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自由世界》月刊六月号登载《东京新闻》前驻莫斯科特派记者高桥正写的一篇文章，主题是《驻莫斯科特派记者笔记》，副题是《世界之冠的社会保险的表里》，摘要如下：
克里姆林宫自卖自夸“世界之冠的社会保险制度”。
诚然，苏联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很好的。然而，所谓制度，说来如同一个碗，不管碗怎样好，若没有碗里盛着的东西，菜便不会好吃。推动制度的是人，不管制度如何完善，若办得不好，对人则不起作用。根据这种观点再从内侧仔细观察苏联的社会保险制度，就不难发现种种缺陷。所见所闻不能不令人感到是大相径庭的。
譬如医院。苏联拥有许多有世界性权威的医生和医学家。但能够请这些名医看病的患者只是那些克里姆林宫的大人物和各界名流。谈及照顾普通人民的街道或村庄的医院和诊疗所的医生，即使客气地说，也不能称之为高水平。而且在街道的诊疗所和医院里，医疗器械都是些古老的陈旧货色。甚至连莫斯科市立第一医院和沃特金医院这样的大医院，都谈不上设施和机械的现代化或充分的更新。牙科技师的技术和材料也很粗糙。在苏联必须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如果有龋齿，就只好拔掉。眼镜架和镜片大半是不等几个月就配不到，不容许选择自己喜欢的式样。
药品种类和数量都很少，带着医院开的药方到街头药房去买，买不到的情形也不少。遇到我们外国人，甚至特地忠告还是直接从本国邮寄为好。克里姆林宫首脑的用药，据说是专门从瑞士或意大利定购的。
俄国人容易感冒，因流感而损失的劳动力，每年都达到庞大的数字。只要有医生证明，就可以大模大样地休息。求熟悉的医生开一张诊断书，不时地休息，这种滥用保健制度的办法也是很流行的。
即便不这样，对他们来说，同医生和护士拉关系也很重要。因为没有这一点，要住院和看病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手续。为了拉关系和保持联系，也公开送礼。医生中有不少人利用业余时间在工作场所或自己家里搞收费诊疗。这好象得到默许，非常流行。用急救车充当出租的自用车，或者搭着女朋友和家属兜风，也屡见不鲜。
其次是有关孩子的事。从普通人民的生活水平来看，设备和人手齐全的保育设施甚至使你觉得别有天地，但是实际上，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去的人却所在多有。不仅老一辈，就是大学毕业的年轻知识分子夫妇中，这种情况亦在增多。他们的理由是，“无论怎样完善的保育，也终归是幼儿保育院，决不能象亲人哺育孩子那样血肉相连”。这和教育水平无关，使人感到了俄国人特有的骨肉之情是多么深沉。而且是集体生活，无论如何也难免从其他孩子那里传染疾病和学来不良习惯。因此，有退休老人的家庭，与其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倒不如请祖母照管。老人也觉得生活有意义。在苏联，俄国正教所以非但没有衰败反而有复活的朕兆，其原因之一可以说就在于老人和孙子的这种结合。
学校的伙食，质和量都容易粗糙。当偶而拿出香肠、汉堡牛肉饼和水果来的时候，孩子们都欢喜雀跃地大吃一顿。少年先锋队营房等处，外面运来的东西也有完全不上孩子们餐桌的。因为量少，被身为职员的大人吃掉了，或走了后门。
义务教育不收费是一桩好事，但不是每年都发行新课本，而是从高班生那里拿到旧课本，这已成为一种惯例。这里真想说句俏皮话，与其大量印刷没有很多人阅读的勃列日涅夫讲演集，倒不如充分印刷课本。据说本来是根据统计印刷需要的册数，但在分发的时候或者走后门，或者收存起来，所以不够了。
初小和中学的设施应该说相当落后。到了节日，学生给学校和教师献花是可喜的惯例，但是北国之苏联，花的价格昂贵且又难于买到，在自由市场上，不花费五百日元或一千日元就不能到手，因此这种负担并不轻松。一位女教师非常严肃地传授“窍门”说：“趁民警没有发现的当儿，偷偷地从街头的花坛里摘上几朵拿来。不过这是绝对的秘密！”虽说偷花人不是盗窃犯，但教师却没有必要连盗窃方法都加以传授。
和幼年期相比，少年期的俄国人反而受到了相当辛酸的待遇，但较之青年期还好些。苏联的青年在大学的入学考试中第一次遇到相当激烈的竞争，直到毕业为止，连续被考试捉弄。在此过程中，学生们从以前的友好意识、互助意识一变而培植了竞争意识和对抗意识，作为优秀者而开始有了歧视别人的意识。也许比幼儿期就受竞争捉弄的日本孩子好点，但是敏感的青年期却被迫面临着截然相反的价值观，这个冲击决不算小。而且和青年期广泛的求知欲成反比，使人想到苏联社会的禁忌是何等之多。留给他们的只有一条路：要么接受这种禁忌，克服冲击，一意精心地从事自己的专业和学业，以谋求将来成名成家；要么受到冷遇，灰心丧气。这和社会保险制度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是左右着形成苏联人民人格的精神环境问题，不容忽视。今日之苏联在这里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此，今天苏联的学校教育据说已经不是苏联人民道德的堡垒了。就业也因是否有门径而大不相同。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拉关系是通往更好生活的通行证。
且不谈这些，对于一旦跨进了社会门槛的苏联人民来说，最大的享受之一就是一年有一个月带工资的休假。在北国地区，希望集中于夏季有个休假期乃是人之常情。夏季一到，人们就盼望和计划消磨假期，于是便不安心工作了。但是未必都能够如愿以偿。国营和公营的普通疗养院按顺序排队休假非常麻烦。地位、有没有私人关系、工作成绩、以及政治和社会活动等等，对于排队的先后次序当然是起作用的。甚至竟出现了接待这些游客的黑旅店以及在双方之间周旋的诈骗掮客。
那些没有远行财力和体力的低工资阶层和靠养老金过活的老年人，以及没有租用别墅的门路和金钱的平民，也有不少人在就近的森林和公园的长椅上，茫茫然地渡过一天。
所得税和公共用费低固然很好，但是相反，消费品种类少，质量差，而且价格贵，叫人吃不消。一面享受社会保险，一面在消费方面似乎又被迫过着勒紧裤带的生活。存款（只有邮局储蓄和公债）的利息只不过百分之三。虽说房租便宜，但在大城市里仍然闹房荒。农村的住房粗制滥造。在城市里，大肆兴建新的公寓楼，但就建设速度而言，造栋楼需要三年到六年，乔迁新居要坐等很长时间。以黑市价格在市中心租一间这样的房屋，每月租金要六十卢布，所以与东京相仿或比东京还贵。老年人中有很多人就这样靠出租房间来补充生活的不足。在莫斯科等市内，没有职业或住处的人因受迁徙限制，所以莫斯科的男人以结婚为口实蒙骗地方上的姑娘，或者相反，莫斯科的女人有的为了那些希望居住在莫斯科的男人而在名义上结婚，由此收一笔名义费（迁入以后马上离婚）。
因为有社会保险制度，所以不用担心失业和生老病死。这是令人羡慕的。但这对提高工作场所的劳动热情、效率、创造性和生产率不一定有利，反而起了不利的作用。这也是问题。当局不断致力于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用奖金、特别休假，提工资和升级，表扬或者开展生产竞赛等方法激发工人的劳动热情。
没有预扣款，妇女五十岁，男子五十五岁开始领养老金，这是值得羡慕的。但老人的养老金是退休前十年平均月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现在的老人都是低工资时代的工人，所以靠养老金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也是勉勉强强的，连给孙子一点零用钱也办不到。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六月二十七日以《精神病学如何被用作一种政治武器；苏联的恐怖医院》为题报道：
苏联精神病院是令人生畏的，因为它有权迫害一个显然健康的、但是国家认为讨厌的人。
在苏联有两种精神病院：一、特种（监狱）精神病院，约有十二个，是按军事方式管理的．，二、普通精神病院。在特种精神病院里，犯罪的精神病患者和国家认为极其危险的那些持不同政见者被关在一起。
把持不同政见者关进精神病院有多种好处。由公开法庭审理一个政治案件的公开做法，可以给国家带来许多麻烦，但是国家可以避免这些麻烦，只要有一份精神病报告对被告的神志是否清醒提出疑问，只要宣布被告不适于受审就行了——这样一来，被告在法律上就没有资格获悉他经受精神病检查的情况或者检验的结果。于是，被告在普通刑事诉讼中所享受的大部分基本人权都被剥夺了。这种审讯往往是秘密进行，仅仅在审讯以后，一个神志清醒的人才会发现他被裁决为神志不清醒的人，而要他受特殊的「治疗」，这种「治疗」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一九六一年，苏联批准了一套新的规章，这套规章涉及医院对那些对公众有危险的精神病患者的紧急处置。这些规章中有许多危险的不明确的条款，例如：「使病人对个人、组织或机构采取一种规律的、侵犯性的态度的疑病妄想症状态。」这样一来，某个人如果批评一个机构，就有可能发现这一条被用来证明他精神错乱。
科学家若列斯·表德维杰夫的「症状」是这样说的：「人格分裂，表现在需要把本行的科学工作同评论家的活动结合在一起，过高估计他自己的品格，不能适应社会环境」去云。根纳季·希马诺夫，一名基督教徒，一九六九年被告知：「你刚刚告诉我们的一切向我们证实，你的病根在于你『信教』（改信基督教）。」罗伊·麦德维杰夫（历史学家，跟若列斯·麦德维杰夫是一对兄弟），曾经被几个精神病「专家的诊断」发现他有如下的「精神病」症状：「认为苏联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是侵略」以及「追求真理妄想狂」。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六月二十五日以《苏联的窃听活动》为题报道：
为了缓和的缘故，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正在帮助苏联人在高地上建立他们的使馆，这样，就为他们进行电子间谍活动提供了更好的有利地位。
同时，苏联人给美国提供的建立使馆的地点却是在目前的美国使馆附近的莫斯科河沿岸的一块低地上。
两国在六年多以前同意互建新的大使馆，但从那时起，一直就地点和计划问题进行着争吵。
在美国人的同意下，俄国人居住在华盛顿的最高点之一。从这个显著的高地上，苏联人的高级的电子监听装备将会收到较好的效果。它将用来偷听大部分用微波传送的长途电话谈话。
苏联人不仅为美国使馆提供一个低地点，而且他们反对美国提出的一切建筑计划。
监督国务院预算的众议员韦恩·海斯已经提出在允许美国建筑使馆以前不批准苏联新的使馆地点。
因此，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最近拜访了国务院并通知说，克里姆林宫已经放弃了对美国使馆建筑计划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