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杂志一九七五年四月号刊登齐辛写的一篇书刊介绍，介绍新西兰惠灵顿市维多利亚大学地理系教授布坎南写的名为《中国大地的变迁》一本书，摘要转载如下：
《中国大地的变迁》是一部关于中国地理的著作。详尽的资料和生动的叙述，使它兼备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特点。
全书共分十五章，全面介绍中国历史上对土地的开拓，地理面貌，过去的落后和今天的发展，今天的社会组织，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资源、人口、民族等等各方面的情况，包罗了关于中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广泛的知识。
作者基思·布坎南是新西兰惠灵顿市维多利亚大学的地理系教授。他为写作这本书，参考研读了二百多部有关的著作，作了长时间的研究，并在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六年三次到中国进行广泛的实地视察，和他的研究结果相核对。本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
但同时，本书又是一本颇受一般读者欢迎的了解中国的读物，它写得绝不枯躁。作者对中国地理知识的叙述，是生动而富于感情的。而且全书各章，并不是知识、数字的罗列，而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一气呵成的。这个中心，就是从人与大地的关系去认识中国地貌的变迁。作者以此作为认识中国人民、土地、山河、经济、资源等地理情况的钥匙，和认识中国过去、现在、将来的发展的钥匙。使人们读后，既能掌握全面的知识，又留有深刻的印象。
要全面介绍本书的内容，在短短的篇幅内是不可能的。这里仅选录本书最后一章“总结”中的最后几段，希望读者们从这一斑进而去窥全豹吧。总结
首先是人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权之后，立即对中国土地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勘探。这勘探已改变了我们对中国资源蕴藏量的许多老观念。它证明中国有主要的矿物资源，足可使它发展成工业大国，它也显示出许多使农业发展受限制的因素，如果还未完全克服，可能大为减轻，它也开始使中国七亿人民的智慧所具有的巨大的，而在过去却多是潜伏着的能量释放出来。这一智慧的解放也许是当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个别大事，将决定本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发展。
这种对资源的重新勘探并不是政治获得解放后的必然产物，这可由大多数新兴国家的情况证明。中国的例子说明打破旧结构的枷锁是多么重要；最明显不过的是农业部门，在彻底摧毁旧土地制度之后建立一个新的制度，将农民与新社会的结构结合起来，这是使真正的农业发展上轨道的唯一办法。中国的例子又说明鞠躬尽瘁与坚决不移的领导精神的重要性；提供这种领导的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及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核心干部，接着是新训练的干部，对于他们的培养，中国人曾给予高度重视。
第二，正如雷内·杜蒙所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几乎全靠自己的资源而开始了“经济起飞”过程的“不发达”国家。今天它无外债，有满意的外贸平衡，及连续的高比例的基本投资，这些特色使中国几乎是世界诸大国中的特例。它达到今日的地位，是靠灵活的规划政策，愈来愈实际地承认错误，也纠正得愈来愈彻底，并使用它的最丰富的资源——人力——以代替它所缺乏的资金和生产资料。这个“化劳力为资金”的政策，是中国向其他新兴国家所提供的最重要的一课，特别是对于人口稠密的亚洲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最可悲的一项特色是因社会所有各阶层的大规模失业与就业不足所造成的人类才能的浪费。在这个意义上又肯定了政治因素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只有在劳动力能有效地动员，只有在群众中献身于人民的意识能被唤醒之后，才能将庞大人口的沉重负担转变成进步的因素——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有广大的和受过高度训练的干部队伍。将中国与印度的农村发展计划作一比较，在这个意义上很有教育价值。
第三点我要强调的是中国成功地发展出一个“二元性”的经济，象他们所说的“两条腿走路”。这种将农业与工业的发展、新的与传统的技术、小型劳力集中的地方工业与大型资金集中的现代工业等，在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中相结合的技术，确是中国规划者的重要成就。这个已被证明为特别适合中国条件的发展技术，无疑也能适用于有类似情况的其他新兴的国家。冈纳·迈达尔警告过新兴国家毫无批判地囫囵全吞西方很少理性的经济理论的危险；对这些新兴国家，中国提供的不是一个蓝图，而是一个实例，说明如何凭自己的资源，如何将规划的性质联系到人文的与自然的环境的特性，而可解决发展的问题。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是“两条腿走路”这一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愈来愈明显的第四个要点是：中国强调非物质的激励，他们尝试尽量缩小最高与最低工资的差额及其他的物质奖励；同时极力强调“生活的品质”，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新人”。在资本主义社会，提高生产的主要刺激是物质刺激，如惠尔赖特所说：
最露骨地说，这是用物质“贿赂”个人使之出最大努力及取得必需的技能。在中国，这被当作“经济挂帅”，与共产党的风格背道而驰：他们相信这会产生不平等现象，过分强调竞争的价值。总之，他们认为这不适于中国的情况，因为它会加剧城乡生活标准的差异。所以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强调“政治挂帅”，含义是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就在于此，即人的基本价值……
最后，中国人就在贬低物质刺激的重要性这一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提供了一个未来的远景，而这远比西方所提供的远景要实际得多。那些使得西方能有今日的富裕的条件，其中包括在过去及现在对世界的大量掠夺，今后都不会重演；如果我们以为新兴国家的人民应该采纳我们的生活方式，以为他们能达到我们的财富水平，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或是毫不负责的天真。这些国家所需要的发展是：要有足够的食物使每一个国民能填饱肚子，并能用上他们的全部劳动力——这意味着无数高密度的聚居点，生产自己的粮食，农闲时经营小工厂，再加上为数有限的大型资金集中的现代工业中心。中国在这些事物上的经验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很现实地接受一点，即他们最高的目标是朴实无华的生活水平……无人富有，也无人挨饿。牺牲中国本国的或世界社会中其他地区的人类同胞以致富，在他们的想法或计划中根本不存在；如果能从我和中国许多地区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交谈判断，这种人类同胞感是个强大的动力。
以上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些重要主题。象罗伯特·吉莱恩所说，中国人可从容不迫地“走他们自己的道路，不用理会旁人的议长论短”。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三月二十六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田中、大平两派干部聚会，对首相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摘要如下：
自民党的田中、大平两个非主流派的主要干部，于二十五日在东京秘密聚会，就当前的各项悬案交换了意见。据与会者说，在这天的意见交换中，两派就现在由修改党章调查会所进行的修改总裁公选章程和围绕着三木首相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提出了很多异议和疑问。为应付今后的一切事态，再次确定今后仍要进一步密切两派的关系，并继续加强意见的交换。关于这天的聚会，两派都认为「完全是为了党的前进而交换意见，没有其它意思」。但是，从去年年底政情变化以后，在党内占绝对多数的两派的主要干部聚集一堂这还是第一次。围绕着处理各项悬案，首相和党内的裂痕正在表面化，所以估计对今后的政局将会产生微妙的影响。
从两派的西村、铃木两人决定出席这次聚会来看，党内也有人认为是「非主流派根据党内外的现状、点燃了卷土重来的烽火」。再加上田中前首相、大平藏相的动向，将引起党内的注意。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三月二十九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本报舆论调查，支持三木内阁的占百分之三十九，比成立时下降百分之八》，摘要如下：
三木内阁的支持率从去年十二月成立当时的百分之四十七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九，不支持率则从百分之十二上升到了百分之二十。这是每日新闻社从七日起对三千名有选举权的男子和妇女进行三天全国舆论调查的结果。除此之外，还对成为统一地方选举的背景的一般政治形势和居民自治意识等作了调查。国民对物价和萧条对策的要求和愤怒，在各阶层都极高涨，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程度不等地对现在的政治表示「不满」。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四月四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上，外相强调了反对（把霸权条款写进去）的理由，他说，「霸权」条款，从宪法上来讲也是困难的》，摘要如下：
宫泽外相三日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在谈到关于把「第三国的霸权」写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时，列举了几点反对的理由：「日本从宪法的原则来讲，也有困难」等。作为日本政府来说，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表明过态度。这是（宫泽）在回答社会党（国会议员）大出俊的质询时讲的。
迄今为止，政府作为不同意（写进）「第三国的霸权」，主要是举出了下述理由：「对于双边条约来说，是少见的」。
宫泽外相的发言内容如下：
一、霸权问题，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有密切关系。过去，中国明确地讲过美帝国主义。这是不很久以前的事情。现在，中国在用「帝国主义」．、「霸权」的词句时想的是哪一个国家，我们一听便知。但是，将来是否也是如此呢？仅从现状来判断，在国际间长期受约束的两国条约里写上它，是不适宜的。
二、中国的意思可能是说，如果「第三国的霸权」被搬进了亚太地区，将（用武力）进行排除，但是，我国从宪法的原则上讲，不能采取这样的立场。
三、我国是以睦邻友好为外交方针的。霸权问题，从双边的友好条约的原则或国际惯例来说，都是没有前例的，因此，很可能被第三国认为我国有特定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