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刊登东京国立博物馆学艺部部长藤田国雄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中国的考古学，继承传统的世界性成果，遍及全国的调查和发掘》，摘要如下：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从时代来说，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元。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有许多宝贵的发现。
遍及全国各地的成果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土文物展览”的名义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的慈宁宫展出，省市博物馆也举办了地区性展览。但是，其中最大的成果都于今年秋季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公开试展。
总之，都具有震惊世界的内容。
让我们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现的文物为主，从罕见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列举一下最显著的成果吧！
一、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大约在五十万年——一万年以前）的蓝田猿人，增加了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头盖骨等新资料，发现了山西丁村人。
二、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大约一万年——四千年以前）的新文化。就是早于山东龙山文化、大体上与仰韶文化和青莲岗文化相媲美的黄河下游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和位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的屈家岭文化的发现。
三、对殷代（公元前十六世纪——公元前一○二七年）的了解有了惊人的扩大。以前几乎只知道河南安阳小屯的殷代后期文化。通过对郑州及其他遗迹的调查，弄清了追溯到中期和前期的文化。对各个时期的文化所波及的范围有了相当的了解。
四、对西周（公元前一○二七年——公元前七七一年）和春秋（公元前七七○年——公元前四八一年）时代的考古调查过去近似空白状态。现在进行了相当多的切实的调查。在湖北省京山县、甘肃省白草坡、安徽省肥西县和西安附近的歧山贺家村发现了一批西周青铜器，京山县一处就达九十七件。
五、关于隋唐时代，在长安和洛阳两个古都附近以及中原地区，对数千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和调查，出土了大量的殉葬品。在西安地区的两千二百多座隋唐墓葬中，可以根据墓志判明年代的有二百余座，成为墓葬年代的标准。从这些隋唐贵族的坟墓中出土了表明厚葬之风的大量殉葬品。
但是，关于隋唐时代的最大收获是对隋唐帝国的东西两都——长安和洛阳、各地的唐代壁画墓、对研究唐代社会经济史有重要价值的洛阳政府粮仓含嘉仓遗迹、处于丝绸之路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的一百一十四座北朝至盛唐时期的墓葬的发掘和调查。
六、对东北、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进展，证明了同汉族的密切关系。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中国人对古老文物的强烈爱好和尊敬的心情，出自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的自豪。另外，中国最近考古学的迅速发展，其基础在于学术传统。金石学和考古学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宋代，到了清代，作为物证考古研究的一部分，取得了显著进步，研究领域也扩大了，从晚清到民国吸收了欧美的研究方法，野外调查也增加了，取得了惊人发展。
毛主席的“古为今用”这一适当的领导正是立足于这种历史基础之上的。以西安、洛阳、安阳、郑州、长沙、南京、广州和成都等地列为野外调查和发掘的重点，目前已遍及全国大部分省、区，其成果有待于发表。
【本刊讯】《台湾政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号刊登一篇题为《外省人的苦闷》的文章，摘要如下：
大陆人到台湾来的有多少？我们没有看到官方的统计，据《台政》创刊号康宁祥先生一篇文章中估计是三百万人。绝大多数是随政府而来的军、公、教、学生，其次是各级民意代表，再次是商农工等类行业。
如今，在台湾的外省人真正怀有“故国明月”之思的，恐怕要算四十八、五十八和六十八岁的这一代人，他们正身历国家兴亡而且富有浓郁的乡土旧情。
今天在台湾的外省人，不论是具有何种身份地位，或从事何种行业的中老年人，都有一种共同的想法——那就是未来的命运！
老实说，绝大多数的中老年外省人并不留恋台湾，无可奈何的是大陆暴政当权，“等是有家归不得”，只好苟全性命于台湾了。
今天在台湾的老年人，身历北伐、抗日、剿共三大战乱，其中有手掌兵符，号令三军的名将，也有政海沉浮纵横捭阖的不倒翁，更有学有专攻、蜚声国际的专家、学者，他们在大陆上已经功成名就，不少的人已经建立了或大或小的事业基础，但都随着国民党政权易手而付诸东流！如今，垂暮之年，午夜梦回，叫他们如何不怀恋过去？近二十年来，出版界风行的政海掌故、北洋史话、人物传记、回忆录之类文学产品，极一时之盛，蔚为大观，这种现象正是此种心理反映。台湾这个宝岛真是有幸；它容纳了大陆各个地方精英人物，并为后代子孙们留下了第一手史料；可是，他们只说过去，不谈现在——对现阶段时政不作任何评论，他们更不谈将来——因为“将来”已经不属于他们的世纪了。
再说中年的外省人，他们的确注重现实；但他们关切的不是时政，也不是世局；他们重视的是现实生活，重视子女成人以后的出路。这也难怪！因为他们一出生就遭遇战争，饱经离乱之苦。在台湾虽然过了二十多年的安定生活，究竟还是无根无业，何况台湾受地理条件的限制，人口密度，居世界之冠，谋求竞争实不容易！大陆上虽然天地广阔，不能等作归计，唯一出路只有向外移殖，觅寻一块广大的空间，好让他们后代子孙自由翱翔而后扎根。于是，他们趁有为之年，尽量聚积财富，作为移民资本，所以他们尽量不谈政治，对于时政不作任何批评，甚至于根本就不注意它！
以上所说的是属于中、上等阶层，在三百万的比例上，还是少数中的少数；占绝大多数的中、老年外省人，散居在台湾每一个角落，寄生在各种公私机关企业之中，等待退休！还有，再等而下之的外省人，他们孑然一身，不为任何人所注意，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显赫的经历，没有丰富的学识，当然也不会有足以维持晚景的财富。但是他们对国家与中、上层的人士一样，也经过了北伐、抗日、剿共三大战乱，他们听命于指挥官，号令进则进，号令退则退，辗转驰骋、流血流汗，较之知名之士，犹有过之。这一群大多数是以剩余的生命与劳力取换报酬，维持生活，一分一毫的所得，均取之于自己的劳力与血汗！
这一群大多数对于自己可以预见的未来，看得很清楚——并且已经看到很多，那就是人生的终站——死亡！
当一个人已经看到他自己的未来，他内心的苦闷与沉痛是可以想见的。那，他还要追求什么呢？
【本刊讯】香港《明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望神州》专栏里刊登一篇短文，文中谈到康宁祥和《台湾政论》月刊。文章说：
康宁祥，今年三十六岁，中兴大学行政系毕业，曾任台北市议员，三年前当选为立法委员。
他是政治野心甚大的台籍少壮分子。美国杂志曾说他是蒋经国之后台湾的领袖。其实，他在台湾缺乏政治基础，声望也不大。
康宁祥于今年八月创办《台湾政论》月刊，其发行人黄信介、总编辑张俊宏，均为台籍人士，前者为立法委员，后者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干事。
《台湾政论》的内容，主要是批评当政者的措施、作风。
在第一、二期刊出的文章，有一些是以冷静的态度，报道和分析社会的缺陷，这些文章有阅读的价值。
但是也有些文章，有浓厚地域观念，在“台湾”与“外省人”之间划分界限，立论不冷静，有煽动民众反国民党的味道。
《台湾政论》公开发行以来，台湾各方面的看法不一致，有人认为它是“新台独派”的刊物，有人则说它的存在“无伤大雅”。
【本刊讯】蒋帮《中国时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报道：
国大代表，抗日名将张发奎将军践履前诺，二十三日偕夫人由香港返国定居。
在张将军来说，他的回国是要坚定地表示他与祖国的心情一致，要参加反共的行列。
与他们夫妇同时回国的，还有一位六岁的外孙女。他准备把在美国的孙儿们接回台北。
今年四月七日，张将军于政府迁台后，第二次回到国内，为蒋公奔丧。
张将军带回了一句话，他“一定要回国定居，永远与国人共同为遵行蒋公遗训而努力。”
【法新社北京一月二日电】中国领导人对于福特总统不同意他们关于缓和的观点毫不沮丧，仍在希望说服华盛顿，使其相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再次指责了美国人对缓和的态度。他是在同美国女议员代表团一行十二人进行的两个半小时的会晤中这样做的。
女议员帕齐·明克说，在会晤中缓和是主要的话题。她说，邓先生表达了中国领导方面的“看法，认为缓和一定失败，美国把缓和当作目的来追求是天真的”，因为缓和的目标——譬如裁军——一个也没有达到。
明克夫人说：“中国人担心我们不警惕苏联扩军以及苏联扩军对世界和平意味着什么。”
明克夫人说，女议员们星期三会见外交部长乔冠华时，缓和问题也是讨论的主题。
中国不断地谴责东西方缓和政策，福特先生上月在这里同毛主席和邓先生会谈时，这是有争议的主要问题。
过去几天，中国几次警告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并且指出苏联是世界上的主要的战争策源地。
这些女议员将于星期日离开这里去四川省会成都，很久没有一个西方代表团参观该市了。
以玛格丽特·赫克勒夫人为首的这些女议员，将于下星期五从上海飞返美国。
今天，李素文女士设午宴招待她们。随后，她们参观了一所“五·七”干校。
明天，这些女议员将参观民族学院，然后将参观北京的紫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