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国防》杂志二月号刊登防卫研修所第一研究室长前田寿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石油战略的动向——反映着对外关系而发生变化》，摘要如下：一、开发战略目标从西北转向沿海：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石油产量只有十二万吨左右，其中，五万吨是人造石油，天然石油只不过是其余的七万吨而已。因此，新政权必须从几乎是一张白纸的状况下开始。
在五十年代，北京政府一方面努力增加人造石油产量，另一方面集中在西北地区努力开发天然石油。这与下述一点并不是没有关系的，即以朝鲜战争为开端同美国开始对立的北京政府，出自国防上的考虑，把工业布局的重点从沿海移向内地。
由于自五十年代末开始的中苏分裂，在石油方面，中国被迫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建立自给自足的体制，另一个是改变偏重西北地区的石油基地的部署。五十年代，石油生产增加了，但同时石油的消费也迅速增加了。因此，中国必须经常依靠从苏联进口石油消费量的一半或者一半以上。并且，西北地区的油田全部位于人烟稀少的地方，况且接近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容易受到控制。
为解决这些问题，最初寄希望于大庆油田。据说，一九六○年二月开发成功，不到三年的时间，大庆就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产油地，一九六三年就基本上实现了石油的自给自足。
但是，大庆油田仍存在着靠近苏联边境的困难一面。因此，中国当局在大庆油田的开发走上轨道的同时，以这个油田所证实的新的石油地质理论为基础，着手渤海沿岸地区的开发。这个地区被称为胜利油田，一九六四年着手开发，不到两年取得了“最初的胜利”，据认为，开采渤海沿岸地区的石油有了希望。
这样，中国开发石油的努力就完成了从“西北”移向“沿海”的转变。从玉门、克拉玛依一转而向大庆，又从大庆南下，转向渤海沿岸……如果按照这样一条开发石油路线，下一步当然就是渤海海底，是从东中国海到南中国海的大陆架。二、供应战略中国的石油供应，作为行使国际性的影响的手段具有重要价值，是由于最近几年来中国大陆石油迅速增产以及七三年十月因中东战争而发生了石油危机。因此，其影响和效果还是有限的，但根据今后中国石油增产的情况和石油危机的演变，也许会产生广泛的影响。
对日石油供应战略：迄今被当作通过石油供应行使影响的对象的，有日本、泰国、香港和菲律宾。在这些地方，虽然程度不同，却都取得了成就。
中国对日石油供应战略的目的，显然在于阻止日本参加西伯利亚开发和日苏关系紧密化。一九七三年春天，中国首次同日本贸易公司签订了出口一百万吨原油的合同，当时曾有人怀疑，这对使日本疏远苏联会起多大的作用。
但是，周恩来总理悄悄对在石油恐慌形势下访华的大平外相说，七三年的石油生产达五千万吨，并立刻让日本企业家参观新开发的大港油田，而且事实上把七四年对日供应量增加到四百万吨（以后又增加了九十万吨），中国方面成功地使日本方面确信中国石油前途远大。结果，在日本财界有一种展望迅速扩大，认为“几年之后，从中国的进口可能达到两千万吨至三千万吨”。参加开发秋明油田的热情迅速降低。一九七四年十月底，在莫斯科举行日苏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的时候，柯西金总理警告日本方面说：“现在不下决心开发秋明油田，将来一定有后悔的时候。”但是，日本方面对以巨款投资为条件的石油供应已经不感兴趣，所以参加开发秋明的计划事实上已经“冻结”了。
对东南亚战略：石油危机发生之后不久，中国应泰国的要求，同意提供五万吨柴油，七三年年底，外交部副部长差提猜访华，举行了购买石油谈判。据说，当时，这位副部长会见了周恩来总理，就扩大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其结果，国民议会认真地研究了在泰国废除禁止同中国贸易的“五十三号法令”的问题，最近（七四年十月六日）决定全面废除。这个对华禁运法令被看作是迄今阻止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
香港也由于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而陷入困境，香港当局不得不向中国当局提出增加石油供应的要求。中国方面答应了这一要求，并立刻派遣油船“大庆”号把一万一千吨石油运往香港。七四年一月，同意提供占香港消费的百分之二十的柴油，并且同意增加其他石油制品的供应。因此，香港在水、食品和石油方面都加强了对大陆的依赖。
中国的石油战略在菲律宾的成功给人的印象最深。在七三年十月以前，两国已经通过体育运动员的交流和互派经济代表团渐渐改善了关系。这时发生了石油危机。正在这时候，访问菲律宾的中国贸易代表团马上向菲律宾方面提议“准备提供几十万吨石油”。不久又发展到七四年九月伊梅尔达·马科斯夫人访华，成了菲律宾向着承认北京政府大踏步前进的开端。
在伊梅尔达夫人访华期间，中国答应提供原油。据菲律宾政府人士宣布，中国石油技术人员和开采专家可能参加菲律宾南部苏禄海的石油勘探。通过石油连结起来的两国关系似乎将变得极为密切。
据悉，中国正在广东省湛江港建设中国第一个五万吨级油船专用码头。估计在它竣工的时候，将把北方的原油运往这里，再同南方的石油制品一起向东南亚各国出口。
局外者战略：中东战争发生之后不久，慎重地注视阿拉伯石油战略的中国逐渐加强了支持阿拉伯的姿态，不久就全面地拥护其石油战略。
中国虽然采取全面支持阿拉伯产油国的态度，但对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却采取消极态度。我国石油专家猜测，其理由有如下四点：（一）中国出口原油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日苏接近；（二）中国原油是自力更生开发的，缺少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那种反抗国际石油资本的共同基础；（三）即使不参加石油输出国组织，也能成为石油输出国组织决定价格的受益者，没有必要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同美国对立；（四）与没有外交关系的反共的沙特阿拉伯坐在一起是难办的。
诚然，作为局外者而自由行动对中国来说也许是可取的。但是，如果中国原油的出口量今后急增，不久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方针同中国的行动就将在各个地方发生冲突。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三月九日以《危险的抗生素》为题译载一篇文章，摘转如下：
一个十二岁大的女童，患了感冒，有轻微的喉痛和鼻塞，求诊于医生。这位医生并不理会她疾病的原因是细菌或病毒，处方开出抗生素——氯霉素给她服食。但这女童的病况恶化了，她发展了再生障碍性贫血。这种奇怪的致命的贫血症，可由照射Ｘ光或某些化学药物引起，氯霉素便是其中一种。大多数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即使一再输血，使用类固醇和其他方法，仍不免于死亡。上述的十二岁女童，就是遇到这种命运。
实际上有数以百计的人因服氯霉素而死亡。虽然早在一九四九年，在医药杂志和报纸中已有人一再提出警告，不要轻易用氯霉素，但现今的统计显示，这种抗生素仍然是最常开出的抗菌药之一，专家们指出，氯霉素只应在病者生命危殆，非它不可时才可给予，并且只应让那些受过高度特殊训练的专家才可用。
据专家估计，美国每年应该处方给予氯霉素服食的病人还不到二十万，然而实际上，美国每年有近四百万的病人被给予氯霉素。所有各种抗菌药，包括青霉素和磺胺类药物在内，都是利害参半。
数周前，一个以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主任卡拉夫博士为首的医学调查队，在美国医药协会杂志中报告，一位四十七岁的妇人，因患轻微喉痛，医生轻率地为之注射青霉素，三天之后，她口内两颊的粘膜开始剥离，排尿发生困难，腹膜隆起，尽管使用了肾脏机，她仍然死了。
最近，专家的调查报告显示，在美国国内，每年售出的青霉素达二十至五十吨。他们估计，每年每四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位接受青霉素治疗，而其中百分之九十是不必要的。
市场研究资料显示，医生给予感冒病人开出的处方，几乎三分之二是抗生素。可是，普通的感冒和大多数喉咙痛，事实上是由于病毒所引起，而今天的所有抗菌药，对病毒全无功效。再者，一位粮食与药物管理局的官员同意，抗菌药在预防并发细菌感染病上全无用处，只在已患了细菌感染时才有效；因此，患了诸如感冒之类由病毒引致的疾病而服食抗生素，一无是处，并不能防止并发细菌感染病。
滥用抗菌素也发生了有害的副作用问题。比方说，青霉素可引致荨麻疹或胃肠消化失序。每年，在美国，约有一百五十万人因抗菌素的不良副作用而要入医院治疗。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最近说，每年由于抗菌药的不良副作用而死亡的美国人达十四万之众！
与不良副作用一同发生的问题，是病菌发展了抵抗抗菌药的能力。由于滥用抗菌药，只有那些顽强的能抗拒抗菌药的细菌能幸存。这些幸存的细菌乃繁殖出能抗药的后代，例如，每年害死十万美国人的草兰氏阴性病菌、肠伤寒菌、淋病菌和葡萄球菌，已难用过去对它们很有效的抗生素来对抗它们。换言之，我们将要重新面临未发明抗生素以前的形势。
有一项研究指出，大多数医生都知道，在医院治疗的葡萄球菌属感染的疾病，对于普通的青霉素已变得有抵抗力，但他们仍然假定，在他们诊所中所见的这类病，仍可用青霉素治理。事实上，现时在医院中这类病菌感染的病人，有百分之九十五他们的病菌能抗拒青霉素，而在一般医生门诊的这类患者中，有百分之八十四他们的病菌具有抗青霉素能力。在一九五七年，这百分率仅为百分之十六；在一九六七年，也还只是百分之三十八。
使用过份剂量的抗菌药，也是危害病人健康和引致病菌发展出更强的抵抗力的原因。现时，有一个抗生素使用委员会正在确立各种抗生素用量的有效标准。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题为《小心使用抗生素》的报道，摘转如下：
．国际卫生机构从各国供给的医药情况得知，肠内许多细菌，都已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这实在是一个深刻而又严重的问题。在此之前，日本曾报告过发现了具有耐药性的痢疾菌，欧洲则发现了抗药性的沙门氏杆菌的威胁，故实有加以研究之必要。
最近在中美洲与南美洲作了一次调查，肠内抗药性细菌的传播十分厉害。危地马拉就有一万二千人死于抗药性的痢疾杆菌感染。墨西哥则有一万人患上了肠伤寒，而且还在继续地流行着。抗药性的沙门氏杆菌，及痢疾杆菌，也在印度、越南、希腊、法国等地突然地增多。而这些抗药性细菌的出现，据研究则是由于轻率而又长期使用抗生素的结果。
这些抗药性细菌的感染与流行，带给儿科在治疗上许多困难。小儿对这些抗药性细菌易于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