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6日参考消息 第1版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十二月三日刊登该报香港分社记者爱德华·吴的一篇评论,题为《中国修改五年经济计划,优先发展农业》,摘要如下:
    毛主席逝世后的华国锋主席的政府将首先在农业方面修改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农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也是共产党新主席可称内行的领域。
    新领导粉碎反对派“反党四人帮”八个星期以来作出的最重要的经济决定就是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目的是调整一九七六——八○年农业指标。第二次会议原来是要在一九八○年开的。
    广东省委最近发出的一项通知明确提到不久的将来要召开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号召全省加速农业建设和农业生产以迎接全国会议后马上召开的省农业会议。
    作为会议的前奏,官方的新华社昨天报道,北部的山东省今年的粮食产量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以上。
    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援引外交人士的话说,陈永贵副总理认为,现在必须再召开一次全国农业会议,因为上一次会议遭到江青“四人帮”的破坏。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共产党一九四九年掌权以来召集的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是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华北的大寨举行的。当时任副总理的华先生起了重要作用,做了总结报告,此后这个报告就成了正式的农业发展纲领。
    大寨大队通过政治教育、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成了全国的农业标兵。它取得的进步使已故毛主席于一九六四年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著名号召。
    从此,大寨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每月都有成千上万其它省的取经者和数以百计的好奇的外国访问者去参观。
    北京和各省的官方宣传工具都以大量生动的消息,报道已垮台的“四人帮”怎样破坏一九七五年全国会议和会上制订的计划。
    正如华先生在去年的全国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农业现代化将更有效地推进和保证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这是要在本世纪末之前实现的宏伟蓝图。
    据官方的材料和参观了一些公社的外国访问者说,在十月份“四人帮”垮台前,今后五年每年建成一百个大寨县以及到一九八○年时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全国性运动,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在有些省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
    华先生现在受到人们称颂在五十年代的土改、农业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中,在六十年代初的大规模水利建设中,在湖南省是忠实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人们普遍认为他最内行的是农业,受到过已故毛主席的表扬。
    他在大寨做的报告中政治和经济都谈到了,但始终承认政治是经济的推动力。
    华先生在报告中说,大寨的基本经验“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法新社北京十二月二日电】(记者:比昂尼克)全国农业会议——这是中国第二次这样的会议——正在筹划阶段,也许是作为最近清洗激进派领导人的一个后继行动。
    《人民日报》今天说,“以实际行动迎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句话是在一篇关于在山东省举行的一次地区性农业会议的报道中提出的。
    第一次全国农业会议是一九七五年九月到十月举行的,开了一个月。
    华国锋(当时是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化的报告。他的报告强调必须加速现代化和增产,特别是通过全面机械化。


    【时事社东京十二月三日电】香港三日电:在历时两天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吴德副委员长作了报告。报告把过去通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表明的华国锋体制和粉碎“四人帮”的庆祝活动,第一次提高到了国家一级的机关。可以认为,这在另一方面暗示出,正在稳步而顺利地巩固华国锋新体制的基础。
    此外,中国人士指出,应该重视非党员宋庆龄主持了这次会议。可以说,华国锋新体制和粉碎“四人帮”,是得到超越党员、非党员范围的全国广大范围的支持。
    【南通社北京十二月三日电】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昨晚结束了它的会议,通过了一些负责官员的任免决议。
    中国的新外长是曾经担任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黄华。迄今为止担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在李先念副总理作了说明后被免去职务。
    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新的副委员长。
    在北京的观察家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会议预示议会和其它机构的工作将恢复。八十多个常委在这个高级代表机构三天的辩论中发了言。人们认为这是说明中国政治情绪的重要指示器。会上一致欢呼华国锋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并谴责“反革命四人帮”的活动。
    【共同社北京十二月三日电】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除了让邓颖超担任副委员长外,还让过去一直由周恩来总理担任主席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常务委员列席了会议,这些可以说同四人帮阴险的政治态度形成了对照,华国锋体制想要尽可能地把广大的人民团结起来。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二月三日刊登哈希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勃列日涅夫的橄榄枝在人们心中引起了一些问题》,摘要如下:
    苏联的勃列日涅夫近来特别起劲地向中国的新的最高领导人和美国的即将上台的新的最高领导人做工作,使他们相信他希望同他们和平相处。
    他已派苏联外交部的高级中国问题专家伊利切夫回北京继续就中苏边界争端进行会谈,并在十一月三十日向美国当选总统卡特发出呼吁,要求他“结束华盛顿在将近一年以前在这个问题(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上造成的僵局”。
    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就从莫斯科朝着两个方向伸出了橄榄枝,伸向世界上另外两个最重要的国家的领袖。这件事肯定证明,勃列日涅夫先生希望华国锋主席和当选总统卡特把他看作友好的、爱好和平的人。
    但是华先生和卡特先生都有理由对克里姆林宫的这种友好的表示产生一点怀疑。苏联仍然有大批军队部署在亚洲腹地中国边境一带,其中一部分人驻在离北京不到四百英里的地方,这样的距离用短程导弹是很容易打到的。另外还有一支更大的苏联军队部署在波兰、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是针对西欧的。这支军队拥有的作战坦克多达一万九千辆。
    这两支军队在威力和数量上都超过同他们对峙的军队。只要勃列日涅夫先生继续部署如此大量的军队,他就无法完全说服华先生,也无法完全说服卡特先生。这两支苏联军队都有能力发动攻势。
    如果莫斯科的意图果真象勃列日涅夫先生的言词要外界相信的那样和平的话,为什么要集结这样的军事力量呢?为什么勃列日涅夫先生要使如此大量的进攻性部队作好待命作战的准备呢?
    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答案、甚至全部答案是这样的:
    不错,勃列日涅夫先生在中亚的军事地位是强有力的。不错,勃列日涅夫能够用来对付北约组织的军队的坦克也比较多。但是勃列日涅夫先生也有许多问题。他可能迫切需要缓和在某个方面受到的压力。
    他在谋求同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改善关系以后刚刚从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回来。在南斯拉夫,他不得不保证他不会在铁托元帅离开舞台以后利用在那里出现的任何麻烦。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人在庆祝他的访问时同美国人签订了一个新贸易协定。
    对勃列日涅夫先生来说,波兰、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忠诚和稳定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他的重要军事据点。那一万九千辆坦克就是在那里待命的。如果这三国政府控制不了人民,他的军事基础就要削弱。他甚至可能不得不把他的一些前沿军队撤到苏联境内以保护自己。
    他对捷克斯洛伐克不担心,但对东德有一定的理由感到担心,对波兰很有理由感到担心。东德人动荡得很厉害。敢于申请出境签证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新教徒越来越明确地反对政府及其高压的制度。在波兰,天主教的主教们也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明确地表示态度。在国内,勃列日涅夫先生也有麻烦。那一万九千辆坦克对他的经济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的军事力量是引人注目的,但是这支军事力量削弱了他为苏联人民和仆从国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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