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外交官和归国华侨，没有私有的汽车。每个地方只有为数有限的官用交通车辆。小轿车如此之少，以至主要城市之外，它依然是人们竞相争看之物。随着中国日趋富裕，要不要允许私人汽车存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允许其存在将是对这个制度的考验。上海一位官员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重点是发展公共运输。小汽车太多将成为灾难。”
我在全国旅行中经过的街道和马路都保养得很好，两旁植树，而且常常种植多层树木。公共汽车很拥挤，改进这种类型的运输特别受重视。我三次坐火车所见，客车美不可言。车厢和大多数机车是中国制造的。车厢整洁舒适，路床平稳、保养良好。从北京到广州来回一趟近三千英里，卧车票价约六十美元。
和三年前我首次访问人民共和国时所见相比较，人民生活看来有所改善。比如，在北京可见到许多新住宅，人们看来穿得更好些，街上有更多的卡车和其他商业车辆，更多的式样讲究的自行车，店里摆着花式品种更多的消费品。
城市工人的工资似乎比一九七二年略有提高，目前的平均数是月薪二十五到三十美元。房租水电每户平均仍在四美元上下。城市居民仍旧享受免费医疗，在公社所付医药费也只是名义上的。日间托儿所各处均有，教育全部免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一个工人的工资是他的净所得。
粮食、棉布和食油实行配给，供应量充足。基本商品价格仍旧是便宜的而且固定不变。大米售价约美金七分一磅（和二十年前一样），猪肉和牛肉，四角一磅，鸡三角四分一磅，糖三角五分一磅，棉布四角一平方米，自行车七十五美元一辆（上海已开始出售摩托车，每辆二百美元），一只中国手表，五十美元。看一场电影一角到一角五分，香烟平均三角一包。城市公共汽车每次乘费三到八分。衣着鞋子定价极低，一件厚厚的棉上衣只要九美元左右，一双棉鞋还不到三美元。多数家庭夫妇两人都工作，因此两人收入合起来往往还略有积余供储蓄，偶尔还可以挥霍一下。
在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令人感到一种集体精神。中国有效地处理了西方世界为之困惑不安的许多社会问题，也许关键就在于这种精神。它是“狗吃狗”的对立面。对犯罪行为的处理可资说明。街道上的警察不带枪，难得见到携带武器的军人放哨。不过，北京居民还是有人夜间锁上门。如果犯罪案情严重到上法院，则由被告自己、他的同事或邻居来申诉，因为中国没有认可的律师职业。在当地的集体内，大多数犯罪行为得到预防，大多数犯有罪行的人得到纠正。被告如证明有罪将被送回家送回工作岗位去接受一段时间的再教育。在那里，他的“错误态度”，可能是促使他犯罪的东西，将得到“纠正”；由他的伙伴帮助他认识自己行为的错误，事情就这么了结。如果被告是惯犯而“纠正”无望，他最终会进班房。在中国还有死刑，处死刑的罪行如蓄意杀人，屡次强奸妇女等。
精神病问题，除非造成极大的严重混乱，首先由患者的朋友邻居同事以同情谅解态度加以处理。传统敬重年长者的风俗依然存在，老年人由亲属照料，或由他所属社团中的成员（不论是朋友或过去的同事）照料。家庭观念和地方责任感在中国依然盛行。彼此帮助照顾是新中国的一个主要部分。中国的医疗，一九七四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政府面临着人民营养不良、受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危害，以及卫生设备和医务人员不足等问题。患着坏血病、长满虱子、肚皮鼓胀、红肿眼睛的儿童随处可见；遍地乞丐成群。娼妓问题尚未解决，性病和结核病猖獗。
毛主席的指示和五十年代初期北京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制定的原则形成一套方案，直到今天，依然是发展医疗卫生工作的、被广泛引用的思想基础。这些原则简述如下：
一、医药必须为劳动人民服务
二、预防医学优先于治疗医学
三、中医、西医必须团结起来
四、医疗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相结合
根据这些原则发展了普及基本医疗保健的制度。这个制度消灭了性病，控制了结核病，部分控制了疟疾和血吸虫病，并且在治疗烧伤、断肢和断指再植以及治疗骨折等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个制度使中医和针刺的使用得到新生并有了新的意义。医务人员
解放以后，按每千人一位医生的约略估计，就需要八十多万名医生，即使尽最大努力，这个目标在二、三十年内也是不可能达到的。为了对付这种情况，产生了“赤脚医生”和其他助理医务人员的想法。（三）
【时事社东京四月二十三日电】题：首相指示外务省要努力早日缔结日中友好条约
三木首相于二十三日上午十点半在首相官邸召见了东乡外务次官和高岛亚洲局长，听取了二十二日从中国回来的高岛局长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与中方）谈判经过的汇报。召见时，井出官房长官也在座。
首相就推进缔结因“霸权”问题而难于进展的该条约谈判的方法问题，当即指示外务省说：“希望争取早日缔结，要进一步集中智慧以便打开僵局。”
对此，外务省方面回答说：“迄今虽然也集中了智慧，但今后仍将继续努力。”外务省决定遵照首相的指示准备同中方进行会谈。
【时事社东京四月二十二日电】题：高岛局长回国后会见记者说中国在“霸权”问题上态度强硬，谈判不是轻而易举的
外务省亚洲局长高岛同中国外长乔冠华和副外长韩念龙等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交换意见后于二十二日下午回国。他于当天下午五时许在外务省会见了记者。这位局长会见记者的谈话要点如下：
一、一般说来，中国方面无疑也抱有希望设法早日缔结条约的热情。二、但我得到的印象是中国方面重视那个问题（霸权问题），坚持原则立场。我方则在不同的意义上（对霸权问题）采取强硬立场。我非常清楚，双方的立场需要通过高一级直接举行会谈，这是我访华的成果。三、我了解到，不会轻易地达成妥协，但也不是说不急。四、双方都认识到是艰巨的，但是为了最终达成妥协，也许仍需要进行政治级的会谈。五、我切实感到不是轻而易举的，但必须打开僵局。
【时事社东京四月二十三日电】题：宫泽外相说在“霸权”问题上日本不能让步，暗示日中谈判将长期化
宫泽外相在二十三日下午召开的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的“霸权”问题重申了政府的一贯立场，他说，考虑到美苏关系，不能接受中国所说的“反对第三国的霸权”，同时暗示了他的想法，只要中国方面不理解这一立场，日中谈判将不得不长期化。
这番话是外相在当天的外务委员会会议上对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关于日中条约谈判的质询进行答辩时讲的。
他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可以认为，中国方面所主张的应该在条文中明确写上“反对第三国霸权”的想法，是与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相关的问题。
二、但是，显然，我国本身无意谋求霸权，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外交之一，但并不是一切。
三、我国可望同世界各国和周围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缔结引起其他国家对我国这种诚意产生怀疑的条约是违背国家利益的。这条原则不能退让。
四、在不违背这条原则的范围内，打算近日在东京就霸权问题重新举行东乡、陈楚会谈。希望在会谈时敲定能否找出圆满地使日中双方都不能退让的原则结合在一起的措词的可能性。
五、如果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就想根据这一结果作出一个政治决断。可是，我认为现在的谈判不会是轻而易举的。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四月十八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二阶堂等四人会谈，争取撇开“霸权”，早日缔结》，全文如下：
自民党二阶堂进（田中派）、铃木善幸（大平派）、坪川信三（福田派）和栗原祐幸（大平派，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委员长）等四人十七日晚在都内会晤，协商了如何对待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问题。
据坪川说，在这次会谈中，关于已成为同中国谈判的焦点的写上反对第三国霸权的问题，一致认为：“在日中两国的条约中提及第三国的问题是不适当的。”决定积极地推动“撇开霸权，早日缔结”。
【共同社东京四月十六日电】题：社会党表态，要把「霸权条款」写进日中条约
社会党国际局长川崎和国会对策委员长平林十六日下午在首相官邸会见官房长官井出，就成为日中两国政府进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最大悬案的「霸权」问题提出要求说：「这项条约应在一九七二年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则和精神的基础上订立，因此，把已经载入联合声明的『霸权』写进条款是理所应当的。」社会党以前在是否要把「霸权」问题写进条约这一点上一直没有怎么明确表态，因此，今天该党提出的要求是值得注意的。
关于「霸权」问题，社会党所以表示这种态度是因为它判断，要使现在处于僵持状态的这项条约的谈判取得进展，设法早日缔结这项条约，那么，归根到底只能根据联合声明的原则和精神拟订条文。还可以认为，以成田委员长为团长的党代表团不久将访华一事也间接地产生了影响。川崎在此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社会党的主张是把联合声明中的『反对任何国家的霸权』写进条约，并不是要采取指特定的第三国的形式。」但是，党内依然强烈地存在着「在这项双边条约中塞进会刺激第三国的字句是不适当的」等批评意见和慎重论调，今后在党内大概将引起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