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里斯本五月十九日电】葡萄牙左派武装部队政府今天宣布，它破获了一个同国内外军界有联系的“大规模的法西斯组织”。它号召军民团结一致来扑灭可能的“反动”政变。
【美联社里斯本五月十八日电】一群愤怒的左翼示威群众今天包围美国大使馆达数小时，在使馆墙上涂了红漆，推搡一名文职的美国保安官员。
示威群众约有二百人，是被取缔的无产阶级党改组运动的成员。他们在建筑物上画了?字，还写了“打倒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口号。
【美联社里斯本五月十九日电】共产党工人今天夺取了社会党报纸《共和国报》的编辑控制权，这为在街头上的对抗作好了准备。
主编劳尔·雷戈拒绝离开他的办公室，同时共产党工人堵塞了建筑物的大门。社会党敦促它的追随者在街道上示威以表示抗议。
这些工人显然是要封闭社会党的喉舌。他们说，他们接管控制权是为了结束“党派性新闻”。
社会党谴责了这次夺权，认为这是对于已经处于共产党的严格控制之下的“新闻机构的新攻击”。
据传社会党领导人苏亚雷斯已散发传单，敦促他的党员上大街。苏亚雷斯已经抱怨说共产党控制报纸、电台和电视一事等于是一种新的新闻检查。
【法新社里斯本五月十九日电】高呼反对葡萄牙共产党领袖库尼亚尔的一万余名示威者今晚包围了葡萄牙《共和国报》的办公处，要求释放被工人委员会成员扣在办公室里的该报经理。
示威者烧了工人委员会出版的该报伪版。
《共和国报》经理劳尔·雷戈今天一早同他的编辑部的二十二名成员一起被关在他的办公室里。
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说，印刷工人选举了这个委员会，以便使这家报纸恢复其真正的反法西斯立场。这个委员会还要求雷戈辞职。
【美联社里斯本五月十九日电】数千名社会党人今天聚集在他们早些时候被共产党人夺去了的报纸的办公处外边，并扬言要解放这个办公处。但是武装伞兵挡住了他们。指挥伞兵的一名中尉说，他奉命不许任何人进办公处。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我正在花园里干活。一位朋友的儿子帮着我挖土。下午，我决定驱车前往我们在塞内茨的小别墅，然后再到多瑙河边我妹夫的小别墅。在花园里帮我干活的助手问我他是否能和我一块去，我高兴地答应了。蜘蛛网轻微地动了动，在那细得看不见的网线的尽头，监视我的人突然苏醒过来，等待着捕食……他们很巧妙地选择有利地点，变换位置，就象猫在房子周围把它的小猫搬来搬去一样。
我们在每一个地方只呆了几分钟。我不想在夜间开车回家……一个司机开的伏尔加牌汽车尾随着我们，车上装有无线电“尾巴”。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一日，大约九点钟光景，我和我的一位朋友开了一辆西门子的本茨牌汽车。我想核实一下我所知道的关于钉我梢的那些人的情况是否精确。我们开车直接经过莫德拉和佩齐诺克。我事先对我的朋友说有两辆汽车在跟踪我们，我让他开车。我的朋友让菲亚特１２５型汽车和斯科达ＭＢ牌汽车在佩齐诺克四处追逐它们的对象。一九七四年八月十日，我开车去托波尔昌尼，向我的姨母祖兹卡祝贺命名日。从那儿我前往我的故乡乌赫罗维茨，去拜谒我双亲——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始人——和我哥哥的墓地，哥哥是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中牺牲的。然后我又继续往前去特伦钦，看望我的妹夫。我自离开布拉迪斯拉发后就有人钉我的梢。
国家保安机构中的某些部门被用来或被滥用来进行上述非法活动，这些机构中的一些有势力人物企图独揽控制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大权。这就是为什么武装力量的统治者们感到有人在要求再次把他们的活动针对着党内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不仅在我工作的地方，而且在整个社会上布置了监视网，安置了告密者。这阻挠了党的活动和政治教育工作，破坏了党的主要功能，并代之以高压统治。这是一种较简单的统治方式，但是同时对社会主义却非常有害，不仅仅在捷克斯洛伐克是如此。
在一个不可能进行公开讨论、甚至对最高级职务也不司能进行正规的和有效的控制的党内，腐化堕落必然会发展成风。由于担心失去自己的生存手段，相当多的党员不得不赞同他们并不同意的决议。两面派很普遍：人们在会议上是一种态度，而在家里、私下，在朋友中却完全是另一种态度。在党内、工会、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其他组织，在报纸上都不是开诚布公的态度，人与人之间滋长着冷漠的关系，形成了怀疑、恐惧、伪善和向警察告密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在党内不可能有一个民主的大多数，因此必然缺乏向前发展的动力。
我很难忍受人家把我同党的叛徒混为一谈，因为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发展的某一阶段如何贯彻党的政策、在解决困难和克服障碍的方法上，同党的现任领导有分歧。
如果华沙条约军队的入侵的确是象苏联官方通讯社所宣布的那样，是应一批自封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邀请而进行的，那么，说得客气一点，我只能把这种作法称之为宗派活动，而这一步骤的后果只能说是一种耻辱和羞耻。是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及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在道义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羞耻。这是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沉重打击（不论他们是否有意）。
有成千成万和几十万的曾经跟苏联军队和游击队肩并肩地为了我国的解放而战斗过的人，社会主义的战士，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被戴上了“反苏”的帽子。有五十多万被开除的共产党人，其罪名就是“反苏”。那除了在其他党员和整个公众心目中挑起反苏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
今天，正当行动纲领已经起草了的时候，我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不能够把它的政策建立在退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基础上；相反，它切身需要这一合作，特别是与苏联的合作；这一点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捷克斯洛伐克对外政策的基石。
在工业界和文化界，大批的有专业知识的人，由于表达了和继续表达与领导上不相同的意见，就被强行解职，这种情况正在造成而且将继续造成巨大的损害。受打击最重的是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那些能够创作和写作的人的双手被束缚起来了。我但愿我下面的话是说错了：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名义上的掌权者，感到它是彻头彻尾被利用了。它认为是进步的东西被剥夺了，另一种概念强加在它头上。工人参加公共事务和国家的管理，如果说还存在的话，也已经减少到最小限度了。
我认为，目前的政策的最严重后果是：人们被剥夺了这一可能性：毫不恐惧地和自由地讨论党的政策，从而就与社会有关的各种问题作出决定。
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懂得了，个人专权的制度，是一种首先从有权势的地位行使的政治、意识形态、组织、人事和其他手段与措施的混合物。同意这一分析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自觉地克服这一制度，通过法制推翻这种制度，不让它永远存在下去。
我提出我的政治观点和意见，部分地是为了说明，我不是公安部队的注意对象。如果这些军官们要知道我的观点，那就请他们来看吧。
我拒绝对我以及和我有同样想法的同志们所采取的不公正的措施，其中甚至包括使用（更恰当地说，是滥用）公安机关。
我国的整个生活被布上蜘蛛网，而那些吐丝结网的人是需要养料，需要有人批准的。我不可能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别的什么，只能如实指出，这是滥用权力，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和党的原则。这是侵犯人权。
签名：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续完）
【美联社里斯本五月十九日电】葡萄牙军事领导人在主张执行强硬路线的人要他们对发生争吵的政党进行压制的压力下，于今天召开会议讨论严重的全国问题。
当二百四十人的武装部队大会在隔河与首都相望的一个海军礼堂开会的时候，有消息说，反对政党的运动可能波及戈麦斯总统。
据说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对戈麦斯主张采取温和做法的立场感到不满。他们希望在葡萄牙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如果必要的话，越过文职政治家而直接搞。
除了军方同政党发生冲突以及经济同实行教科书式的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情况外，军方本身也有麻烦事。
武装部队大会的第一次会议的已经排得满满的议程不得不予以扩大，也讨论某些军界人士所谓的许多军事单位纪律松弛的问题。
有机会观看三军官兵等着开会的大礼堂的情况的记者看到戈麦斯孤零零地坐在头桌旁，面带忧色。
【法新社里斯本五月十九日电】葡萄牙武装部队运动显然对四月二十五日的选举结果并无印象，看来它已决定拆散现有的传统的政治组织，以便与人民建立直接的联盟，而不要政党作为中间人。
据这里的观察家说，武装部队运动的目的是成立古巴式的“保卫革命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将与武装部队运动一致地行动，以建立一个独创性的和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主意已讨论了一些时候了，看来它得到武装部队运动的大多数有势力的领导人的支持。
参加武装部队运动大会的代表今天正在辩论这个主意，大会讨论的主题是：“研究武装部队运动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代表们将讨论革命委员会（由武装部队运动最激进的成员组成）的政治委员会草拟的一份报告。
观察家注意到革命委员会的一位主要成员、罗莎·科蒂尼奥海军将军向古巴记者发表的讲话。这位将军向古巴记者发表讲话这一点或许表明，他正在考虑建立象古巴那样的“保卫革命委员会”。
观察家还注意到强大的大陆作战司令部保安部队司令德卡瓦略将军上周接见葡萄牙《快报》记者的谈话，他在谈话中攻击了政党的“分裂行动”。
他暗示，这些党可能被局势抛在后面。
他说，在武装部队运动的“革命动力”由于与人民密切联合而变为“解放运动”，从而使这些政党与它们的权力基础隔绝以后，这些政党甚至可能自然地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