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港前发表书面谈话说“由于台湾当局无理阻挠，至今不能回去”“我们坚信终有一天能同亲人团聚”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九月二日报道：
获释来港等待回台人员张海商、杨南村和赵一雪三人，今日上午乘火车离港。
三人在火车上均继续答复记者的询问。张海商说：“我们都是七十多岁老人，身体又有病，实在等不下去。香港和大陆没有阻隔，如果台湾一有消息，我们便马上回来。”
张海商说，他在台湾有妻及两儿两女。在港四个多月来不断与台的亲人音讯往还，仅收到大女儿的信便有三十四封，而且经常与妻及女儿通长途电话。
他说：“昨晚女儿打长途电话来，知道老伴病倒，不能打长途电话，吩咐老伴不用再打电话，但老伴今早又打电话来，老伴在电话中说‘返大陆后要保重身体，希望日后能来台见面’。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张海商说，他们返回大陆后有公费治病，他有肠胃炎，杨南村有关节炎及有过肺病。
张海商表示，不习惯香港的生活，觉得拖下去会把身体拖垮。认为返回大陆会增强身体健康，可多活几年。
赵一雪在台湾有八十几岁的养父。
赵一雪说，养父曾千方百计希望他回台见面，经多次奔走，跌伤了手，到现在尚未复原。赵一雪认为台湾与香港仅一水之隔，都不获见面，感到痛苦难受。
【本刊讯】香港九月二日消息：特赦释放人员张海商等三人，九月二日离港返回内地前，在香港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由张海商宣读了一项书面谈话，全文如下：
各位记者先生：我们赵一雪、杨南村和张海商三人今天暂时离开香港回内地，趁着这个记者招待会，再次对各位光临和一贯给我们的同情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是根据毛主席对特赦释放人员关于“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的政策来到香港转回台湾的。到现在已经一百四十天了，由于台湾当局无理阻挠，至今不能回去。我们回台湾的唯一目的，是同家人团聚，在我们抵港之前，台湾中央通讯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曾恩波曾表示欢迎我们回去，我们三人也曾按照台湾当局的要求，到谢伯昌先生那里办了一切入台手续，本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的，等看出了张铁石先生惨死在富都之后，台湾方面又表示将尽快批准我们回台，然而至今音信杳然。我们又曾多次提出如果不能让我们回去的话，就让我们亲人来港见见面，也不能如愿，真是有家归不得，有亲会不了。
我们三人过去都是为国民党卖过命的，在台亲人不断来信和长途电话，迫切希望我们回台团聚，而台湾当局，始终不让我们回台，我们非常不理解，非常不满。
我们都是古稀老人，体弱多病，在港人地生疏，生活不惯，实难空等，现在只有暂时回内地去，治病疗养等候消息。我们仍极盼望有机会回台与亲人团聚，仍极盼望亲人能出来与我们相会。我们坚信终有一天能同亲人团聚的。
我们到港以来，承蒙香港各界和中外舆论给我们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再次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再会吧记者先生。
再会吧！香港同胞。
张海商
杨南村
赵一雪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
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近举行了两个出土文物展览会，参观中国展览会的人比看苏联展览会的人多五倍
【本刊讯】吉隆坡《中国报》八月二十八日刊登梁厚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两个展览会》，摘要如下：
（三藩市八月二十日讯）相当巧合的，最近有两个出土文物展览会在美国的加州举行，一个是苏联的，一个是中国大陆的。
记者对考古本来是外行，所以对展览会的内容，无法置喙，但记者自觉有独到的地方，那就是：花在展览会场外来观察轮看的观众的时间，还比之花在展览会场内的时间为多，向观众们打听看后的意见，还比之对那些古物逐件研究的时间为多。
作为一个「门外汉」，首先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看中国出土文物的美国人，比之看苏联出土文物的人，刚好多上五倍。以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而论，看中国展览的，是二万三千人，看苏联展览的，仅是四千人。再就展览主持人所公布的数字而论，中国展览会开幕以后，六个星期内，吸引到的观众五十七万五千人，而苏联展览会开幕后四个星期内吸引到的观众仅是十六万人。
我们要注意，考古学家本身，系从人类往日的遗物，来研究人类进化的历史。如果观众内边有考古学者，其数量必然大致相等，但盈千累万的观众，不可能都是考古学者，其数量的多少，当然决定于民族的感情。
当然，如果要从观众的数量上来看问题，有一些数字是要剔除的。中国人在美国西部的，为数很多，但苏联人在美国西部的，寥寥可数。观众中城然有中国人或华裔人，但中国人或华裔人在全部观众中所占的百分比，不到百分之五。剔去百分之五的数字，其余都是美国人，当无疑问，美国人看中国出土文物的，依然比看苏联出土文物的，多出四至五倍。
一位看过两个展览会从未念过考古学的人寿保险经纪说：我不否认中国是真正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有灵巧的双手，有明敏的脑袋，不论是被逼还是主动，都能创造出先人一着的文化来。一位祖籍法国的美国人说：我看到了一些很精巧的古物，看到说明上边Ｂ·Ｃ·（耶稣降生前）两个字母，就把我吓坏了。一位以反共著名的电台评论家，看到隋唐两代的精巧的古物，赞不绝口，他的朋友在旁提起他的政治立场，有意捉狭，他马上答道：「当年做这一个金碗的人，绝对不是共产党哩。」
总的一句话，在场外来看展览会，实际不无好处，好处是看出中美两个民族的感情来。
问：蒋经国先生的民族情感怎么样？
答：谈到民簇情感，他当时还是有的。他的母亲毛夫人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我曾经带着宣传大队到了他的家乡溪口去过一趟，就住在他的家里，悼念了毛氏。后来他还为他母亲开了追悼会，最初怕宋美龄不高兴，所以不敢公开举行，后来大概是取得宋美龄的谅解，在赣州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但是有一件事情，直到现在仍然令人费解，当年，我们以为赣州一定会遭到日本的轰炸，但是却没有。
问：您可不可以想象，蒋经国先生对您的印象怎么样？
答：我觉得，最低限度，他这点应该知道我：蔡某人不是奴才型，我不盲目附和人家。包括我对他也是一样。比如说当年我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全部啃完。这事情蒋先生是知道的。我不是没有头脑、没有思想的人。在赣南，就有人送给我一个外号，叫做“小钢炮”，言下之意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一九四五年，为了宣传蒋先生在上海“打老虎”的功绩，我专为蒋先生写了一本书，书名叫《蒋经国在上海》。我写这本书虽然是受国民党中宣部委托的，但也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对蒋经国先生比较了解，热忱支持，他也表示满意。
问：外界有些人推测，蒋经国先生是长期留苏的，他可能不会跟大陆和谈，而终于会靠拢苏联，依靠苏联力量继续同中共敌对，你想有这种可能吗？
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不可以代替蒋经国先生发言，况且对他这二十多年来的情况，也很不了解。但是我自己有个看法，就是如果他跟苏联走，绝对没有什么出路。照我想，如果蒋经国先生懂得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话，他不会这么干。蒋经国先生是跟苏联打过交道的。一九四五年冬他以外交特派员的身份到东北去同苏联搞外交关系。当时，为了表示友善，宋美龄也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去了，以第一夫人去慰劳在东北的苏军，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蒋经国先生这次办外交，得到好处吗？如果他善于总结经验，吸收失败的教训，他不会跟苏联跑的。但是，从苏联的角度来说，苏联倒是很想利用这种关系，向台湾插手的。不过，苏联要是公开出面拉拢台湾，那就赤裸裸地暴露了苏联的面目，这对苏联本身又是很不利的。其结果只会促使中国人进一步觉醒起来完成祖国的统一。我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来说，我们决不俯仰由人，中国的内部事务，决不容许外国人来指手划脚。
问：最后我们想问的问题是，蔡先生对今后生活有什么打算？您还准备在这儿等下去吗？对这三个多月来发生的事情，您有什么感想？从蒋经国先生对于你们回台的处理，您觉得跟您过去对他的认识有什么不同？
答：对于回台湾的事，我现在还在等待观望。我也许再等上一年吧。当然，如果台湾方面声明不要我去看朋友们了，那我也就要采取其他步骤了。对于这三个多月来的经历，我的感想是很多的。将来有机会再谈。至于谈到蒋经国先生，我想我还是从哲学思想方面来谈谈吧。我觉得最能概括蒋介石先生的哲学思想的，就是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在重庆中央干校时期，蒋经国先生发挥他父亲的这种哲学思想，在一次学生入学训话中，一连讲了两个晚上。在这一连两晚的指导性训话中，蒋经国先生所讲的是三句话，就是：
“变中求其一；
动中求其定；
难中求其成。”
他把这短短的三句话连讲了两个晚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到了第三天晚上，他作结论了，结论可以说是一种文字游戏，就是把上面三句话的每句第一个字摘下来，又把每句的最后一个字摘下来，于是变成了：
“变动难，一定成。”
换句话说，变动是难的，只要不变，那就一定会成功。那时候，我也相信他这种哲学思想。我曾为他整理这篇讲稿，我又重复向干校学生讲授。近读蒋先生的《风雨中的宁静》，他明白写道：“以不变而处变的沉着态度来掌握一切命运，必然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然而，事物总是在变化的。以“不变”的态度去看待事物和处理万变的情况，是行不通的，也必然要落伍的。这只不过是固执主观幻想而已。
我就且以自己哼七言四句作为我谈话的结束吧。
四句七言题目是《寄语青年时期的好友经国先生》：
月明清夜深思量，
通今达变除旧章。
安得青史着一笔：
终是华胄好儿郎。
（更正：本文转自《七十年代》九月号，不是八月号）（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