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原来在大城市里具有第一流设备的医院舒舒服服地工作的医生们下乡去从事传教士式的工作，在那里建立新的保健中心，而那些留在城市里的同事则保证加倍努力来保持原有的医疗水平。
城市里的服务人员（电梯司机、旅馆服务员、小轿车司机、街道清洁工等等）在工作中都愉快地接受生活给他们带来的一切。每个劳动者似乎都不言而喻地认识到一切工作都对国家有贡献。这种思想武装了他们每一个人，使最平凡的工作也受到尊重，得到满意。
某些具体的社会措施加强了中国在改变和超越旧的人的价值观念方面的能力。让我们细想一下动员全国妇女从事劳动这一件事吧。这是对传统的中国生活方式的一个激烈的变更。这是因为在一个贫穷而工业又不发达的国家里要养活八亿人口，在经济方面产生了紧急的需要。今天，家庭主妇这一角色已几乎不存在了。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包括工业、农业、教育、医药、甚至军队里都有妇女。妇女在争取和男子真正平等的过程中加强了地位，取得了进展，这必定使她们深深地体会到为了集体的目标而工作的意义。这件事促进了大量调整社会组织，结果建立了一个新的福利设施网，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工厂食堂等。全国各处母亲都参加了工作，这一事实对儿童生活的影响必然是儿童越来越不由家庭管理而请旁人代为管理了。这必然给政府提供了一个较大的可能来实行思想控制，使政府能从少年儿童开始就对人们灌输爱国主义和集体道德等思想。
人民解放军这一不寻常的组织和它所进行的活动，也说明并加强了中国的社会理论基础，即集体道德观。解放军的座右铭是“为人民服务”。
中国今天实行的经济措施加强了为集体服务这一基本理论，这在中国各行各业中都是很显著的。农民经常指出，一九五八年成立了集体组织之后，他们的生活开始提高了。工厂工人也把增加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归功于近来对集体劳动进行的改革。虽然对集体事业的热忱，部分来自他们的切身利益，但也反映出人民对国家的进步想要有所贡献的意念。鼓励芦沟桥农民生产既多又好的蔬菜的思想，是为了使北京的工人能得到又多又好的食品。北京月坛的工人知道他们生产最好的熔铁炉是为了中国自己制造半导体的零件，他们为能以大大低于进口货的价格把他们的产品提供国内各工厂而感到骄傲。这种对集体道路的信心和由此而产生的高度的工作热情在中国不是个别的事例，这代表了中国人民当前的情绪。
接受集体道德观念可以获得更大的保障，再加上高度的工作热情，结果就是对领导的信任。这样的看法是使人迷惑的，但是这在人民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却是真实的。中国的广大群众信任他们的领导，因为领导向他们提供了生活中物质、教育和医药等方面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领导鼓励群众进行“斗、批、改”，鼓励群众“敢想、敢干”、“政治挂帅”，而群众路线又把这种思想带给了全体人民。当一个农民在一个政治会议上提意见，指出麦子种得太多了，或者说西红柿地里除草的人力太少了，他的话是受到重视的。一九七二年的收成令人失望，领导不是空洞地表示遗憾，而是对防灾措施的不足提出了批评，并号召农民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兴修水利。如果一个政治领导人工作失败了，许多问题就要加以重新考虑，改变做法。群众看到的是一个正如领导所说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因此中国和任何其他的国家不同，中国的昌盛有赖于领导水平。今天人民所信赖的、有成就的领导人都是老前辈，他们有智慧，受到人民热烈的拥护，但是年纪都很大了。
今天的中国领导人经常是往前看的。虽然他们在进行急剧的改变上是小心翼翼的，例如他们不是仓猝地搞工业化，他们宁愿在一个以体力劳动而不是以机器劳动为主的社会里，采用农村生活的步调。但是他们已向群众预先说明必将发生的变革。毛主席在一九七○年时说过：“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
我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发挥了这一思想，这是那次谈话中最动人的一部分内容。他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这对“人民是一次大锻炼”；当我问到怎样才能不断进步时，他阐述了领导方面认为哪些是对于未来十分重要的事情。
他指出老一代有责任教导年轻一代，因为年轻人经验不足。老一代人要不断地提醒他们有关革命的原则和历史。毛懂得这一点，并且一直相信人民会纠正社会上正在发展的危险倾向。毛就是这样成功地把继续革命的学说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的高度。我和另一位前辈领导人郭沫若会见时，他很生动地说明了在一个与过去保持坚强的连续性并相信自己有能力适应任何未来变革的国家里，是能够保持革命的高度热忱的。
访问中国之际，对我提出来的问题比解答了的问题还要多。访问中国之后，我在思考：在充满了竞争的西方，我们所了解的“人性”是否就是人类发展的唯一道路？中国唤醒了我年轻时代的一些理想，使我对我们社会上流行的、根深蒂固的、人人为己的哲学提出怀疑。中国广大群众的协作精神激起了我对中国的热情敬仰。目前中国和西方达成了和解，外加打开了过去封闭的互通情况的渠道，这些应该有助于使世界不致因过分剧烈的转变而感到突然。总的说来，中国的成就使我感到安心。中国是一个有决心而又团结一致的民族，已经解决了贫穷、饥饿、疾病、犯罪等等极为艰巨的问题。中国给世界带来的，更多的是希望而不是威胁。（完）
【本刊讯】曼谷《新中原报》三月二十七日报道：
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研究旅泰华侨问题结果，认为一般外侨——特别是旅居泰国的华侨大多安份守己，对泰国之安全与政治并未产生任何危害之处。
上述研究乃系配合政府将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进一步缔建外交关系而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加以研讨者。
记者自接近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官员获得消息透露称，国家安全委员会于日前接获内阁方面命令，着令该委员会进行研究有关旅泰外侨问题，讨论内容包括（一）外侨与泰国的安全问题，（二）外侨对政治的关心程度与有何政治活动问题，（三）华侨对其祖国的关系问题。
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认为华侨对泰国的政治或有所关心，这是因为其第二代（华裔）具有选举权与被选权，是以旅泰华侨自然也对泰国之政治有所关心，但并未有何危及泰国之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续指出，华侨对其祖国的强盛在精神与感情上产生相当大之光荣感，惟其与台湾或中国大陆的接触，均限于省视亲人与接洽商业，并未发现有何不利于泰国的政治活动。
【本刊讯】曼谷《星暹日报》三月二十八日报道：
泰国外长差提猜二十七日重申，他决定在今年五、六月间访问北京，保证在本届政府内必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在承认之前，应首先解决华侨问题。他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避免不了的现实问题。
【本刊讯】新加坡《星洲日报》三月三十日发表题为《新中关系写下了新章》的社论，摘要如下：
由外长拉贾拉南率领的新加坡共和国第一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友好代表团，经于上周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回返国门。
新、中两国关系源远流长，连年来人民互相往来越发频仍，官方代表团的访问，则以此回为第一遭。因此，友好代表团的成行，本质上已具重大意义。
代表团访华期间，据悉：中国领袖们一再强调：新、中两国人民渊源深长，两国不仅是友好国家，同时也是亲戚国家。语气诚恳，使人倍感亲切。
新、中两国源远流长的关系，是不容抹杀，不容否认，切不断，拉不开的事实。既是友好国家，也是亲戚国家的说法一点也没错。
新加坡人民逾百分之七十属华裔，老一辈的公民，不少还是来自中国的移民，颇多在中国还有亲人，亲戚，不管是五服内或五服外，或多或少，总有些儿瓜葛。
中国领袖们口中的“亲戚国家”，配合了尊重我国独立；愿依万隆五大原则促进与我国友好合作以至建立邦交的表示，该意味着中国已明确表明了对我国的立场与态度。
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我国外长及政务部长时，又一次重申中国对海外华人或华裔态度，指出：海外华人或华裔愿为当地公民者，即非中国公民，中国对之已无责任或义务。至于未成为公民之华侨，中国虽对之还有责任，但是，他们也得遵守当地法律，不干涉各该国内政。
这幅明朗的画面，该可消除一些人对我们还存在着的猜忌与疑虑，同时，也给予前些时一群大发谬论，目新加坡为“第三中国”的所谓“观察家”、“政论家”一个最有力的驳斥。
【本刊讯】菲律宾《东方日报》三月二十四日报道：
代移民局长尼道达昨天宣布，一旦菲律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旅居菲律宾的华侨之身份将可放宽。尼道达在司法部的无线电“司法先生”的节目中宣称，虽然对这个具敏感性的问题未拟订一项明确的政策，但在与北京的关系正常化后，将采取步骤迅速同化华侨。
于本周接替移民局长黎悦斯之职位的尼道达在解答司法部人员与记者所提出的问题时，强调了移民局的政策。
代移民局长指出政府正在考虑放宽归化的条例，即经行政程序处置准许外侨入籍。
他指出，外侨归化的程序将透过行政听讯，而非经过目下之司法程序进行，这样将较快速且费用不浩大。他说，这个经过斟酌的新程序将仿照美国的程序，即申请归化的外侨在摘要程序中只到移民局接受讯问官的查询。
该刻在拟就中的新归化法典，亦放宽了准许外侨入菲籍的法规，并删除外侨国民申请归化的所有障碍。
【本刊讯】蒋帮《中国时报》三月十七日消息：行政院表示，华侨回国无论是探亲、访友、参观、旅行，或者洽办业务，政府均一律欢迎。
行政院最近指示有关单位，对于华侨回国有关手续，应研究简化，予以便利。
行政院指出，政府应体察侨胞在海外的艰困处境，予以帮助，政府有多大力量，就要为侨胞作多大的服务，绝不保留，绝不吝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