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十月二十二日刊登伊利莎白·庞德发自莫斯科的一篇专稿，题为《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下台后谁将控制克里姆林宫》，摘要如下：
目前已上了年纪的苏联领导人将在几年内把大权交给新的一代。用一位美国外交官的话说，最可能继任的候选人“看起来同他们即将接替的那些家伙一模一样，只是年轻一点”。但是，他们想维护他们借以往上爬的官僚制度，这可能还需要略微放松一下党和国家对公民生活的控制。
再过二、三年，苏联将进入一个新时代。目前身居最高地位的年迈的人，将把领导职务交给有待出现的接班
了稳定、为了避免打乱政治平衡而空缺着的一些高级职位将会得到填补。全国和地方的领导人将有大更动。
这些新领导人将把苏联带往何处去？他们是否会让要求改革的越来越大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压力迫使苏联制度接受更多的自发性和新思想？他们是否会抵制和软化这种压力，不让苏联刻板的受指挥的经济和受指挥的社会受到影响。
现在看来，一个可能的答复是，新领导人将容许有适度的放松，但不会容许任何影响深远的变革。他们的经历可能使他们抱有同共产党首脑勃列日涅夫一代人不同的观点。
从西方的标准来说，新领导人的成长经历将非常不同于目前那些七、八十岁的领导人的成长经历。后者在那么长的一个时期里一直是一成不变的。
同他们的前任相比，政界、经济界和文化界的未来领导人在三十年代斯大林时期也只有十几岁，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新兵。过去的创伤或斯大林方式对他们印象不深。他们将认为正常生活是理所当然的。
同时，这些新领导人在这个保守社会中将仍然小心地注意人们对正统是否忠诚，而正是这种忠诚使他们爬到了高位。他们想维护官僚制度的能力，使这种制度永远存在下去。
分析家们认为，相对有条不紊的接班会使得他们更加小心翼翼，预料未来的过渡不会是一种给国家带来创伤的过渡。这在苏联历史上将是第一次。迄今，勃列日涅夫已使高级领导层习惯于通过一致意见管理国事。
的确，塑造新领导人的党的官僚机构的性质会妨碍这种意志的产生。“机关权势分子”是极端的正统派；在苏联，革新者是回避政治生涯的。党的官僚分子的参考书目绝大部分是政治性的，不是社会性的甚至也不是经济性的。
因此，对国内事务，人们料想，为争夺接班权而初步进行的斗争，会使持不同政见者和文化受到比现政策所实行的更为严格的限制。争夺党最高级职位的各个劲敌采取强硬路线，要比采取温和路线更能具有吸引他们的同事的号召力，从而有可能获得多得多的好处。
西方外交官承认然而不理会这一可能性，政治上的这种僵硬死板可能无法适应社会和态度的变化，从而将触发某种爆炸。
【法新社日内瓦十一月一日电】据今天正式公布，美国同苏联在这里签署了两项关于如何实施它们的双边核裁军条约的协议。
这两项协议是由苏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附属机构“常设磋商委员会”谈判的。
签署的文件之一是一项“议定书”，以便实施一九七一年关于缩小核战危险的步骤的协议。观察家们没有获得关于协议内容的正式材料，但是他们认为，它规定以卫星进行的联系来代替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海底“热电话”线。
其他一个文件涉及代替、拆除或销毁防御性反导弹系统并就这些活动提出通知。
美苏在一九七二年同意使它们自己限于二个反弹道导弹设施。在一九七四年，双方同意销毁这些系统之一。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十月二十九日刊载一篇文章，题目是《在俄国人吃乌鸦的时候，东欧人大吃北京鸭》，摘要如下：
毛泽东逝世已经一个多月了，职业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们仍在寻找中苏和解的初步迹象。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任何表明这种团结进程的迹象。实际上，自从这位“伟大的舵手”逝世以来莫斯科和北京公开发表的少数谈话象以往一样地好斗。
对美国制订政策的人来说，这种局面并不是不受欢迎的。俄国人热心于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搞缓和，部分是由于他们希望避免在他们的东西边界同时形成敌对状态。因此，只要中国对苏联保持对立状态，俄国人就不大可能在欧洲采取侵略性的主动行动。
与此同时，中苏不和也受到东欧共产党国家政府的欢迎。的确，莫斯科和北京对抗的结果是，中国人进一步渗入东欧和那里各个国家的党进一步独立。今天，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正在蓬勃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几乎经常地想从北京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启发，就象他们想从莫斯科那里获得启发一样。
例如，在匈牙利，对研究中国问题几乎是象疯了一般地感兴趣。去中国访问的匈牙利人受到贵宾的待遇。更重要的是，驻在布达佩斯的中国官员都能讲流利的匈牙利语；相反的，匈苏之间的一切官方事务都是用俄语进行的，这就触犯了匈牙利的民族自尊心。
这种象征性的表示轻蔑的做法，在整个东欧大伤人心，在那里，人们对于硬搞苏维埃化记忆犹新。
由于中国的外交几乎经常是非常圆滑和机敏，它深得人心，而俄国人往往坚持看来是拙劣和专横的政策，因此相形之下，处于不利地位。
所以东欧各国共产党发现中国新的领导人不想结束它同莫斯科的长期分裂是比较高兴的，这也不足为奇。
只要苏联和中国继续在意识形态方面对阵，东欧人将在这两者之间找到相当多的活动余地。
【本刊讯】瑞士《新苏黎世报》十月二十五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为《波兰处于一种潜伏的危机之中》，副题为《盖莱克为拯救其政权而斗争》，摘要如下：
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和十月二十一日不流血的政权更迭二十周年之际，盖莱克的共产党政权处于最严重时期。党和政府体制的内部危机自工人六月罢工以来，已转变为潜在危机，眼下在波兰，甚至在国外没有一个人能预言，这种严重情况将发展到何种地步。盖莱克绝望地想挽回对自己的信任和声望的进一步消失的局面，但是这位党的首脑在这次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却不断的失败。
毫无成效的呼吁迄今所有向国民的呼吁——即要求支持政府，并制止威信的下降——都因顽强的抵抗或沉默的无所谓态度而失败了。在上层和人民之间有一堵看不见的墙，盖莱克及其一伙一再向这堵墙冲撞，每次都碰得头破血流，不得不偃旗息鼓。党的高级人物和包括工会、行政部门和警察都不能用它们所拥有的手段来从精神和物质上影响群众，以便使局势变得有利于他们自己。
波兰的这次危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深刻广泛。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年不同，这次危机涉及到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各阶层都明显可见。与以前的形势相比，目前这种危机的形势有两种新的现象：与五十年代消除斯大林化和一九七○年九月哥穆尔卡政权破产的情况不同，这次不再有在人事和在本体制内部方面的替代办法，正如反对派所要求的，除了按照波兰的“历史性妥协”的精神，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和社会整个方案之外毫无其它办法。新的反对派在波兰又出现了一个广泛的反对派，这是构成维斯瓦河畔目前这种形势的第二个新的因素。这种广泛的，遍及到全国的反对派由天主教教会，个人自尊自夸主义的天主教徒，新马克思主义者，前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保守组织，知识分子，大学生，工人和农民组成，这在波兰的历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恐怕只能提纲挈领地提一下。可能是从以前的危机中吸取的教训，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赫尔辛基会议决议，巴尔干国家的民族共产主义和西欧的欧洲共产主义，估计还有由于联邦共和国承认波兰西部边界而使所谓“德国危险”的消失以及莫斯科与中国的冲突等促进了这种局面的形成。但两个内部因素有着重大的意义，这就是：波兰民族的成熟和盖莱克政权不能及时和以适当的方式来对付这种局面。借助外交政策在自己缺乏援助的情况下，处于极端困难境地的盖莱克产生了这种想法，即从外交政策方面来加强他的威望，也就是说靠被波兰部分人认为是东、西方联盟中的两个“局外人”——齐奥塞斯库和德斯坦。两个星期前，他对罗马尼亚党和国家的首脑进行了他上台以来的第一次访问，估计波兰民族要对此付出相应的代价。他也趁此机会对罗马尼亚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入侵后接纳了波兰流亡者。当然他没有提及当时苏联对造成波兰悲剧所应承担的责任。盖莱克虽然也签署一系列的经济合作条约，但是并没有因此带来所希望的那种明显能减轻内政困难的结果。
后来，盖莱克又同德斯坦举行了会晤。会晤是同在喀尔巴阡山的守猎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嘴尖舌利的人说，盖莱克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引诱这位酷爱打猎的德斯坦来访问波兰。但是，就是法国这位著名的国宾来访，也没有能缓和一下波兰各条内政阵线之间的对立。反对派把法国总统的访问看成是盖莱克玩弄的恶劣的手段，并谴责德斯坦，说他面对着波兰的冲突无动于衷。此外，他的波兰之行还在波兰共产党人和法国共产党人之间引起一场新的斗争。神经质的迹象当波兰的卫星国地位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福特和卡特——之间辩论的题目时，盖莱克的困难处境就更加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当然华沙政权要想在这个问题上不因为某种失言而招致损失的话，那么它对此当然就不可能谈什么看法。因此它宁可在报纸上对这件事绝对保持缄默。但是，欧洲自由电台广播的关于卡特和福特之间就“东欧问题的争论”在波兰成了话题，说华沙政府只能扮演一个沉默的观察家的角色，那么这样一来它就要进一步大失其尊严。
鉴于受到这一系列的挫折，盖莱克明显有些神经质。一个星期前他在卡托维兹的矿工代表大会上气势汹汹，情绪反常。他谈到了波兰国内外敌人的阴谋勾结，谈到了那些所谓要维护他的国家独立的虚伪的辩护士，赞扬了波兰同苏联的友谊以及勃列日涅夫个人的丰功伟绩。然而他这样做什么都没有捞到，反使他的政权更加陷入了国内的对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