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四月三日刊登克劳斯·雅各比的一篇关于该报记者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黑格谈话的报道，题为《来自东方的威胁在增加》，摘要如下：
没有一个北约驻欧部队最高司令在他任职时遇到过类似的可悲状况：自一九六七年法国军队从北约撤出以来，没有一件事象两个北约国家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在战争边缘上就塞浦路斯进行的决斗这样动摇着联盟。在这之后发生了葡萄牙的革命。
黑格对《世界报》记者说：“任何人也不应对在那里发生的事抱幻想：那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与此同时，东方扩大了它常规部队的优势：今天北约有二十九个师，而华沙条约组织有九十二个师。
自他到达北约设在比利时的总部以来的最近四个月内发生了不大可能的事件：一个政治上破碎的联盟在军事上又走到了一起，恢复了曾失去的团结。
在勒伯尔部长领导下的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效能达到了最高水平，它今天与三十万美国士兵一起成了北约的主心骨。
黑格成功地说服了法国人把其舰队很大一部分从大西洋调回地中海。
黑格对《世界报》记者说：“北约的武装力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力。这就是说：尽管在南翼有烦恼，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军事上比以前更强大。士兵训练得更好，武器和装备都现代化了。部队的精神不断从已克服的最低点中恢复过来。”
“自苏联不得不在古巴让步以来，他们作了不同寻常的努力来提高他们的战略机动性，即可以在全球使用其常规军事力量的能力。”
黑格说：“在西方各国首都，我发现存在着对来自东方的与日俱增的军事威胁的担忧。”
苏联集结军队并未使将军本人感到意外。他不指望敌人会有任何和平的善行。
他知道：面对这种威胁，世界大国美国的新军事战略（打一场半战争的能力）是有效还是无效，这决定性地取决于他——北约驻欧部队最高司令。所指的是以下这种可能性：即能够在世界不同地区同时打一场完全的战争和一场小的丛林战。
黑格向美国维护了欧洲的利益，他阻止了原建议不顾一切地减少存放在旧大陆的七千个美国核爆炸装置的作法。他还——使北约将军们高兴地——一再向欧洲各国政府提出美国的对抗苏联的要求：加强大陆常规武装力量。
黑格对《世界报》说：“没有任何理由高举双手去投降。”
【美联社布鲁塞尔四月四日电】（记者：卡尔·哈特曼）美国的北大西洋盟国认为，美国没有援助柬埔寨和南越，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在它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置它们于不顾。
一位消息灵通的人士说，北约秘书长伦斯对访问他的人说，西欧的情况和东南亚的情况是完全不相同的。他指出，美国同它的十四个大西洋盟国有条约的约束，这个条约说，对一国的进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进攻。而同南越则没有类似的条约。
他指出，此外，美国同西欧的关系比它同东南亚的关系要深得多：种族、血缘、语言、历史、投资等方面都有关系。
美国还在西欧驻军三十万人。这位人士追述道，前副总统汉弗莱、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其他高级成员上周刚刚访问过布鲁塞尔，他们公开重申了这些关系，福特总统也这样申明过。
北约人士对欧洲的一些问题有点关切：葡萄牙是否可能离开北约的轨道而投身于苏联，以及希腊和土耳其由于塞浦路斯问题而继续争吵。
英国打算减少在地中海的兵力、希腊和土耳其发生争吵、意大利和葡萄牙在政治上遭到削弱，这些情况使人丧气；但是法国打算把它的福煦号和克雷孟梭号这两艘巨大的航空母舰从大西洋调到地中海，则使人满意。
虽然法国在军事上退出了北约组织，但是它的军事立场近几个月来已接近于其他盟国的立场。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四月三日发表施普林格国内新闻社的一篇报道，题为《雅库鲍夫斯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指挥演习》，全文如下：
在华沙条约组织总司令、苏联元帅雅库鲍夫斯基指挥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行了大规模的秘密演习。参加这次演习的除了苏联军队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军外，还有波兰军队，总兵力为若干师。演习的核心目标是集聚在科特布斯—德累斯顿地区的部队向西北方向快速攻击。
谈苏工农子女上大学的比例下降，大学生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以及在入学和毕业分配中走后门等情况
【本刊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出版的《苏联问题研究》一九七五年一月号刊登默文·马修斯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大学生——某些社会学透视》，摘要如下：
按照国际标准来看，苏联青年人上大学是大有希望的。在提供高等教育方面，苏联在一些大国中占第二位。但是，在上大学方面的情况仍是供不应求。这意味着，高等教育仍然是一种比较稀有的商品，从而引起了常常碰到的选拔问题。
在苏联，官方的态度一向是，在一些社会集团之间，在接受教育的能力方面不可能有天生的差别。因此，高等学府在理论上是向所有的人都开放的，不管其社会背景如何。
实际上，一个苏联公民进入一所高等学府的机会同他的社会背景之间有着密切关系。来自较富有的、受过较好教育的或者比较安稳的家庭的子女要比种种情况较差的家庭的子女容易上大学。
鲁宾和科列斯尼科夫（苏联学者——本刊注）一九六六／六七年对罗斯托夫大学一年级学生作的调查的确表明，在报名投考高等学府的学生的社会状况同被录取的学生的社会状况之间有明显的变化。例如，农民的比例从大约百分之十五降到百分之二点五。工人子弟丧失了一些地盘，但知识界子女的比例从四分之一多一点上升到一半。
（见鲁宾和科列斯尼科夫所著《社会学家心目中的大学生》——原注）
社会集团在学生总体中的比例和社会集团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两者之间的整个差距可见下列表格。（表格见原版面）
（见《一九七零年苏联国民经济》以及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长维·叶留金的讲话——原注）
在全苏最高一级，只有在莫斯科有一些第一流的学府。例如，一般人都认为，只有政界上层的子女才能想望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它的许多毕业生都成为外交官。
应该记住，高等学府的名额受到的压力很大，所以在录取学生的手续上就产生了大家都知道的不正之风，通常是以贿赂和贪污的形式出现。较富有的父母往往禁不住使用这种办法。当然，政治舞台上的权势可能象金钱一样重要。
在苏联，人们想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是普遍的，我们很可以问一个为什么。在革命以前的俄国，知识分子享有很大威望。这种情况可能部分依然存在。工业化需要受过教育的人才。在苏联人民当中，最专业化和工资高的职业受到高度评价，普通行业远不那么具有吸引力，不熟练的劳动是最不吸引人的活。
最好不要问为什么苏联存在这种现象，而问一下这种现象哪些方面更是苏联的具体情况。有三点可加考虑。第一，专业人员和工农的生活水平悬殊。这一点与其说表现于收入差距（虽然这种差距可能是巨大的），不如说表现于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好的住房，更便利的购货条件，可以接触到奢侈品（例如一辆小汽车，休养所），甚至可入党，这一切可使生活过得舒服些。第二，在经济中没有一个相当的私营部分。唯一的雇主是国家或象集体农庄和零售合作社这种国营组织。对被任命在大部分责任重大的职位上任职的人来说，一项学位实际上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这个人年轻而经历浅薄的话。最后一点，很可能是苏联社会所具有的封闭性，特别是不可能在国外寻找那种不需要学位的工作，这样在国内，想受高等教育的要求增加了。
鲁宾和科列斯尼科夫根据大量的事例声称，虽然有百分之九十的大学生在高等学府学习期间参加某种社会政治活动，但是在某一个时候的比例只有大约一半。关于罗斯托夫大学“不断”参加活动的五百一十名大学生的数字表明如下：在进入高等学府之前，百分之五十七·二；学习的第一年，百分之三十九·四；学习的第二年，百分之三十三·○；学习的第三年，百分之二十四·○；学习的第四年，百分之十二·六；学习的第五年，百分之二·八。
这些数字表明：想报考高等学府的人参加社会活动特别“积极”，很可能是为了增进他们被录取的机会。
官方的态度是，学生在一切方面都是坚决支持党的。但是所发表的许多材料间接表明，这种说法多么不现实。对罗斯托夫大学的一千二百十八名大学生进行的调查表明，虽然有百分之九十一的人阅读“文学”和“社会”方面的非专业性杂志，但是只有百分之三十六·六的人阅读“社会和政治”杂志。阅读后一种杂志的大学生强烈倾向于阅读外国的文章和有关外国事务的译文，而不是国内的东西。对高等学府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主要的青年杂志《青年共产党人》和主要的党刊《共产党人》杂志在学生所选择的书籍中占第五、第六位。（见鲁宾和科列斯尼科夫所著《社会学家心目中的大学生》——原注）
对西方大学生来说，经过毕业考试，拿到一个学位，算是大学生涯结束了。这个时刻对苏联大学生也有差不多的影响，但是有一个突出的不同之处。
在苏联，受到高等教育之后，通常由国家安排工作。
被分配到一项好的工作，这件事在某些方面象获得一项学位一样重要。不难设想这种情况可能引起某种走后门的私下活动。有的学生料想他们可能分配到不好的工作，就想方设法去拉拢比较可取的企业的头头，要他向安置委员会提出一份索取学生的“订单”。有时候，这种学生得到一张所谓“无约束的文凭”，即一张上面不写明要担任何种工作的文凭。如果他们的父母有权势，那么父母可以更加直接地对安置委员会施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