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菲律宾《每日快报》六月十九日报道：
下面是外交部长罗慕洛昨天在广场饭店里向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
我们对北京的访问的确是一次开阔眼界的访问。来到这个古老的大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使人觉得，我们是和亲人在一起——亚洲人和亚洲人在一起。热情、礼貌。外貌，甚至在进行思考时，其思路也和我们相似——这些都是新发现。
很明显，他们对菲律宾和我们的总统都极为尊重。毛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副总理和尊敬的朱德元帅以及乔冠华外长同马科斯总统说话时都是举止庄重而有礼貌。在谈判期间，他们和总统始终是完全以同等地位的人相处。
对这个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印象就感到了它的新奇之处，事实上，这种新奇之处达到了我们所没有意想到的程度，这就是：它的纪律性、团结性、朴素、固定的生活特点。既是平静的，又具有生气。当然，正是这些特点使中国人民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通过一心从事民族发展，摆脱混乱、走向有秩序和稳定的局面。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所讲的国家，它被外国占据了一个又一个的地盘，人民中间也是四分五裂。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了，并且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
新中国的创造者们都还在。毛主席仍保留着伟大的父亲的形象，是鼓舞力量和权威的勿庸置疑的源泉，之所以有这种形象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过去他曾领导了长征，今天他仍领导他的国家走向进步和繁荣的长征。
周恩来总理虽然有病，但是，他除了具有著名的高贵的魅力和巨大的使人信服的能力而外，仍完全具有敏锐的明察秋毫的智慧。他的头脑象在万隆会议时一样的清醒警觉，他是那次亚非会议上的明星。
邓小平副总理是一位素质严峻的活动家，他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在新的亚洲世界地位方面的分析，是现实主义的。
甚至年已超过八十的杰出的朱德元帅仍在主持一些国家仪式，他身上有着因他与他的同僚在争取独立的几次大战役并肩战斗而获得的那种传奇式的气息。
我的好朋友乔冠华外交部长（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使我感到崇敬）是这样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见解是中国的国家领导集团所尊重和寻
求的。
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菲律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马科斯总统本人承认毛主席的成就：他把八亿人民组成一个国家，并使他们几乎完全凭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建设祖国的伟大的积极目标。他们明确地规定了自己的目标，然后以当代历史上几乎没有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去实现这些目标。
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在西方人看来，这些变化可能并不是使人印象深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达到真正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可能仍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但是，对我们发展中世界的人来讲，可以从这个人民共和国那里得到深刻教训。首先是必须有团结和纪律。第二个教训是过分依靠其它国家会促成软弱而不是增强力量。
如果我们菲律宾人能够接近于团结、遵守纪律、集中精力、把重点放在生产力上、很好使用我们的人力的话，我们没有理由不使我们的努力取得成功。
我上次是在一九三五年——四十年前——随同奎松总统访问北京和上海的，那时我看到了中国人民感到绝望和耻辱。现在他们是自豪的人民，有这样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这个民族终于有机会成为其国家的主人和缔造伟大国家的工匠。中国人民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的，这为他们取得进步提供了最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是任何国家的人民都可以得到的。他们为他们自己感到自豪，并对他们国家的能力具有信心。
中国并不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它是世界上有着最悠久的持续不断的文明的国家之一。时间使它发生了变化，正如时间使一切事情都发生变化一样。但在它漫长的历史中还是有明显联系的，这就使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它作为一个国家的行为举止。
中国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就是完整的世界了。在它这个独享的天地里，凡是不属于中国的，就都是属于黑暗的外部世界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民族它不必去征服，但根据中国世界的自然法规，他们至少得在名义上效忠北京。
一个确信自己精神上的优越性的自信的民族，并不怀有征服别人的野心，而征服在昔日是西方世界的行径。他们同东南亚各民族的关系更是如此。
中国世界的秩序被一系列使它蒙受创伤的失败粗卤地打乱了，开始是被蒙古人和满人打败，后来被日本人，以及在内战的年代里又受到俄国人与英国人的威胁。这些使中国受创的事件的结果是：中国历来认为对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北方和东北。
只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东南亚才开始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显得较为突出，（美国）制定遏制政策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并非不自然地开始用一种不符合历史传统的好战态度看待东南亚。即使如此，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可以认为，中国同其南亚邻国以及东南亚的邻国的问题并不是意识形态竞争的一部分，而是普通的边界纠纷，这种边界纠纷是由于各殖民国家在亚洲地理上作了含糊不清的划分造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象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新生的国家一样，如果不是一个心眼地关注自己的安全，那就算不得什么新生国家了。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我们菲律宾人是理解这一点的，因为我们也关心我们的领土完整。现在我们一定清楚了的是：促使中国人民采取行动的动机，是维护民族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远为稳当得多的是，注意观察中国的行动，而不是以不适当的、也许是错误的一本正经态度去看待它的言辞。
中国在言辞上气势汹汹，对这个问题必须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它在同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第二，从中国的观点来看，需要保持对世界上与它持同样意识形态的政党的控制。由此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上就出现似乎矛盾的情况
——一方面它希望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另一方面，它又支持各国所谓的解放运动。
从马科斯总统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讨论来看，照我现在的看法，这种政策上的矛盾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中国一向认为“革命不能输出”。这是中国自己经历了艰难曲折而得到的一个教训，因为它是在没有得到任何国家援助的情况下从事它自己的革命斗争的。因此，当它说革命不能输出的时候，就是说，不论有多少外援都不能帮助一国的人民，除非它有意志和力量靠自己取得革命的胜利。
由于承认这一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向马科斯总统作了明确的保证，表示我们对社会制度的选择是我们自己作主的事情，不应允许任何人进行干涉。
在我参加导致菲律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的会谈的时候，我想起了当年万隆会议的情况。在签署万隆会议公报的头天晚上，我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一次长谈。我们一致认为，应当由所有亚洲和非洲获得自由的国家自己确定未来的道路。
现在，我觉得人民共和国在它与其邻国以及与发展中世界的关系中，是坚定地恪守那个方针的。我认为这又一次提供了很大的保证，表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是可以在同周恩来总理那次午夜谈话的基础上进行共处、合作、争取进步和发展的，周恩来总理在那次谈话中非常诚挚地重申了他的人民希望和平的愿望以及他们要同发展中世界所有国家人民友好相处的决心。
菲律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重要意义是，我们大大扩大了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选择范围。作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要进入与我们近似（从共同的问题、特别是从发展方面的角度说）的国家的圈子，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入口。即将与苏联建立的正式关系将进一步扩大我们的选择范围。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背弃老朋友和盟友。我们在转向地理上和精神上的家园东方的同时，将继续搞好我们同西方国家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关系。我认为，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的美国在印度支那最近的事态发展中作了极大的克制，这是符合尊重人类这一合乎礼仪的做法的精神的，这种精神是美利坚合众国建国的基础。
也不能把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友谊说成是朝改变我国社会制度迈出的一步。相反，我们将继续加强现有的社会制度，把这种制度看成是最适合我们民族的情绪的。
菲律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是我们完全从菲律宾人民的民族利益出发而采取的最新的步骤，也是我们已经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
【本刊讯】香港《明报》六月二十四日以《张铁石自杀后事态演变复杂战俘申请入台困难有人打算移居美国》为题报道：
张铁石自杀后，九战俘申请入台事件，有无新的进展？这是读者感兴趣的问题。日前，记者为此走访了几名战俘。
有些战俘认为，张铁石自杀后，事态愈来愈复杂，入台会亲的阻力也越来越大。七月初，战俘们在香港的居留时间将届满，虽然他们认为延期一两个月大概没有问题，但是获准入台的希望可能不会太大。有些战俘说，直至今天，他们仍无入台的消息，大概是张铁石自杀事而拖延了。由于入台手续难办，有人已作了第二步打算，至少有两位老人的直系亲属，在美国着手办理他们移居美国的手续。
前国军上校团长杨南邨，向他人表示，他是国民党的忠贞分子，“国民政府仍是我的政府”。他说，他即使不能去台湾，也想留在香港。记者发现，不少战俘的想法，某些地方与杨南邨相似，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去台湾会见亲人，安度晚年，假定他们的愿望落空，他们希望留在香港。
从各种迹象看来，战俘入台证签发与否，台北当局仍在作慎重考虑，全部不准入台或部分获准入台的可能性都存在。但是，全部战俘均准许入台的可能性，似乎是不存在，因为有人未呈交足够的申请文件，有人在台没有确定的担保人。
【本刊讯】香港《明报》六月二十四日刊登一则《来函照登》，全文如下：
台北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昨日致函本报，内容如后：
明报执事先生大鉴：倾阅贵报六月六日第四版头条刊载“独家专访消息”，标题为《十战俘无需公开发表反共宣言》《台湾救总谷正纲提三要点处理入台事》新闻一则，查本会谷理事长从未对港九救济机构有过上述函件，所载全非事实。为澄清外界误会，敬请惠予更正，以正视听，毋任感荷！顺颂撰祺
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敬启
六十四年六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