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七月十六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欧安会的结束将带来多少安全？》，摘要如下：
演出的效果不能再好，也不能再成问题的了：当欧安会在日内瓦就七月三十日作为结束性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开幕日达成一致意见之后几天，将在宇宙中搞苏美宇宙飞行的对接。从而通过一个显示性的事件至少唤起这么一种印象，似乎有一种或应该有一种美苏对世界和对欧洲的双重统治。美国人再次被滥用来作为苏联宣传的非自愿的帮手，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对接的科学价值等于零，而这次行动的宣传成分唯一的对苏联有利。
首脑们到芬兰首都集结一事的情况也类似。即使人们对日内瓦的结果的评价不是非常悲观的，但仍然存在这样的问题，西方在三个决定性问题上是否取得了一步进展。苏联在东欧的霸权通过已开过的日内瓦会议可以感觉到的程度变得小了一些呢，或者即使只是变得更可忍受一些了呢？西方是否有任何一种理由认为，西方的思想、意见和人员能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象东方的思想、意见和人员今天已在西欧的情况一样自由地发展和行动吗？东方国家将有比迄今更多的公民享受自由迁移权吗？最后：华沙条约组织的进攻潜力今天在欧洲已不如以前危险了吗？
就是为欧安会打先锋的最勇敢的斗士，只要他不是完全坚持苏联的说法，也不能用肯定的言语来回答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剩下含糊的希望和猜测，是人们想寄托于苏联党首脑勃列日涅夫“良好意愿”的期望。可能两件事都是要进一步巩固苏联党首脑在克里姆林宫等级制度中的威望和权力——甚至可以设想，勃列日涅夫地位的这种稳定在当前是符合美国和西欧策略利益的。看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是这样考虑的，而单单这一点就说明美国外交为什么不加批判地、匆忙地去迎合苏联的愿望。
但是另一方面存在着心理上的损害，仅在西方公众舆论中不加区别地随便叫喊如欧洲“安全”和“合作”这样的词句这一件事就必然造成这种损害。这里是在出于策略原因而玩弄虚构？“欧洲”的概念已经被扩大到一种对旧大陆的真正信任和真正合作根本不感兴趣的势力？但愿人们回想起，苏联坦克一九六八年首先是因为莫斯科害怕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欧接近而向布拉格进军的。
在华沙条约成员国中以及在中立国家中肯定偶而会有人暗暗地说，应该放心地迎合苏联人的开会热情。只要俄国人开会，他们就不会进军。在这方面捷克人在一九六八年也得出不同的经验。因此决定性的是：将来莫斯科想对欧洲事务采取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态度。
面对苏联超级大国谁要是想保护自己，那末他应当与其相信不管是多么美好的文件和首脑会议，还不如相信保持均势。在这里犯错误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二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葡萄牙：革命接近了吗？》《两极分化可能对共产党不利》，摘要如下：
一位美国人对一位葡萄牙外交官说：“我对贵国只有一个问题：那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位外交官笑着说：“哦，回答这个问题，要写一本书。”
更可能的是，要写好多本书，各持己见。因为自从军事政变突然结束了西欧最久的独裁统治以来的十五个月中，人们写的关于葡萄牙的东西，似乎比几乎半个世纪的独裁政权时期还要多，而报道的情况和理论总的来说是各不相同的。
不过现在有迹象表明，解决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动荡局面可能为期已近，因为执政的武装部队运动内部的非共产党分子，采取行动，组织一个共同阵线来对付想把葡萄牙变为东欧式“人民民主制”的激进分子。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一个说法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他说：作为北约成员国的葡萄牙可能是共产党控制南欧的行动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为什么人们会关心这个国家发生的事呢？
莫斯科之所以关心，是因为它能够通过葡萄牙当地的共产党得到第一个大西洋中部的出口；五角大楼之所以关心，是因为它使用着葡萄牙亚速尔群岛的海空军基地作为大洋之间的加油站；欧洲政治家之所以关心，是因为他们担心葡萄牙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日益交恶，可能使得西欧今后无法成立任何联合政府；西班牙之所以关心，是因为它同葡萄牙之间的漫长的、犬牙交错的边界几乎是无法封锁的，它担心佛朗哥大元帅离开政界的时候，左派分子会越过边界来利用预料中的不稳定局面。不过，葡萄牙自己的关心更为迫切。
现在，当贡萨尔维斯总理正在设法拼凑一个清一色军人内阁（许多人认为他未必办得到）的时候，有消息说他受到革命委员会这个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内部比较温和的分子的压力，要他让位给一个不那么激进的人。
爱讲话的国家保安队首脑德卡瓦略是站在共产党的左边的。据说，共产党想搞掉他的大陆作战司令部司令职务。
随着葡萄牙国内紧张局势的加剧，在布鲁塞尔开会的欧洲共同市场国家元首宣布，是否对停滞不前的葡萄牙提供经济援助要视是否保持多党制民主而定。
周末，葡萄牙外长安图内斯（在欧洲深受尊敬的一个温和派）少校飞往罗马，观察家们认为，安图内斯作这次访问，都倾向于证明这种看法，即里斯本的反共势力正在联合起来。
这种判断也更说明这种信念是可信的，即大陆作战司令部的德卡瓦略准备同温和派结成同盟。
观察家们一致认为，今后几周——有些人说是今后几天——的事态发展至少将使世界其它各地了解到葡萄牙近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七月九日译载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题为《已经有结论的一场竞赛》，转载如下：
大约十五年前，有过一种短暂地流行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在这个世纪中，亚洲的前途将决定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之间一场理论的和发展战略的竞赛。
用一种比较简单的说法是：在“印度式民主”和中国式共产主义这两种著名牌子中，那一种将证明是在一个人口过多的农业社会中对付大量贫困的更快速有效的牌子？
现在，英迪拉·甘地显然已有了结论：印度曾经“过分民主”，而这场竞赛也可视为已经结束。但印度只是停止“民主”，她并没有停止贫困。随便任何一个来访者到一个印度大城市，他都不能不为人类所受的苦难而受到震动。
访问中国的人永远看不到这种情景。
人们有理由断定，在超过八亿中国人中，绝少数人今天还有着极端困苦的经历，而这却是六亿印度人中的二亿五千万人今天的生活。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至少两倍于印度，有些人的估计是三倍于印度。
印度的粮食生产好几年都停滞不前，而人口增长方面，每月却增加一百万个吃饭的嘴巴。十分明显，以人口平均计算粮食消费量是下降了。
人们普遍地认为，在中国，供人民消费的粮食稳定地增加。到一九七七年，中国购置的多家化肥厂将投入生产，中国的化肥生产将大大增加，这将是北京这些年来所积极准备的跃进的基础。如果跃进来到，中国人努力改造土地，兴修水利和动员广大的农民拓荒者所发挥的作用，将超过她进口的技术。中国人改进农村人民健康卫生状况和群众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是这个努力的一部分。
你可以把它称为“组织化”，可以称它为“教育”，也可以称为“革命”。要点是中国人已经解决了社会组织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消灭了不平等，而这在印度社会制度中，还只是空谈。
在印度农村，权力属于比较富裕的拥有土地的人，他们豢养着一个臃肿腐败的官僚机构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些官僚的兴趣不包括土地改革，或者推行使无地农民获得就业的计划，更不用说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了。在印度，所谓的受过教育的青年——那些至少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在大街上示威，要求职业和办公室中一席位置。
在中国，他们前进到农村去，去学习神圣的生产劳动。
中印两国政府都强调自力更生，但印度接受的外援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它被庞大的外债所束缚。北京自从跟苏联决裂之后，就没有接受外援，她成为对外施援的国家已多年了。
两国政府都参加核子俱乐部，但中国比印度早了十年，现在已布置中程弹道导弹。
两国政府都自制武器，印度现在仍然依赖苏联供应。
中国已经成为石油出口国。
今年初，甘地夫人曾经把“印度道路”和中国相比较，她说，“印度选择了一条较长但更确实可靠的道路。”在她夺取权力之后，是否仍然是“确实可靠”呢？还是仅仅“较长”？更确切地说，它甚至还能不能够称为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