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题为《中国副总理决定访问法国；是对欧洲外交的正式布局；这是中国意识到苏联而推行的“远交”》的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应法国总统府的邀请，决定五月中旬访问法国。中国正式派遣党和政府的大人物访问法国，这还是第一次。这次访法，是回答已故总统蓬皮杜在一九七三年秋天访华时的邀请，在巴黎将再次同法国总统德斯坦以及其他首脑进行会谈。
通过七十年代初的“乒乓外交”和最近的“石油外交”完成了中美接近，现在又同亚洲和非洲等第三世界各国结成很强纽带的中国，两三年来一直考虑对苏战略，把外交重点放在欧洲。邓副总理的访法就是它的正式的布局。当然，中国首先选择法国去进行访问，是有它的理由的。
据认为，邓副总理将寻找今后进一步加强中法关系的方向。考虑到法国对印支的影响，中法两国还将就发生剧变的印支形势交换意见。邓（副总理）访问法国，证明了中国把法国当作欧洲战略的“据点”。
中国几年来一直在警告说，“苏联是声东击西的”，并且对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给予一定的评价。与此同时，一直呼吁“欧洲共同体”要加强团结。
中国之所以邀请前英国首相（希思）和（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党首施特劳斯等，不外乎是因为这两个人经常主张加强欧洲同盟。
中国高度评价进入今年以后的欧洲共同体各国，认为能动摇苏联包围网的，是受到“苏联威胁”的欧洲，所以，越来越加强“远交近攻”。
可以说，邓副总理的访法，目的在于取得两个效果，即增进中法之间的友好，同时又把法国作为基础，增加对西欧的影响。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四月十七日刊登一篇题为《在日中友好条约谈判中，中国着眼于世界战略》的文章，摘要如下：
三木首相、宫泽外相在谈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时一再表示“想在本届国会会议上批准”，而外务省人士对首相身边的一些人的乐观推测持冷淡态度，认为“事态不容那么乐观”。这是因为首相身边的一些人只把该条约的谈判看成是单纯的两国间的关系，但中国方面却把这看作是中苏对立等世界战略的一环，双方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外务省人士指出，从进行预备谈判的“时期”看，就很容易了解，中国是在为其世界战略而利用条约谈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作为第一个政府要人访日是在福特总统访日的大约前一周的去年十一月十一日。
福特总统访日后，去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美苏首脑会谈，中国方面对美苏可能商谈共同遏制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保障”构想，非常敏感。为此当时的田中首相曾进言说，在美苏首脑会谈中从该构想作为议题不是上策，所以美国方面也就把它从议题中取消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的要人韩副外长访日，并提议开始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以牵制苏联。
中国驻日大使陈楚和东乡次官的第一次会谈是在今年一月十六日进行的，这正是外相访苏，同葛罗米柯外长进行日苏和平条约谈判的时候。据认为，这也是为了牵制苏日接近。
另外第二次会谈是在二月十四日进行的，而这时正是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同首相、自民党的椎名副总裁等政府、自民党的要人积极地接触并提倡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之后不久。
在中苏对立日益激化的局势下，中国认为日美联合起来对抗苏联对中国是有利的，也将是基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对日美加强团结，不妨说是欢迎的。
在十四日中国方面又突然提出交换草案，这时恰好是在外相访美重申日美安全体制的重要性，福特总统在外交演说中谈到日美安全体制是使广泛的亚洲地区稳定的“基石”之后不久。
进行预备谈判的日期，都是和苏联、美国对日本进行重要工作的时期相一致的。
特别是在高岛局长即将访问中国，首相、外相刚表示希望在本届国会会议上批准该条约的意向之后不久，纪副总理严肃地指出“反对把霸权条款写进条约，反过来就意味着想谋求霸权。如果从日中联合声明后退，还不如不缔结好”。
从这种态度里也可以看出上述战略。
【塔斯社莫斯科四月二十五日电】《真理报》驻东京记者拉迪舍夫写道，中国领导人企图把日本拖进反苏勾当。
“这表现在，北京企图把带有公开反苏性的所谓的和平友好条约强加于日本。”
“北京领导人一心想把日本纳入反苏对外政策轨道，把这一条约看作是达到自己居心叵测目的的可趁之机。”
“北京一味坚持在条约中写上乍一看是抽象的一条：两国反对某个‘第三国’‘在亚洲谋求霸权’。而且毫不隐讳，他们指的‘第三国’就是苏联。”
这位记者指出，“在反对臭名昭著的‘苏联霸权’的旗号下，实际上是硬要日本接受反苏勾结。”
“据东京报刊报道，许多著名日本国务活动家日益坚决地反对北京强加于人的作法，认为这是破坏日苏睦邻关系顺利发展的挑衅行为。
“例如，在执政党自民党领导人会议上，大部分领导人都表示反对关于‘霸权’的这一条。随后，与会者建议政府‘不急于’同北京签署这一条约。”
在治疗烧伤方面的新技术，使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的病人能活下来，这是一项最杰出的成就。在最初休克期给予及时的和适当的液体补充，在感染期采取隔离病人、给予辅助性治疗、合理使用抗菌素和适当护理伤口，这样使病人逐步恢复。治疗烧伤的成功率以及美国医学界观察家们的热忱强烈地反映了必须对这种治疗烧伤的办法进一步研究以便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采用。
酗酒和吸毒都不成为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人民共和国劝服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的罂粟种植者，去改种其他作物，然而，在严格管制下生产一些药用鸦片是允许的。不时在报刊上出现一些论断，认为大陆中国是国际上非法鸦片买卖的大量鸦片来源地。香港的美国药品管理局的官员们告诉我，认为中国是非法麻醉剂的来源一事，并无证据。这印证了早先中国官员们告诉我的话。
高血压病甚为普遍，特别在北京。对发病原因的发现可为世界其他地区解决这个问题作借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出生后的预期寿限据报道以前是五十三岁。赛德尔夫妇在他们的近著《为人民服务》中说，上海市人出生后的预期寿限（七三点三岁）比美国人预期寿限（七○点四岁）大。
一位出生在美国而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医生马海德也说中国人的预期寿限现在微微超过七十岁。不管这数字是否准确，中国人显然在过去二十五年内，在保健工作、预防疾病和控制疾病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同时并用现代西医办法和中医新技术。中西医结合产生了可喜的效果，可能为全世界造福。人口政策
中国参加七四年八月联合国人口会议的首席代表宣布中国的人口“近八亿”。对中国人口增长率的估计十分不确切。据多数美国专家判断，大概略低于百分之二，即每年增加约一千四百万人。
据说一九八○年的目标是降低到百分之一。对一切外部估计必须采取保留态度。
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因地制宜的。例如在人口稠密地区鼓励晚婚和节育。而在人口稀少的中国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并不反对增加人口。上海市人口年增长率是百分之零点四八，北京是百分之零点九七，内蒙古年增长率是百分之二点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则达到百分之三。一些城市的出生率下降明显地表现在小学的入学儿童人数上，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和过去比，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更能接受计划生育。人口中处于生殖年龄的，绝大多数至少受过五年教育，基本上有阅读能力。此外，妇女的作用已经起了相当大的变化。她们受到较好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和当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有密切的联系。中国人不再挨饿了，并且因为卫生条件改善、医疗及时，婴儿和儿童死亡率大大下降以至父母不再认为必须多生子女。老年保障也不再依赖于多子女。
总之，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为年轻人提倡晚婚、婚后实行节育而制定的广泛、有效计划提供了必须的基础。这个计划，辅之以免费供给避孕设备，免费做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是全面控制人口的一项主要措施。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很重视普及教育。中国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为了有效的政治交往和发展经济，必须要有文化。在中国每人受免费义务教育七至九年，年限长短因地而异。例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双桥公社，每人至少学七年文化。在工厂里看不见正值学龄的青少年参加劳动，但在农村里却屡见不鲜。当前各级的教育制度，仍处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试验和过渡”阶段。现今一般学制是，小学四至五年，中学不超过五年，分初中和高中。有的学生可继续进技术学校或大学。
在中国西南部一个较为辽远的公社里，一位领导人向我讲道，他所在的公社中百分之九十八点四的学龄儿童都上了学。我问他其他的百分之一点六如何，他说虽然一般来说七岁的儿童都入学，但是有的父母要等到孩子满八岁后才送他们上学。
在中国，教育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实际的运用。青少年学了文化之后，一般都进一步受到某一方面的专业训练。同时按照毛主义的概念向他们灌输热爱劳动和其他道德标准的思想。中级教育一般都结合实际，培养能直接到工厂或公社中从事劳动的人。此后，在工作岗位上可继续得到锻炼，譬如说培养当技术人员的则经过几年的学徒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