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现代亚洲》半月刊，最近一期发表一篇评论，题目是《三木、宫泽外交向何处去——评以“恢复”日“台”航线为契机宫泽七月一日在国会上的答辩》，全文如下：
七月一日，宫泽外相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上，以回答自民党议员秦野章质询的形式，就日“台”关系和台湾省蒋经国集团的所谓“青天白日旗”问题，讲了下列一番话：
“希望在遵循国际惯例、互不失礼，在互惠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友好交流。”
“我认为，去年春天，我方（大平谈话）对青天白日旗的谈话，引起了（中国）的误解，实在是不幸的。”
“（在秦野询问
‘承认在台湾的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怎样看以后），这些国家承认青天白日旗是国旗的这一事实，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
（本刊注：以上引文中括号内的字句是
《现代亚洲》加的）
这一唱和，是宫泽外相为了同蒋帮“恢复”日“台”航线，伙同秦野表演的令人一眼就会看穿的拙劣把戏的一个场面。它践踏了去年四月二十日在中日航空协定签字后发表的当时大平外相的谈话（口头的），露骨地鼓吹了违反日中联合声明和日中航空协定的“两个中国”的论调。
众所周知，大平的谈话说，“（在日本说来）日中航线是国家之间的协定，日台之间是地区性的民间的航空往来。不承认台湾飞机上的旗帜表示所谓国旗，不承认‘中华航空公司（台湾）’是代表国家的航空公司。”
日本政府所表示的此种态度，根据日中联合声明，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七月一日宫泽的答辫，对于一个已经不被承认为国家的台湾省蒋经国集团，作为一国的外长象对另一个国家讲话一样，满不在乎地使用着什么“遵循国际惯例”呀，“互不失礼”呀，“互惠”呀一类的语言。而且，做为日本政府对所谓“青天白日旗”的基本认识，讲什么
“（同蒋帮有关系的国家）承认是国旗的这一事实”，是“包括我国在内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等等，这就承认了蒋帮是事实上的国家。至于说大平讲话使中国发生了误解，就是推翻了大平讲话中所讲的“青天白日旗”不是国旗的见解。
如此宫泽的答辩，以乍一看好象是客观的事实，来证明这就是实际存在，这种作法，同目前苏联承认南朝鲜、台湾省是“国家”的作法同出一辙。“秀才”宫泽的智慧，或许出乎人们意料，是来自苏联。
据此，七月九日，“交流协会”（会长堀越祯三）同“亚东关系协会（会长张研田）”缔结了“关于维持日台民间航空业务的协议”。这一“协议”也包括着以远权这一可能关系到承认为国家的内容。无论如何也不准给蒋帮以那样的“权利”。我们认为这一“协议”是非法的、不当的，是不能承认的。
综观宫泽的这一发言和“协议”，以及事态的进展，宫泽的发言，并不是偶然出现的。
很明显，它是为了给以后发表“协议”，制造政治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即仅以七月一日的宫泽答辩为例，据有关人士谈，在事情发生前一个星期，宫泽密召秦野，面授“恢复”日“台”航线的步骤。据说，连在国会上提出询问、答辩的内容都作了细致的商量。
也就是说，宫泽以不太引人注目、有成效的方法，叫秦野把这一问题同其他问题掺杂起来询问，按预想的步骤进行答辩，以给蒋帮“恢复”所谓的“尊严”。
这一阴谋就是这样筹划出来的。而蒋帮
“外长”沈昌焕，按既定的作法，在达成“协议”的七月九日，发表了“高度评价”宫泽答辩的声明，以此作为呼应。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七月十日刊登日本各在野党九日就签署日台航线复航协定发表谈话如下：
社会党成田委员长：“日台航线复航是以抵抗日中复交的人们为中心搞的，即使从这一点来看，也是不可取的。”共产党外交政策委员长松本善明：“日台航线复航协定不外是三木内阁的两面外交政策的产物。三木内阁和自民党践踏了一个中国的立场。”
公明党国际局长黑柳：“从这次的经过来看，可疑因素很多，从这是否会成为日中友好关系的障碍的观点出发，当前想注视事态的演变。”民社党国际局长河村：“我党认为这次复航是在日中联合声明的范畴内实现的，是件很好的事。”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七月十五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中国的挑战》，摘要如下：
英·甘地夫人正在大谈“团结”和“纪律”，作为印度摆脱深重的经济困难的一个出路。而“团结”和“纪律”恰恰是印度的邻邦敌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强调的目标。上述事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讽刺意味。当你在注视印度的民主危机——以及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日益高涨的独裁主义
——的时候，你会更加清晰地了解当代的进退两难的窘境：一个背着贫困、文盲多和封建社会制度的包袱的国家能不能在不诉诸独裁方法和力量的情况下自拔，从而进入二十世纪？
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民主国家”印度和由九亿人口组成的革命巨人中国之间作一个比较，好久以来一直是很流行的做法。所抱的希望一直是：印度最终将证明民主能够提供自由也能提供粮食。然而，在印度获得独立、中国共产党在北京掌权之后四分之一世纪的今天，毛泽东的中国的挑战仍然是可怕的。其可怕之处不在于其军事力量或其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而是在于中国正在锻造的共产主义制度和它对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的号召力。
本报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证明中国已在经济上取得了值得赞扬的进展。它给人民解决了吃饭和穿衣的问题。
在有限的目标范围内，它的工业增长率一直是相当好的，而它是在不依靠外力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中国社会是团结的、有秩序和有纪律的。人民的力量都倾注到完成将有利于大家的国家目标上。
中国为取得这样的进展而正在付出的代价当然是政治上和理智上的自由的完全丧失。个人必须服从国家的需要。诚如中国的一位当代诗人令人寒心地表达的：“我愿当一个小小螺丝钉，他们愿意把我拧在哪里就拧在哪里，而且把我拧得紧紧的。……”。对那些懂得自由之可贵的人们来说，这样一种情绪是令人憎恶的。然而要向认为采取独裁方法能够更快解决问题的贫困落后的人民提出民主程序是很难的。许多穷国的迫切需要是：在给公民们以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的同时灌输对经济增长来说极为重要的遵守国家纪律和合作的精神。
【本刊讯】蒋帮《联合报》七月六日刊登该报记者到兰屿岛采访雅美族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兰屿是个可爱的岛，满潮时全岛面积四十五平方公里，相当于六分之一的台北市。今年六月初，记者有机会去了一趟，增广不少见闻。
我们在兰屿二天，发现兰屿雅美族二千四百多山胞生活上的许多趣事。
兰屿居民因男多于女，约相差一百多人，因此女权较高，家庭由女人主宰，女人负责耕田、饲养家畜；男人负责捕鱼、伐木建屋，分工合作。
由于女权至上，女性有权选择男子结婚，男子必须身强力壮，会捕鱼，才娶得到老婆。因而这里也流行试婚制度，有时女方对男方工作不满意，试婚三年仍不同意结婚，男人也不得有怨言。
老一辈的兰屿人，谈起日本人占领台湾时，十分气愤。他们说，日本人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不但不开发兰屿，并严禁外人进入，使兰屿人与文明隔离，到后来才知道日本人是接受了几位考古学家荒谬主张，将兰屿专供考古人类学者的研究园地，使兰屿在日本人统治五十一年来，一直保留着原始神秘，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因此人口愈来愈少，过着华原始生活。
台湾光复后，兰屿山胞才接触现代文明，三十年来人口由一千三百人，增加到二千四百人。
兰屿不出产米，也不习惯吃米，以水芋头为主要食物，次为甘薯、小米和鱼类。因产量有限，收多少，吃多少，家里并不多存，一个成人每餐约吃五、六个芋头，配少量的鱼干、虾螺、野菜、花生、海草、海菜等。
在庆祝祭礼时才吃些猪羊鸡肉等。
雅美人不讲究烹调，有时用海水煮来调味，只煮一大锅菜或汤杂吃，也有些生吃的。鱼是自己捕的，大多是飞鱼季节捕到的飞鱼，将内脏取出抹点盐，风干后再贮藏，作为全年的副食。除了老人外，多不吃鸡蛋，也都不吃青蛙和鳗鱼，认为那些都是肮脏的东西，吃了会生大病。
他们吃的盐是将海水装在椰子壳中，放在屋顶上让太阳晒干，就成为天然的盐。
除正餐外，他们口中也经常吃槟榔，抽香烟，但却不饮酒。
我在岛上时，每遇到山地人，都伸手讨香烟，在这里香烟也可当货币使用，交换兰花或贝壳、奇木等。
兰屿成年男人多于女人，但正在读中小学的下一代，却是女学生多于男学生，年青一代的出生率也是女性偏高，在女权为主的兰屿社会，生女儿反而更受欢迎。
雅美族山胞以前多是穴居，因岛上多台风，房子不得不建在地平线下，挖地成凹字形，陷入地平三、四公尺。地面用鹅卵石铺平，四周的土坑也用石砌，建材是卵石、木材和茅草。房子前面为出人处，无门户，终年洞开，供人匍匐进出。室内无光线，又不透空气，男女杂处。
这种穴居住屋，岛上到处可见。
兰屿山胞生性和平，对观光客十分有礼貌，当地土话有“你好”、“谢谢”等问候用语，学生们遇见观光客，也会说：“客人好。”
乡公所秘书单干说，他曾见山胞之间发生冲突，双方绝不动刀，由两家人面对面排成二行，互相投掷石头，如果有人负伤，还可以喊暂停。如果一方投降，由第三者协调，战败者赔偿猪羊和水芋田。因此，岛上很少有殴斗事件。
兰屿山胞十分迷信，怕鬼，认为鬼能带来恶运，促人生病早死。平时有远行，全身武装，手中握着刀和长矛，作为赶鬼工具。天黑就躲在屋内，不敢外出，他们迷信白天是活人世界，晚上则群鬼出动。如果勉强他们夜里外出，在通过墓地时，则一定长矛前举，作战斗姿势，十分紧张。尽管如今岛上流行信仰天主和基督，但居民怕鬼的风气，仍然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