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河野议长表明，对于同中国进行的谈判，他将采取从旁协助的立场，并说：“首相今年计划历访东南亚各国，但是，如果不在确立这种日中关系之后进行，则是没有意义的”，从而敦促首相做出决断。
对此，据说，首相表示了他对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积极的，并说，“希望在大选之前一定实现条约的缔结”，从而表示他希望在通常国会正式审议这个问题之前找到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的线索。
首相的想法是把缔结日中条约作为大选的“重要项目”之一，而且联系到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九日访日，期待中国方面做出某种表示。特别是缔结条约谈判的焦点——“霸权问题”，日本方面去年通过宫泽外相和乔冠华外长在纽约举行的会谈，已详细地说明了“日本”对“霸权”的想法，但是，对此，中国方面保留了态度，对于这一点，看来首相也正在注视着。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一月三日报道：
自民党内大多数人认为，首相之所以决定把日中谈判作为外交方面最重要的课题，“其内心是因为面临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才把日中关系问题当作题目的”。首相在年初记者招待会上暗示在一九七六年度预算通过以后解散国会，也可以说，首相在解散国会以前解决日中问题是企图以此来突出自己的形象。
不过也存在着这样微妙的问题，就是如果首相只考虑到大选，过分急于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就将会使日苏关系恶化，破坏日、中、苏关系的平衡。在政府和自民党内也有人认为，“由于中国方面对三木政权的基础是否巩固尚有疑问，所以中国方面将在观察大选的结果及其以后的人事安排以后才会真正动作起来”，从而对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持悲观的看法。
一般认为，对于首相和外相来说，将根据同一月九日来日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举行的日苏外长会谈的结果，确定进行日中谈判的最后方针。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一月一日以《三木首相加紧使亚洲版的朗布依埃会议具体化》为题报道：
三木首相把一九七六年的外交课题置于亚洲外交方面，准备倡议由东南亚国家联盟五国和日本举行首脑会议。这个构想可以说是去年十二月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召开的“发达国家六国首脑会议”的亚洲版。据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已基本表示赞同。首相希望今年夏季以后在新加坡召开，就是想把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召开首脑会议相并列，作为今年亚洲外交的两大课题。
【本刊讯】日本《经济学人》周刊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期刊登小木曾功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朗布依埃以后的亚洲》，文章说：
在赫尔辛基全欧安全合作首脑会议（七月三十日到八月一日）之后，在巴黎郊区的朗布依埃城召开了主要国家首脑会议（十一月十五日到十七日）。
赫尔辛基会议，首先结束了第二次大战后在欧洲的冷战，其目标是巩固东西方之间的缓和。朗布依埃会议，是为了重新巩固西方的政治理想及其同盟，就如何重建千疮百孔的资本主义交换了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试图在东西方之间、西方先进国家之间、还有产油国和石油消费国之间这样一些国际政治、西方经济、南北之间“建立”新的“基础”，然后在亚洲集中力量摸索如何在印度支那战争以后的世界中生存下去。这就是明年伊始东南亚国家联盟首脑会议和西贡失陷前日本带头争取召开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的努力。亚洲的关心如今已把舞台从全世界的政治、经济为主题的会议季节转到自己的主题上来了。
【本刊讯】《台湾政论》月刊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号刊登署名邱垂亮写的一篇专论，摘要如下：
在一位好友的宴会上遇到了柳教授。柳教授北方人，出身富家，父亲曾当过银行经理。大陆沦陷前，他刚从北平一所国立大学毕业，政府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大概感觉到自己背景和毛泽东的共产革命水火不相容，因此追随政府避难台湾。十多年前，他前往美国留学，从一家很有名的大学获得博士，最近他应聘前来澳大利亚大学主持重要研究工作。
柳教授在台湾的十多年中，怀才不遇，对国民党的集权专政和台湾社会的种种畸形发展，因而有深深的不满。他敢说敢言，曾严厉批评过政府的种种不当措施。据说，政府当局曾对他采取过镇压手段。
在美国十多年中，他受到美国自由主义和左派思想的影响，开始对“祖国”的大陆有了新的评价和新的幻想。他参加了很多各色各样的“统战”活动，在“回归”“认同”的叫声中，他变成了毛泽东的忠实信徒，坚决主张支持“统一运动”。
在宴会中，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转变成一场相当激烈的辩论会。他有几个论点，颇值回味深思，特节录如下：
他认为“祖国”已经强大，成为世界第三强国。从国际政治和军事武力的角度看来，他的看法实属事实，不须否认。
他又认为，中国大陆的人民现在生活在一个和革命解放以前完全不同的康乐平等社会，再也没有以前百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和乞丐满街破烂畸形的社会型态，大陆人民现在普遍比以前生活得好。大陆社会普遍比以前平等，再也没有富商巨豪和剥削广大农民的大恶霸大地主，都是事实，没有否认的必要。
他又说：华侨和外宾到大陆访问，到达北平、上海或其他城市时，可以自由自在到处走动，不受限制。他的说法似是而非；第一，所有到大陆访问的客人一切行程都要事前安排；第二，访问大陆的华侨或外客，实在无法自由自在走得很远。柳教授的“自由走动”实在意义有限。
柳教授对台湾我国当局的严厉批评主要有两点：第一，他认为台湾是一个贫富最不均的社会。在那么一个繁荣的社会中，台湾有太多的人民生活在极端贫穷的环境中。而且因为它的基本资本主义的剥削经济制度，台湾的贫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一定没有缩小改善的可能。
第二，他认为国民党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权完全依赖少数的特权阶级和严酷的独裁统治，因此，非常不可能诚心诚意革新，创设一个真民主真自由的社会。蒋经国院长的种种改革都是形式化、表面化的政治魔术，完全缺乏可信性和实质性。如中央行政机构缺乏台籍同胞的参与，中央民意机构缺乏代表性，国民党各方面的控制太严厉、太专制，台湾没有思想言论自由等等，虽多属事实，柳教授却顽固地不肯承认，十多年来很多方面已经有了确实显著的改进。
他一再强调，解决上述两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绝不是有限的革新运动可以达成的。他相信台湾人民要想“当家做主”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在台湾本土人民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的独裁政权，第二是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奋斗争取早日和“祖国”和平统一。
柳教授是世界一流的人才，怀着一身沉痛的反共血泪，却不能理性地支持台湾国民党领导的政治制度，一位和中华民国有过几十年的生死关系，到头来都完全背弃这个源渊深长的祖国，而转向迫使他流浪天涯的共产“祖国”“认同”和“回归”。世界各个角落，不知有多少柳教授！
【本刊讯】蒋帮《中国时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刊登题为《台湾政论月刊社被处分停刊一年》的消息，全文如下：
台北市政府新闻处昨天通知《台湾政论》月刊社停止发行，自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至六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止，为期一年。
市政府新闻处认为《台湾政论》违反出版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乃依同法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三款，停止该刊发行一年。
出版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之情节是：“触犯或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或外患罪。”
市政府新闻处在通知中指出，该刊十二月一日发行的第五期，邱垂亮所撰文章涉及“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
【时事社东京一月四日电】题：莫斯科电台广播：日苏和平条约谈判需要时间
无线电通讯社消息：三日莫斯科对日广播谈到日苏和平条约谈判，这是连续发表的关于日苏关系问题的第二篇述评。这篇述评指出：“苏日和平条约由于众所周知的不是苏联方面的原因，也许需要一定的时间。”述评的要点如下：
一，目前（在日苏关系上）还存在的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和平条约。苏联是赞成缔结和平条约的。关于这个问题，一九七三年日本总理大臣访问莫斯科时以及一九七五年两国外长会谈中都交换过意见。众所周知，双方达成了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的协议。
二，当然在解决和平的调整问题时，应该考虑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产生的、现在仍存在着的现实性。
三，众所周知，日苏和平条约谈判由于和苏联方面没有关系的别的原因也许需要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会不会对扩大日苏关系造成障碍呢？一九七五年初苏联方面提出的缔结日苏两国间睦邻合作条约的建议可以成为两国间的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的一步。
四，最近，中国领导离间日苏关系，企图把日本拉进北京的反苏路线，对此我们不能不表示严重担心。中国领导的这种企图的最明显的表现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国要求把霸权条款写进条约。中国领导人并不隐讳写上这一条款的日中条约是把矛头对准苏联的。
五，不禁令人吃惊的是，在日本正在试图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找出某种妥协性的条文或措词来。这不是表达方法的问题，而是想把矛头指向苏联，破坏亚洲和平的北京的实际政策问题，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