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时代》周刊七月二十一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苏联：一个实实在在的保守的社会》，摘要如下：（原编者按：《时代》周刊记者约翰肖任莫斯科分社社长时在苏联住了三年，他几乎看到了缓和的整个时代。他在离任离开苏联首都之前不久打电报总结了七十年代苏联的情况如下）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快要结束时（预料他明年退休），克里姆林宫的前景很少象现在看来这么有希望。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十一年中，莫斯科在核方面、从而在政治方面达到了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步。在东欧维持政治和经济的控制，同时扩展在西欧的贸易和影响。诚然，同中国的争论仍然是时刻感到忧虑的事情，因此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必须经受这种争论。忽隐忽现的形象。从经济上来看，勃列日涅夫时代在加强国家实力方面取得了稳步的进展。在为消费者提供方便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虽然食品、服装、用具和餐具的品种和质量，以西方的标准看，还是原始的。
不断增长的国民财富大部分都由苏联的达官贵人享受了。列宁格勒的一位社会学家指出，“馅饼越多，叮馅饼的肥大苍蝇也越多。”在树木茏葱的莫斯科郊外，彼得罗沃—达利涅耶的赫鲁晓夫旧别墅周围的白桦成荫的庭园被分割成块块，以用于为中层官宦修建一排排小别墅，这些小别墅看上去象专为有汽车的游客开设的旅馆的小房间。专为上层人物服务的商店系统不断扩大，里面备有西方货和当地的鱼子酱。
苏联上层人物的仪表在改变，至少是发生了看得见的变化。柯西金总理系上了条纹领带；波德戈尔内主席有时穿着图案衬衫；电视广播员穿的是大翻领格子运动衫；运动员和共青团员可以留长发和穿双色鞋。对西方方式的这种容忍表现在服装的做工非常讲究上。两个别派。在摆脱了斯大林和希特勒之后又经过了一代人，今天的苏联领导人也许能看到他们国家前途的轮廓。但是，这一代领导人，或许下一代领导人，会不会在苏联这个警察国家实行社会民主，还远不能肯定。他们都是些卑鄙无耻的、庸俗的权力掮客，是从经济统计数字和共产党控制的角度来衡量他们的世界的。没有迹象表明，党内官僚同工业和科学界的专家治国论者之间发生人们常常预料的那种冲突。虽然党组织系统的边缘已腐烂
——正如地方上的政治丑闻所暴露的那样——但它仍然死死地垄断着权力。
在日常生活中，一个苏联公民干任何事，譬如调工作，换房，直到租一间旅馆房间，都需要获得书面的许可证。工业和农业受到同样的抑制。专业的中间人和钻营者长于缩短报表工作，而使人们可以很快获得任何东西的供应，从钢铁直到牛排等各种物资。这种人在这个吱吱嘎嘎作响的结构的裂缝中通过非法途径发财致富。但是对大多数苏联公民来说，在受到控制后造成的令人麻木和沮丧并象迷宫似的局面中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大多数人只是在抱着冷淡的态度，或常常抱着自卑感混日子。
对苏联老百姓来说，在国内，也有相当于坦克隆隆驶过布拉格这种事情的事件发生，例如，警察袭击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住宅，推土机捣毁一个非官方画展以及新的一批政治犯被关进赫鲁晓夫实际上已放空了的集中营。
苏联是一个道地的非常保守的社会，它对工业增长的好处深信不疑。短缺的东西如此之多，赶紧要做的工作如此之多，因此如果鼓吹工业不再增长，那就会是异端。自由通常被认为是指摆脱匮乏，当局是从经济权利和共产党的义务的角度来看民主的。西方强调个性被认为是缺点，西方渴望言论自由被认为是幻想。
如今，在革命五十多年后的现在，是党称之为“苏维埃新人”的时代。布尔什维克人几乎都认不出这个新人了。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八月二十一日刊登维克托·佐尔扎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将军们对政治家们》，摘要如下：
苏联总参谋部正在要求克里姆林宫让它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理由是这些问题太重要了，不能只听任政治家们去处理。苏联报刊上的一些迹象表明，正当勃列日涅夫准备访问华盛顿去签署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时候，他已被置于守势地位。
总参谋长维克托·库利科夫大将在给一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却影响不小的军事历史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军方的要求。这篇文章表面上是谈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却从上次大战吸取了一些“现代的”教训，并且谈到这些教训与“未来战争”的关系，就这两个方面作出了一些意义深远的结论。
库利科夫的主要论点是说，总参谋部的重要性正在增长，而且，“考虑到新的武装斗争手段，这一点在现代条件下就表现得更加突出”。从上下文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总参谋部的作用，是与政治领导的作用相对而言的。
他争辩说，战略领导的作用增长，是由于政治事态发展的空前未有的速度，他警告政治家们不要忽视军方的忠告。
去年，库利科夫在《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说核武器提高了总参谋部的作用，但是在那一次，他特意向政治领导的至高无上地位表示了敬意。从他的第二篇文章来看，原先的那次致敬可以看作是旨在让政治家们放心的应酬话，而军方在当时则是忙于设计以什么方式维护他们的新的作用。
这显然就是要采取一种统帅部结构的形式，它将使军方不仅起军事上的作用，而且还要起一种新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作用——而且他们现在就要求这样做。库利科夫坚持说，在和平时期就要“十分详细”地建立起“一个新的战略领导体制”，因为，他争辩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一旦战争爆发后再这样做就太晚了。
今年的（美苏）最高级会议，最初是订于今年春季，后来推迟到夏初，然后再推迟到九月
——然而下个月能否举行，现在还值得怀疑。
【塔斯社莫斯科九月一日电】苏联对外贸易部长尼古拉·帕托利切夫今天在莫斯科国际贸易中心奠基仪式上讲了话。他说，该中心是发展世界贸易和科技合作的有效工具。
这项建设工程要在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协助下进行。因此，参加今天奠基仪式的，还有美国驻苏联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和西方石油公司代表达科比。
尼古拉·帕托利切夫指出，一九七五年，苏联对外贸易额接近五百亿卢布。在莫斯科驻有一百二十个外国贸易公司、工业公司和银行的代表机构。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外国企业家和专家访问莫斯科。
【本刊讯】西班牙《经济现状》杂志最新一期发表一篇文章，主题是《这就是继承人》，副题是《关于胡安·卡洛斯王子的三个问题》，摘要如下：他是什么人胡安·卡洛斯·德博尔冯王子是巴塞罗那伯爵唐胡安的儿子。他在一九五五年五月进萨拉戈萨军事科学院学习。毕业后，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又入蓬特维德拉海军军校实习。学习期间，他两次出海访问一些美洲国家。一九五八年九月，即获得海军少尉军衔之后，他又进桑哈维尔航空研究院学习，第二年，即他满二十岁时又获空军中尉军衔。胡安·卡洛斯在三个军校学习是唐胡安和佛朗哥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共同决定的。一九六○年三月，唐胡安和佛朗哥在芬卡举行了第三次会谈，决定卡洛斯王子继续在马德里大学学习，在那里攻读西班牙历史、西班牙文学、哲学、法律、经济、政治、国际法、财政、国家行政管理、科学和工业学，并专门由一个教师委员会负责教授上述学科。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他同巴勃罗国王的女儿唐娜索菲娅结婚。
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胡安·卡洛斯亲自了解和实践西班牙的行政管理：一九六三年在公共工程部；一九六四年在农业部；一九六五年在工业部；一九六六年在财政部；一九六七年在司法部；一九六八年在内政部和贸易部。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胡安·卡洛斯在一次国会全体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家元首佛朗哥的继承人。最近六年中，胡安·卡洛斯以国家第二号人物的身份正式视察了西班牙各地，并且以自己的名义或代表国家元首主持了数次军事和民事活动。他还代表西班牙正式访问了一些国家：法国、美国、西德、伊朗、日本、印度、菲律宾，在那里受到了国家元首的款待，并同这些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他想什么胡安·卡洛斯被指定为国王继承人之后会见了许多人，并多次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和发表了无数次讲话，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想些什么，现归纳如下：
爱国主义：“我希望通过公开职务的正常渠道为我的祖国效劳，我想为我的人民的进步、发展、团结、正义和自由效劳。对人类共存来说，正义感是非常必要的，人类生活中出现的紧张情况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在公民共存中实现自由和秩序。”
军人的美德：“佛朗哥大元帅是我们军人的好榜样，他经常向我们表示，他把生命献给了祖国，我们大家都需要这样，要向他学习，要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直到取得胜利。”
时代的标志：胡安·卡洛斯谈他未来的使命时说：“你们应该相信，我决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障碍，因为我想成为一个现代的国王，我很有把握和很有信心地注视着国家的未来，即我们必须用我们的努力来建设的未来。”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发表过王子的一次讲话：“从最近六十年的经济巨大发展来看，西班牙不能脱离世界其他各国。从政治上看，这也是个真理。”他又说，“西班牙应该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
君主主义：胡安·卡洛斯说，“我们君主政体的实质就是国王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如果这种团结破裂，国王不知道人民的希望和需要，那么，法制就失掉了根据。”他在做什么胡安·卡洛斯是三个孩子（很小）的父亲，虽然有许多家务事，但是，他的官方活动不断增加。最近，他在皇宫接待来访工作很多。同孩子们一起吃过早饭之后，卡洛斯就读马德里的报纸、最重要的外国报刊和其他方面的新闻报道。他在“金达”宫有许多会见，他曾说：“按佛朗哥的指示，我接见了许多教授、大使、经济学家，他们向我提出西班牙的许多问题。”午饭（只同索菲娅一起吃）之后，经常出外散步或骑马；如果不是这样，他就玩一会儿高尔夫球。近年来，他很喜欢开汽车和摩托车。下午接待来访，一直到晚上九、十点才结束一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