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五日刊登该报编辑部撰稿人理查德·斯特劳特发自华盛顿的一篇评论，题目是《中国石油：重画世界能源形势图》，摘要如下：
中国可能成为一个石油大国的前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亚洲的地理政治形势，影响着世界能源形势。
这是花了一年时间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准备的一份新的研究材料所作的分析。
《外交政策》季刊报道了这份报告的大概内容。编写这份报告的塞利格·哈里森说：“北京看来很可能在一九八八年或稍晚一些时候达到沙特阿拉伯目前的生产水平。”
哈里森的调查材料认为，由于中国的石油分布在它的大陆架上——“人们普遍认为这里蕴藏着世界上最有希望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因而可能使它同台湾、南朝鲜和日本发生争端。例如，美国九家石油公司已从台湾和南朝鲜获得了中国已经提出要求的水域的开矿权，因而把美国拖进了可能使世界在今后许多年内不得安宁的“大陆架争端”。
从地图可以看出，在大陆中国和朝鲜、日本、台湾之间已经发现和正在勘探石油和天然气的海洋绵延一千浬。
据哈里森看来，对于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或许是极端缺乏石油的日本要求承认它对大陆架享有权利这样一种局面。中国目前向日本出口石油，正在设法以提供更多的石油为诱饵，促使日本采取公开反对苏联的态度。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九月五日报道：
看来中国正朝着成为一个重要的石油生产国的方向前进，福特政府对这一前景作出的反应是设法阻止美国石油公司在中国人所说的他们的水域中进行钻探。
中国对它的离海岸二百浬的海域和从那里直到它的大陆架边缘的所有资源提出要求。据估计，这牵涉到三百亿桶原油。有争议的地区是中国和朝鲜之间的黄海、台湾和日本之间的东海、南海和台湾以南的水域以及越南附近的东京湾。
由于美国石油公司已谋求同台湾和南朝鲜订立关于进行勘探的合同，美国面临着一种选择，要末鼓励这些公司，从而同中国为敌，要末劝阻它们，从而激怒台湾和南朝鲜。
福特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实行的是早就对中国水域实行的总政策。正如一位高级国务院官员所说的，这一政策是阻止美国公司在它们可能遇到政治困难的地区活动。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八月五日刊登该报记者戴维·博纳维亚八月四日发自北京的一篇专稿，标题是《中国人处理安静生活的方式》，摘要如下：
尽管生活在中国有种种好处
——比如说吃得好，安全，还有不值一看的电视，但是，如果能去掉这里的吵闹，大多数外国侨民会非常高兴。
中国是一个自己承认的发展中国家，它有可能给人以安静（这种安静的程度对发达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没有的），相对地来讲，这里的汽车是很少的，也没有一群一群的阿飞。
然而，看来不知道人们乐意没有噪音的当局已经安排好了各种声音，以弥补这种缺憾。
到中国来的大多数客人都说，这里的司机喜欢用喇叭。驾驶汽车的外国人很快就学会了这种习惯。
可以把车辆造成的噪音看成是进步的一个标志。但是要是有意识地利用扩音器来破坏安宁，那就难以接受这种说法了。
甚至在北京附近的最有名的风景区之一“香山”，在树林里散散步，也逃避不了这种吵闹。一个喇叭的声音还没有完全消失，下一个喇叭的声音就已在前面响起来了。不管它是新闻、政治、音乐还是革命戏，看来中国游览者对这种吵闹并不在乎。也许他们喜欢这种声音。
谁要是经历过这种现象，他就会猜想，在中国，如果音量不达到若干分贝的话，任何激动的场面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激动。没有一列火车在进站或者离站时不广播音乐和一长篇通告。
有些外国人甚至被迫在中国的火车里搞破坏，他们爬到床铺上去掐断广播器的电线。
在中国躲开吵闹的最好的办法通常是到农村公社去（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支柱，也是它取得最显著的成就的地方）。
【路透社华盛顿九月三日电】随着美国在不断变动的石油生产和分配格局中退居第二位，俄国在一九七四年头一次成为世界上最大产油国。
根据美国内政部矿业局编撰并于今天在这里发表的一九七四年原油生产和分配的统计数字，看出了石油方面的这种新情况。
矿业局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是：一九七三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提高油价，进口国的经济变化以及这些国家所采取的能源节约措施。
该局说，一九七四年世界原油产量是二百零五亿桶，和上一年的二百零四亿桶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石油出口国和美国的生产减少了，但是中国、波兰、台湾、加蓬、刚果、墨西哥和俄国人一起弥补了这种减产的状况。
在一九七四年，石油输出国的十三个成员国略微降低了它们的原油总产量，从前年的一百一十三亿桶下降到一百一十二亿桶。
但俄国人的原油产量比一九七三年增长了百分之九，而达到三十四亿桶，而中国、加蓬、波兰、台湾、刚果和墨西哥的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美国的产量减少百分之五，减为三十二亿桶。
五天之后，庇隆和艾薇达结婚。庇隆上校这时毅然宣布他将参加一九四六年的总统竞选——结果以百分之五十六的多数票当选总统。上层阶级都吓得缩作一团。庇隆的一项措施获得全国各阶层一致赞誉。他采取步骤终止外国对阿根廷的经济控制：收购英国人拥有的铁路系统和美国人拥有的电话公司。他又为妇女取得选举权。加速阿根廷的工业化，希望这样便可使国家不再过分倚赖农产品出口。他又进行庞大的计划在全国各地遍设学校、医院和水坝。
庇隆虽经自由选举登台，却具独裁作风。他教唯命是从的国会通过法例，把对政府官员“不敬”列为罪行；往往把数以千计的人民投入监狱。他又清除法院、大学和文官中的异己分子，并且和态度独立的报纸为难。反对他的不仅是旧日操纵政治经济大权的人物，还有中产阶级的自由职业者和青年知识分子。阿根廷不同意见的人各走极端，比从前更纷乱。由于战后许多纳粹逃犯在阿根廷找到安乐窝，也引起外国严厉批评。
一九五一年，庇隆宣布他将竞选第二任总统，并提议以艾薇达为副总统候选人。三军对副总统候选人一事激烈反对，庇隆不敢造次，只好作罢。由于新获得选举权的妇女都投他的票，使他获得辉煌胜利。
不料乐极生悲。三十三岁的艾薇达患染了末期癌症，在他一九五二年就职典礼举行的几个星期后便去世了。这以后，庇隆交上恶运。他在一九四六年初任总统时，阿根廷是个十分富裕的国家，黄金和外汇储备达十七亿美元之多。这时大部分都用去了。社会福利制度对阿根廷的财政是个重大负担。工业和农业都陷于停滞，通货膨胀急剧。批评者责怪庇隆浪费和措施不当。一九五五年九月军人夺取政权。庇隆逃往巴拉圭。看来这位“领袖”从此完蛋。他年近六十，蒙羞受辱，被剥夺了军阶，名字从历史书上删去，报章提到他时只说是个“已下台的暴君”。
庇隆后来定居马德里。
一九六一年六十六岁的庇隆第三次结婚。新娘是三十岁的玛丽亚
·埃斯特拉·马丁内斯，另名伊莎贝尔。伊莎贝尔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银行高级职员的女儿。她读完小学六年级便离开学校，后来参加歌舞团。一九五六年她在巴拿马一家夜总会里邂逅庇隆，以后便随庇隆流亡。在庇隆流亡的十七年中，阿根廷的情况乱得不可收拾。庇隆的追随者，特别是会员二百五十万势力庞大的总工会，念念不忘庇隆，拒绝和前后八个政府合作。军人坚决反对庇隆回国。庇隆常说：“我可以踏着百万阿根廷人的尸体回去，但我不愿如此。”
一九七二年，阿根廷最后一届军人政府承认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并规定大选日期。七十七岁的庇隆获准返国——对一个已下台的强人，这是罕有的胜利。
但庇隆从未想再做总统。他老了，有心脏病。他宁愿在幕后掌握权力。一位无名的政客，自称为庇隆“恭顺仆人”的坎波拉便被提名为他的社会正义党的候选人，并轻易地被选上了。
可是庇隆始终没有做太上皇的福气。坎波拉深为强大的左倾势力所影响。为了抑止日益紧张的局势，庇隆在一九七三年六月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坎波拉于七月辞职。庇隆不顾医生劝告，决定竞选。有些阿根廷人反对他以伊莎贝尔为副总统候选人，但这次庇隆固执己见，如愿以偿。这对夫妻搭档结果大胜——获得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六十二。
庇隆十月十二日就职那天，五月广场再度人山人海——但这次欢庆的人群中有许多旧敌：商人、地主、中产阶级人士和军人等。他们都认为庇隆是能使严重纷乱的国家复归统一的最佳人选。庇隆也以新面目出现。这个过去曾使阿根廷意见纷歧的人，在前后多次露面中极力主张全国各政党互相和解、协商、妥协。他对拥护他的那些“不穿衬衫的人”说：“高呼‘我愿为庇隆而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抨击恐怖行为。由于他的魅力，许多——虽然不是全部——把他视为反当权派领袖而加以拥护的左倾青年都放弃了过激的主张。他大大地缓和了通货膨胀，使出口贸易创新纪录。他在第三次出任总统后只活了八个半月。可是一如许多从前批评他的人所承认的，他已成为伟人了。
去年六月十二日，庇隆最后一次在总统府阳台上出现。几天之后，他便病倒在总统官邸。六月二十九日伊莎贝尔宣誓就任代理总统。七月一日下午一时十五分，庇隆磕然长逝。
阿根廷人以八人一排绵延数公里的行列来瞻仰遗容。许多人在冷雨里等候了一昼夜。
七月四日上午，年届古稀曾在一九五一和一九七三年两次大选中和庇隆对抗的激进派领袖里卡多·巴尔文，率领阿根廷政界人士在灵前致悼辞说：“我这个老敌人现在来这里向老友道别。”
庇隆遗体后来运往奥里沃斯，安置在一个小教堂里。成千上万的阿根廷人冒雨夹道迎灵。他们哭泣，抛花，扬巾，叫喊：“别了，将军！”“别了，老人家！”这是举国无限悲伤的表现，他们所哀悼的，无疑是一代巨人。（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