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莎社华盛顿三月二十九日电】据白宫发言人宣布，美国总统福特将于四月十日发表一项“十分重要”的美国对外政策讲话。
首都观察家们指出，福特将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地表明了总统这次讲话的重要性。
这些观察家还指出，三月份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来说是特别倒霉的一个月，从基辛格最近的中东使命
——濒于彻底失败——到美国支持的柬埔寨政权的土崩瓦解。
被列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挫折的其他事件包括：南越总统阮文绍下令进行的军事撤退——这往往变成全面退却——和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的遇刺。
白宫人士说，美国决策者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是处于美国的全球利益和影响的边缘上的问题而不是中心问题，除了葡萄牙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外。但是，他们接着说，除非美国的领导层放弃一部分它在世界事务中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否则这些问题将仍旧具有极大影响。他们指出，最后这一点考虑使福特四月十日的对外政策讲话显得特别重要。
美国首都一些人士列举了在复活节周末这里仔细研究的当前问题如下：（一）柬埔寨政府的垮台可能迫在眉睫；（二）南越政府的垮台可能迫在眉睫；（三）共产党的影响可能从这两个国家扩散到各个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四）陷于僵局的中东形势和发生第五次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可能性；（五）费萨尔国王遇刺后，围绕着沙特阿拉伯在中东的作用的捉摸不定的局面；（六）威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南翼的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尚未解决的紧张局势；（七）葡萄牙共产党可能对这个国家实行决定性的政治控制。而这个国家是美国军事战略要地之一。
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福特决定以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他的“世情报告”的方式引起人们注意的做法，表明了白宫已增加了它优先考虑的事项，把外交事务问题同围绕着国民经济、经济衰退和能源危机的问题并列起来。
【美新处华盛顿三月二十八日电】题：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同意与一致意见
在越南的经历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当中，一种比较隐蔽但也许是十分危险的损害就是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所产生的混乱思想。在国内，这种混乱思想在芝加哥外交学会进行的一次使人感到吃惊的民意测验中反映出来了。在国外，那次民意测验所记录下来的一些具体的意见也使人感到十分沮丧。
然而，比较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次调查所透露的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的对外政策情况是有些混乱的，而且是有些含糊不清的——但是肯定不是表明已决定性地转向孤立主义。
在这方面，第一点要说的是，在芝加哥的这次民意测验中，使海外感到最大恐慌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至少可以用对其他问题的回答来平衡一下，而后者引起的注意却少得多。
美国国内强烈反对美国对欧洲、对中东、对加拿大以外的几乎任何一个世界地区进行军事干涉的主张，这是确实的，人们对此感到不安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同样真实而且的确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民意测验表明，赞成美国继续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反对袖手旁观或自行其事的人数却多到一半以上。
这次芝加哥测验中提出的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在回答说得比较抽象和假设性的问题时所表示的看法对美国的行动的实际影响如何。当然，一般地说，在一个民主国家内，不顾舆论执行外交政策是不可能的。在很长的时期内，要在美国再次获得足够的公众支持来维持在越南那样的另一次冒险行动几乎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美国政府在其他局势中作出体现国家利益的其他概念的反响，甚至军事干涉，就是注定不可能的。
因此，大多数被询问的人在回答一次测验时可以说，如果西欧遭到入侵的话，他们不赞成使用美国军队，但是如果在柏林的驻军或者在北约的美军真的遭到故意的进攻，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公众表示的这种无形的态度对身负重任的领导人的决定会有多大的影响。
这些部队驻在现在的地方正是为了承认和表明，美国同西欧的防务和世界力量平衡的确有着战略上的利害关系。
基本事实是，就同意和一致意见同对外政策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有区别的。汉斯·摩根索在《外交政策》杂志中这样阐述这个论点：
“作为一个概念，人们总是把在被统治者的同意下进行统治同一致意见（经常是故意的）混为一谈，后者是政府和人民之间对国家的性质、原则和目标的看法的根本的一致意见，这是一种社会契约。
“被统治者偏离同意态度的看法（持不同意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一个强有力的民主社会的基本要素，但是，偏离全国一致意见的态度……在最好的情况下是离经叛道，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颠覆或背叛。
“政府可以既照顾到健全的对外政策的需要也照顾到舆论的选择，办法就是承认它们之间的冲突的存在性。政府可以通过引导舆论支持它的对外政策来缓和这种冲突……”
这就是政治领导的任务，而福特总统提出的不要搞孤立主义的警告表明，他想解决这个问题。他需要做的是，帮助美国人民认识到，世界确实不再是他们所掌握的了，但在同时要使他们了解，世界仍然是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美国应当继续发挥一种负责的作用。
【合众国际社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三月三十日电】白宫新闻秘书内森说，福特总统已要求基辛格国务卿留任到本届总统期满，基辛格已同意了。
内森对记者说，福特上周初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基辛格，并且说：“我希望你至少留任到这一届总统任期结束的时候。这是我的愿望。”基辛格回答说：“这也是我的愿望。”福特正在这个休养地开始九天的边工作、边娱乐的休假，而共产党夺取南越第二大城市和主要港口岘港的消息使这次休假颇为扫兴。
我现在要说几句，这不是一部描写英雄好汉的故事。而只是我们在那里的每个人在整个这件事情的某个阶段大声疾呼的情况。我们中间有些人已经在布拉格经历了一番神经上的紧张。现在，我们都来到了莫斯科。当他们把原来的俄文草案发给我们每个人时，我们一个个都气昏了。至于我，在我们拿到草案之前，我就气昏了，但我竭力克制自己。待拿到草案时，我又气昏了。我们大家都是这样。
当时乱糟糟的。我们杜布切克一帮人在忙于草拟我们自己的议定书。同斯沃博达一起来的一些同志一直来回奔忙。克里格尔根本没有在场。（克里格尔是最勇敢和直率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之一。俄国人最恨他。三周前，勃列日涅夫大骂他是一个“肮脏的犹太人”。）
他们把他载到了一个警察分局，而不是政府大厦。他们要我把议定书交给他签名。他平静地一页一页翻着看。他说：“我不签。”我们回到了会议室，克里格尔未回。有人建议叫他到会议室来，苏联人同意了。他们把克里格尔带来了。他坐下来，又看了一遍，说，“我不签”。并对他们说明为什么不签的原因。
接着他和斯沃博达之间来了一场非常不愉快的争论。斯沃博达同志对他的态度有点傲慢，好象克里格尔是一个低级士兵一样。当时情况尴尬。克里格尔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他不得不表示反对，他温和地要求斯沃博达不要对他大喊大叫，他不是一个小孩。斯沃博达叫喊说，他有责任，国内尸体成堆。毫无结果。克里格尔就是拒绝签名。情况就是这样。
那天晚上，最后会谈开始了。杜布切克在场。在这之前，他一直躺在邻室，由我们的医生照管。他心脏病发作，情况严重。（杜布切克是被单独带到莫斯科去的，无论如何，他受到的对待比同志们受到的对待坏得多。）他在浴室里昏倒了，头碰在澡盆上，所以额上有条疤。关于这件事传说很多。我们经常探望他，同他讨论每一件事情，但是会谈是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
勃列日涅夫在最后一轮会谈中首先发言；杜布切克作了回答；切尔尼克插嘴了；看来好象会谈要破裂。接着，斯沃博达说，这样是会毫无结果的。我们不要互相责备，应该逐字逐句地研究议定书。他暗示，一切都会好转，当苏军离开捷克斯洛伐克时，人们会向他们扔鲜花。
在我们签名以前，我问我们的司法部长库切拉，我们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名义签订议定书（如果有任何法律根据的话），我们这样做是否正当。他的回答含含糊糊。结果，我们每人都说，“我签”或者“我不签”，今天我说不上谁抵制得最长。谁也不非常热心。我清楚知道这是命运攸关的一步。我不完全有把握我是否做对了。当然，我遵守我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从莫斯科回国后发表讲话说，有朝一日历史将作出判断：我们做对了，还是出卖了祖国。我不知道。（事实上，这些签名有效地使入侵合法化了，是对苏联人作的许多小小的让步中的第一个让步。苏联人在一年内撤换了所有的改革派，把“布拉格之春”完全毁掉了。）
当会谈结束，议定书签订时，离启程还有两三小时。他们告诉我们，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和日夫科夫等同志（东德、波兰、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在隔壁的休息室里等着我们；他们要向我们致敬，干杯。我说：“去告诉他们，我们连看都不想看他们，更不用说同他们共饮白兰地了。我们不去。”
接着谈谈我们如何返回布拉格的问题。克里格尔没有同我们在一起。他拒绝签名后，被带到了某个地方。
他们解释为什么要留他在那里，说我们回去会碰到困难，因为我们签了名，他将充当英雄。
我们说，那是我们的事情，但是克里格尔不走，我们也不走。于是，他们进行了磋商，然后回来对我们说：“可以，我们把他交给你们。”
当我们到达机场时，苏联代表比我们先到那里，一位同志说：“你们的那个克里格尔已在飞机上了。”
有一个使馆人员同我们在一起，我对他说：“到那架飞机里去看看。”飞机离候机大楼约有三十米远。那个同志去看了一下回来说：“在，克里格尔同志在里面。”
事情的全部经过到此结束，我们起飞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