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高等教育，从各方面说，都还没有一定的看法。我曾去访问过北京大学，该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一万名学生，各科学习期限五年到六年不等。现在该校有五千名学生，各科一般学习三年。学习结束后，没有学位，而是发给证书。学生的费用由国家负担，必要时还发些零用钱。学生是从公社、工厂和部队中选拔出来的。在批准入学时，学员必须获得在一起劳动或当兵的人们的推荐，这是最主要的条件。目前进大学的人都不超过初中的水平（受过七年教育），上完初中之后，在工厂、农村或部队又干了几年。入学名额按地区分配，申请升学的人，由当地的委员会审核，在全国都是一样。升学的青年中女的占三分之一，国家有意识地增加女青年升学的比例。目前北京大学有四名学生来自美国。
虽然关于教育制度的辩论还在进行，但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人们能在社会上起更富于建设性的作用，这一点看来是不会改变的。争论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安置和最充分地利用有天赋的学生和教师，而不致于再度产生微薄的知识分子优越感。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解决。当前的情况是：在全国范围内，即便是边远地区，都普遍施行免费教育，目的是向年轻一代灌输为人民服务的强烈愿望，并且也培养他们照这样去做的基本技能。农业
人民共和国最惊人的发展就是农业。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而中国全部的陆地面积只有百分之十一是农田。但是中国生产的粮食足够八亿人吃。中国既出口粮食，也进口粮食。这方面没有统计数字，因此对中国粮食生产的情况还得不出确切的结论。但是中国当局宣布中国已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外国的观察家也同意这点。目前在全国各地都在储存粮食。
根据中国发表的数字，一九七三年中国粮食产量在二亿五千万吨以上，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了一倍。一九七四年虽然有严重干旱，粮食的收成还是打破了纪录。
在中国一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都住在公社里，其规模大小不一。每一个公社都尽可能地做到自给自足，自己制造农具、化肥，有的还制造小型拖拉机和其他农机，以及各种日用消费品。据估计，中国使用的肥料，百分之七十五仍然是绿肥和粪肥，现在正在提高化肥的产量。在中国，人的排泄物被当成财富来使用，而不是让它沾污河流或沿海水域。在北京，人们扫雪时把人行道上的雪堆到沿街的树根周围，充分利用它的水份和养份，人们称为“穹法上肥”。这种保存和回收的技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最近据一批美国农业科学家的报告说，目前中国使用的化肥，一半来自“后院工厂”，这些工厂从煤、焦炭和水中提炼碳酸氢。在别的国家里，这种东西一般是不用来做肥料的。据说这种方法可以直接介绍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使用。中国已从国外订购了十三个大型化肥厂的成套设备，准备在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先后投产。
中国的农民不荒废一寸可耕之地，并且通过水利工程的排灌系统和大规模的平整土地，增加了可生产的土地。他们正在把大山变成丘陵，并开始把已经开辟好的梯田进一步变成小平原，更有利于机耕。新的技术很快就得到推广，各个公社根据当地水、土、地形、气候、机械化程度和劳动力的情况，因地制宜地运用这些新技术。我离开中国的那一天，中国宣布了在广东的一块试验田上，已经成功地在一年之内，生长三季水稻和一季麦子。一年之内收四季粮食，确实是一个空前的成就。在中国，农业耕作使用大量劳动力，机械化的程度远远低于美国，也不象美国那样依靠石油和化肥。男人和妇女仍然要用体力担重活，同时也使用水牛、驴子、卡车及拖拉机。为了增产，首先就得搞机械化，但是在我所访问的地区，用机器代替人力和畜力还刚刚开始。
公社制度的作用。一方面是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一方面是使全国的农民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公社下面分生产大队，大队下面分生产队。各级都自成一个经济单位，推动生产。一个生产队一般有三十到四十户，每一户有一小块自留地可以种菜，养猪或其他家禽家畜。
公社的住宅都属社员自己的，和城市里情况正相反，城市居民的住宅几乎全部都是由国家租给各户使用的。在农村可以从公社买砖、水泥、木料和其他建材，有时用户可以获得津贴或贷款，用来购买这些材料。一般盖一间房需用三百到三百五十美元。社员大家都互相帮忙盖房，一户的老人去世之后，房子可以由家属继承，如果住户他迁，也可以通过公社把房子卖掉。房主不得出租房子。
每个公社每年按照国家计划承担一定的产量定额，五年之内定额不变。国家收很低的农业税，每年生产的粮、棉或其他农产品，都按定额和定价卖给国家。超产部分可以高于定价的价格卖给国家，也可以由公社自己储存起来，或者多分给社员一些。在河南省新乡地区，我曾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一九七四年国家分配给该区的粮食定额是两亿八千六百万磅，实际产量是四十四亿磅，在超产部分中，公社社员们同意多卖给国家三亿七千四百万磅，剩下的由他们自己使用和储存。（七）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四月二十六日报道：
被特赦返台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王秉钺和赵一雪、杨南邨、张海商，今晨先后到九龙总商会一个与台湾有关系的机构办理赴台手续，由谢伯昌交给赵一雪、杨南邨和张海商申请表格。谢伯昌表示，这批前国民党军官将不会被当作“难民”处理，由于他们有亲人在台，所以能够返台的机会甚大，可能两个星期内会有结果。
王秉钺了解情况后先行离去，其后谢伯昌出面与赵一雪、杨南邨、张海商三人接头，谈了一段时间。随后，谢伯昌给每人一份申请表格。
谢伯昌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曾到达许多地方申请，都未有结果，所以才到这里申请。”
他又说：“他们各有亲人在台湾，处境令人同情，我个人也很同情他们。”
【本刊讯】香港《星岛晚报》四月二十六日报道：
中共特赦的十名“战犯”，其中四人今晨正式与港九救委会接触。另外六人未有露脸，显示出该十名“战犯”的意见已告分裂。
王秉钺系单独一人到达救总的。
王秉钺接见本报记者时强调说：“我申请赴台，系我个人的意志，我希望能够回到台湾与我的家人团聚。”
王秉钺指责同来的“战犯”在香港发表的言论，使得问题趋于复杂。
王秉钺说：“我不愿多说话，我来香港的目的，就是要返回台湾，我已七十多岁了，我希望能够与家人团聚。他们（《星岛晚报》按：指另外的“战犯”）的意见怎样，我不管，总而言之，我个人希望返回台湾。”
【本刊讯】香港《快报》四月二十四日刊登马文的一篇文章，题为《台湾如何应付新形势？——蒋介石逝世后看台湾之二》，摘要如下：
蒋氏逝世，台湾处境将会怎样？
据接近人士透露：蒋经国院长曾和有关的高层人士说，“今后，我们要全力注重军事”。
看情势，台湾的军队不会有问题，军队的武器配备，不及南越，作战经验可以说完全没有，但新的由征兵制度集中来的军人，素质比以前好，国民党老兵的投降和懒惫习气已扫除了，而且没有了嫡系和杂牌的派系分别。
又一项所谓内幕消息：台北在努力自行发展战术性核子武器，短射程的飞弹，以防阻中共渡海进攻。他们的基本作战原则是不让中共军有渡海进攻的可能，希望中共知难而退——多数高级人士认为国共再打一仗的可能性很小，但据接近蒋经国的人透露，蒋经国认为如果台湾军队势弱，共产党一样会来攻击，所以，他要强调加强军队的作战能力，蒋介石的逝世和美国的退潮，将会使台湾进入另一个以军事为中心的时代，国内建设的步调会放缓，把金钱优先用于改良武器——听说，只要有钱，在国际市场中可以买得到新锐的武器。
美国方面有些人认为蒋介石是“顽固”的，蒋介石一死，国共便有谈判的可能。
台湾问题将来必会有“谈”的一天，但处目前形势下，可以预见的时日中，必无谈判的可能。
因此，即使美国用压力，台湾也可能顺应，无论谈或者打，台湾的原则是维持现状，有人预测，在现状不变之下，名称上可能作出改易的让步，但不会在短期内。
如果美国不再理会或者不积极支持台湾，台湾是否会转向苏联？日本方面曾报道蒋经国夫人蒋方良每年归宁俄国，那是荒唐的，蒋方良根本不曾自台湾去过俄国，国际间又有一些报道，谓蒋经国是留苏的，和苏联经常有联络，因此，蒋经国会引领台湾亲苏。这也是不可靠的谣言。
蒋经国无可能改变现行政策，台湾和苏联的结合并无可能，双方都有顾忌，台湾的目的是保持现状，亲苏必会更触怒中共，引致战争。此外，国民党人士中有一部分仍以为中苏会有再合的一天。这也使他们不肯接近苏联。
国共虽然是死敌，但国民党以处境和民族大义，在若干问题上，会留有余地，前些年，中共和印度打起来时，台湾只报道新闻，不作评论，就是一例。
高层人士的看法：美国放弃中南半岛，已成事实，对东南亚其他地区退出的可能也很大。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则系于美国对日本的承诺，倘若美国的亚洲政策（美国所谓防线）仍以保日本为主，那末，日本以北的南韩，以南的台湾，都会受到照顾。如果美国的退潮以关岛，马利安那群岛，琉磺列岛为中心，则南韩和台湾都会遭到危险。日本则会自行建立军备。台北高层人士认为：未来大势（包括台湾安危）的风向，可看南韩，如果北韩向南侵而美国袖手不理，或者只是表面上应付一下而任由南韩自生自灭，那就表示美国不会照顾台湾地位了。又据说，南韩和台湾接触频密，南韩告知台北，有被北韩侵入之虞，而美国态度则未明。
【中央社汉城四月十九日电】中华民国驻韩国大使朱抚松，最近曾与韩国军事首长晤谈。
朱大使昨天拜会国防部长徐钟哲，并于前天和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卢载铉晤谈。
同时，朱抚松大使也曾于本月十五日拜会美国第八军军长兼驻韩联合国军统帅史迪威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