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每月评论》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一月两期刊登该刊主编保罗·斯威齐的一篇文章，内容是介绍法中友协执行主席、经济学家夏尔·贝特兰的新著《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一时期（１９１７—１９２３）》，文章摘要如下：
在当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中，列宁远比其他人更为锐敏地觉察到干部和工人受资产阶级作风腐蚀问题的严重性。他在逝世前一年多的著作中，对国家机器状况的关心达到了念念不忘的程度。如果他继续在世领导党和国家的话，迟早会发起一场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群众运动，来清洗和控制统治机构。但是，在二十年代初期的混乱情况下，很难这么做。
贝特兰的中心论点是：十月革命后，俄国由于革命力量太弱，又缺乏历史经验作为借鉴，未能真正解决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代替旧秩序这一极其复杂而艰巨的问题。
十月革命时，俄国无产阶级在全国占少数，布尔什维克同农村很少联系。加之，他们在一九一七——一九二一年的内战时期又曾遭到重大牺牲。一九二二年，俄国在职工人共四百六十万，不到一九一三年一千一百万的半数，其中产业工人只有两百万。无数战斗性最强的老工人在战场上牺牲了，另一些老工人脱产参加了党政机关和工会机构，还有一些大产业中心的老工人因失业和缺粮而被迫回乡；而一些对无产阶级专政抱敌对情绪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却隐瞒成分混进工人队伍，致使工人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即使十分坚强，经验十分丰富，也无力以崭新的革命机构去取代旧的沙皇官僚行政机构；特别是在农村，党几乎无法影响事态的进程。结果，党只能尽最大努力去同继承下来的、腐败的国家机器进行斗争。然而，这个经过世世代代建立起来的旧国家机器，浸透了资产阶级意识。据一九二二年夏天的一项调查表明，当时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在留用人员中仅占百分之九，在新录用人员中仅占百分之十三。此外，国家还接管了原来由私人资本执行的职能。不消说，这样一个政府机构根本避免不了成为保持和恢复资产阶级关系的温床，而其影响则超出政府机构范围，扩大到整个苏联社会。例如，派到政府机构去执行政策的人，往往蜕变为庸碌的资产阶级官僚，甚至抵抗力较强的工人，有的也不知不觉地被同化。这表明，阶级出身并不能永远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列宁对这个问题非常锐敏，他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作了一个譬喻，举出了“被征服者会强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的历史事例。
当时，除了委派可靠的革命家出任国家要职（在红军则实行政治委员制），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一九一九年成立了国家监督部，后改为工农检查院，以对付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但也没有逃脱与其它政府机构同样的命运。列宁在去世前写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出色文章中指出，“工农检查院没有丝毫威信”，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
十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关系不仅在国家机关中占上风和在农业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在工业、运输、财政等收归国有的部门中，也基本上保持着资本主义关系。公有制虽然开辟了改造这些关系的道路，但它本身既不能构成、也不能保证这种改造。这一改造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完成。贝特兰在他的另一新著《文化革命和中国的工业组织——管理和劳动分工的变化》中精辟地指出：“一长制、专家治厂、强调劳动分红和物质刺激，在苏联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在十月革命后，尤其是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就执行过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被保留下来，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迅速发展工业时期更大行其道。列宁清楚了解，布尔什维克实行这些原则绝不是走向社会主义。事实上，他曾经从截然相反的角度解释过强调权威（指一长制）和提高专家待遇的问题。他说，‘这一措施不仅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停止向资本进攻（因为资本并不是一笔金钱，而是代表着固定的社会关系），也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后退一步。因为苏维埃一开始就曾宣布执行降低高薪到一般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贝特兰指出，“列宁的（退一步）观点，适应了当时俄国革命特定阶段的需要。但是，一经实行（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年），就未再取消过，以致厂长和厂党委书记的权力越来越大，而且不受工人监督。在工厂中，一头是发号施令的行政领导、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另一头是接受指挥的直接劳动者。就是这种制度的巩固，成了滋生苏联修正主义的温床”。这一情况同政府机关中未消除的资产阶级关系结合在一起，就成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核心。列宁在世时虽然了解这些情况，但是当时缺乏条件采取有效的反措施。及至情况好转，具备了改造资产阶级关系的有利条件时，党领导本身却已丧失了开展斗争所必需的认识和意志。
斯大林在一些重要方面，捍卫列宁的立场，符合广大党员的愿望。他大力坚持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使苏联发生了规模宏伟、历史意义深远的变化。工业和军事力量的确得到了发展，打败了希特勒主义。斯大林并没有主动提出经济主义或把经济主义强加于党，他只是确切地反映了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全党上下（埋头建设）的那股思潮。
斯大林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里宣称：“在工业部门中，已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部门中，已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通中，已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这样，一切剥削阶级都被消灭了。”这也就是说，只要不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就不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了。事实上，正因为苏联在生产关系方面没有进行根本改造，新的统治阶级，即贝特兰所谓的“国家资产阶级”才有可能出现，并取代了沙皇时期的老资产阶级。
把生产力说成是“历史发动机”。这种观点在三十年代第三国际的欧洲党中即有抬头，苏联领袖当时也用它来解释国内的困难和矛盾，说生产力还太落后，不容许向社会主义社会方向迈进。于是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赶上和超过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与此相反，中国却把这些看成是“经济挂帅”，提出了“政治挂帅”的口号，把改造人和改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摆在首位；并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抗阶级继续存在，必须把阶级斗争坚持进行到底。当然，中国并未贬低或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和通向共产主义的时期，政治挂帅正是发展生产力的独一无二的、最完善的道路。
贝特兰又把经济主义跟苏联党内出现的“由行政领导、经济官员、经理人员构成的阶层”联系起来，跟他们的特殊利益和世界观联系起来，说他们之中有的人倾向于巩固社会分工并使之永久化，这与马克思主义要求消灭所有阶级和解放全人类格格不入。贝特兰指出，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这些人中总会有些分子迷恋过去，企图开倒车，重建或巩固特权地位和剥削关系。正因为经济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和歪曲，他们就可以打扮成革命家，而干反革命的勾当，使苏联背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带来新型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面复辟。
贝特兰指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主义的影响一向比俄国强大，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在不同时期有过浓厚的经济主义色彩。苏联（在列宁逝世后）搞经济主义，则使经济主义在西方共运中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义也经常以“左”的面貌出现。但是，当前这股思潮已发生了严重动摇，因为国际形势有利于唤醒误入歧途的人们，在经济上，世界资本主义正陷入空前危机；在思想上，发达国家广大群众不甘心再受奴役；在政治上，革命斗争席卷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苏联搞经济主义的反面教训同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正面经验的鲜明对照，更给经济主义以沉重打击。
中国实行着最纯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著作，跟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样，是彻底反经济主义的。中国以社会实践这个唯一可行的方式澄清了一系列难题，表明在正确的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下，可以解决改造社会关系问题。既然这项伟大而又迫切需要的任务已经完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势必在中国恢复其真正的革命性。
最后，我想提出些理论性问题加以探讨：
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仍然长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但这是一种具有许多特点的阶级斗争，跟我们最熟悉的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有所不同。革命后，有一种类型的阶级斗争我们比较熟悉：这就是被推翻的统治阶级总是要勾结外国势力策划反革命活动，力图卷土重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统治阶级人物相继死去，这种类型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逐步下降。更要复杂得多的是在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包括专业部门和文教机关）掌权和处于特权地位的一部分人，力图保住本身地位，同时寻求新的方式以巩固、保护自己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并使之长期维持下去。然而只要收入、地位、权势的区别继续存在，完全平等就是无法想象的。出身在地位比较优越的家庭的子女，总是占便宜的，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因此，在革命成功后的社会里，阶级斗争往往集中表现在家庭间因社会分工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不平等上，这绝非偶然。这种不平等并不主要表现在家庭收入的差别上，更重要的是在其它许多更难确定、更不显眼、不胜枚举的因素上：如家庭成员文化程度较高；受教育机会更多；跟有权势的人物有“社会关系”；从父母带来的优越感；等等，等等。这些看不见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同样起作用，并跟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收入悬殊相交织。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公有制和大大缩小了收入悬殊现象，上述因素就起着更大的作用，而成了特权和残存的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保护墙。
苏联是阶级社会。两个主要阶级是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贝特兰认为，列宁在世时期，就存在着国家资产阶级分子，但是他们在政权中的地位还不稳固；列宁去世后，这帮人不仅加强了对政府机关和经济部门的控制，而且在数量上和思想意识上，逐步渗透到苏共内部。国家机关终于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无产阶级从垄断政权的阶级下降为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沦为被剥削阶级，为了谋生而被迫出卖劳动力。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工人已成为国家资产阶级所拥有的集体资本，而国家资产阶级则跟任何一个资产阶级一样，已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实际上，苏共正是“人格化的资本”党，在国内是这样，在国际上也是这样。贝特兰把苏联定为资本主义社会，但又谨慎地给它加上了“特殊类型”这一修饰语。他说，“原来认为应该日益产生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关系，实际上产生的却是资本主义关系，以致在‘经济计划’的掩盖下，起作用的却是利润规律、资本主义积累规律，正是这些规律决定着生产资料的使用”。
【时事社东京四月十七日电】题：采访在晴海举办的国际博览会的苏联记者逃往美国
为采访在东京晴海举办的国际博览会而到日本来的苏联新闻社记者达维多夫十七日表示，他已要求到美国作政治避难，并已处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之下。
【时事社东京四月十九日电】苏联新闻社记者达维多夫（二十七岁），要求逃亡美国获得许可，十八日下午十时半乘飞机离开东京前往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