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明报》四月十五日发表题为《中共放人，目的为何？》的社评，摘要如下：
现在有十个人愿去台湾，中共果然遵守诺言，放了他们出来。十人中最重要的是蔡省三，他以前是蒋经国的亲信嫡系干部。
中共放他们去台湾，那是甚么用意？其中具有宣传目的，当然是事实。那是要以具体事表示给台湾朝野人士看：中共并不是残暴的政权，待人很有人情味，即使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与大特务，我们也可放他们赴台。是不是希望他们去台之后，做些政治工作，劝使台方人员心向中共，因而为“解放台湾”的目标尽力？据我们猜想，中共并不怀抱这个目的，也不会分派这十个人什么任务。这些人既想去台湾，虽然主要是为了和家人团聚，而不喜欢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活，也必是事实。“思想真正搞通了”的人，和家人团聚这件事，就有些不大对头。怎么可以将家庭观念放在献身革命的热情之上？这十个人到了台湾之后，台方当然会对他们严加提防，不会让他们有机会进行有利于中共的活动。中共对这点当然事先已有了解。
他们到了台湾，极可能会迫于环境，发表不利中共的话，也可能并非迫于环境，而自愿的表达反共的观点。相信中共对此也是早在意料之中，决不会期待他们在台湾大说（或略说）中共的好话。中共的目标，只是让台湾人知道，他们释放了这十个人回台，至于这十人以后如何表现，却不在考虑之列。任何人在大陆都会骂国民党，而任何人在台湾都会骂共产党，所骂的话可真可假，而放人回台这件事却终究是真的。
我们相信台湾会批准他们入境。如果拒绝他们入台，又变成了有利于中共。
不管中共的目的是什么，释放十个人让他们得以和家人团聚，总是好事。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四月十七日报道：
十名获赦回台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抵港后，引起各阶层社会人士的广泛注意，并认为台湾有关方面应该快一点使他们回台探亲的愿望得以实现，在情在理都应这样做。
在中区开设出口公司的一位七十多岁的商人说，这批人以前是国民党军官，为国民党打共产党，被俘掳后，被共产党管教了二十多年。现在共产党不但把他们释放，还按照他们的意愿，给予路费，提供便利，使他们回台探亲的愿望能够达到。共产党对他们表现得如此宽宏大量，反观台湾方面的动作，就有点不近情理了。
他说，照理，这批人过去为国民党打仗卖命，以致被共产党俘掳。今天共产党把他们宽大释放，还让他们回台湾，台湾国民党理应派人到罗湖桥头迎接他们回台湾才是。
他说，这批人来港已多天了，台湾国民党不但没有派人去迎接，反而迟迟未有行动。应让他们随时起程才对。
新界某乡事会的负责人表示，中国特赦这批人员，又让他们回台与家人团聚，还发给足够路费和给予种种方便，这样做很好，很对。在荃湾的一些商人说，这批人到了香港，身体不错，事实说明他们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了。另一名工商界人士说：“离别妻儿子女二十多年，希望回台湾看看，与家人团聚，这是人情。共产党释放他们，给足路费，生活上照顾无微不至，很有人情味。反观台湾方面对他们冷冷淡淡，拖拖延延，这样对‘老伙记’真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一个在亲台湾机构任职的人说，台湾的反应，不应这样冷淡，否则，目前替台湾工作的人都觉得心寒。另一名文化界人士说：“这十名都是国民党的老将，为国民党出生入死，也是为国民党才当了战犯。如果台湾有气量，有一点点的责任心，就应该热情欢迎他们，而不应该诸多留难。”
【中央社台北四月十六日电】中华民国伟大领袖总统蒋公的丧礼，今天上午隆重举行。蒋公的灵榇同时在国父纪念馆启灵，奉厝于山清水秀的慈湖，等大陆光复，再行奉安。．
总统蒋公的遗体，穿长袍马褂。灵榇内放置了蒋公生前经常阅读的《三民主义》、《圣经》、《唐诗》，及《荒漠甘泉》各一册。
【中央社台北四月十五日电】代表日本党政各界来华吊唁的团体共有四团，人数共五十三人。由前首相佐藤荣作率领的是代表日本国民，由前首相岸信介率领的是代表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日方委员会，由自民党总务会长滩尾弘吉率领的代表自民党，由众议员坊秀男率领的是代表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的吊唁团。
【美新处华盛顿四月十六日电】题：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为蒋介石举行的追思礼拜
今天上午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华盛顿大教堂为中华民国故总统蒋介石举行了追思礼拜。
约有一千八百人参加了这次基督教礼拜。参加的人中有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英格索尔、美国众院议长卡尔·艾伯特、纽约州前州长和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艾夫里尔·哈里曼、美国空军副参谋长助理马里恩·博斯韦尔中将和美国陆军航空队器材部司令官迪恩中将。．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四月八日刊登日本政府派遣的学术文化访华代表团团长吉川幸次郎、团员中根千枝、茅诚司、永井龙男、卫藤沈吉六日在北京座谈访华观感的记录，题目是《日中文化交流心平气和》，摘要如下：科学
《每日新闻》驻北京记者问：就逗留中的交流，你感到如何？
茅诚司（东大前总长）：据说，在二月四日辽宁省南部发生的七点三级大地震时，因为有了预报，居民们得以避难了。我还听到在上海地基下沉的地方向地下灌水结果就复原了。这些也正是日本感到困难的问题，希望一定要交流。尽管如此说，但并不是突然就派大批代表团进行交流，而是希望首先从邀请两位科学家到日本来开始。请他多少看一看日本，提出“你们的国家在干什么”的问题，进行经验交流。
中根千枝（东大教授）：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访问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是最好不过的了。在那里有五十三个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学习。在中国以外都不知道的调查研究有很大的进展。这一点，我很惊奇。
中国的边疆，从南到西，又到东北地区，都有少数民族。对这些实际情况都进行过仔细的调查。我认为这在人类学的历史上是个巨大贡献。
问：这方面，在外国是不大清楚的吧？
中根：了解中国的成果通过书籍和文章来了解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中国不采取象我们那样以文章和著作来发表的形式，所以很难了解到。
这样，研究的内容即使是充实而又好的，也失掉了使国际上了解的机会。对于这一点，置身其外的我们是感到美中不足的。但是，如果交流频繁起来，清楚地了解了中国学者的工作的话，也许就会了解他们的成就。另外，由于是以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为重点的，因而也支给足够的调查费。似乎没有象日本那样有预算不够的现象，实在令人羡慕。对大学进行的“大手术”很有趣
问：双方似乎都在教育行政问题方面提出了不少意见。
中根：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谈过，不过，最使人感到有趣的是请工人来当大学的领导人。这意味着是对大学进行大手术。文学：立场完全不同
问：在文学方面同中方似乎显然是见解不同、意见分歧的。交流的困难究竟在哪里？
永井龙男（作家）：日本同中国对文学的看法或者说阶段是完全不同的。中国说文学是推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采取了以它为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具的立场。日本也有过无产阶级文学兴旺的时期，但那时的无产阶级作家，使人感到还和我们之间有某些共同之处。但是，现在的中国作家同我们之间的立场、意见却根本不同。日本的大部分作家自由表现自己的所想和所感。所以同中国作家的意见很难相合。我认为，中国作家很不了解日本写小说的人的生活。这次没有过多地提出问题，请中国作家来了解日本的情况，这在交流方面也是必要的。
茅：在自然科学方面也并不是没有分歧的。中国比日本更倾向于“实用的东西”。
问：吉川团长看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何感受？
吉川幸次郎（东大名誉教授）：我不是作家，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感到诗和往昔并没有什么意外的改变。之所以如此，可以说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诗的倾向从一开头就是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的。
永井：在中国，今天正在实行极端的汉字简化，我认为，这样不就使受教育的人对汉诗的接受淡薄了吗？在这一点上，吉川先生感到怎么样？这样大胆地简化下去，汉诗还能继续存在吗？
吉川：也许还能继续存在。
卫藤：作汉诗的时候，不受汉字的限制吗？
吉川：简化字不是限制。字数一点也不限制。也就是说，只简化笔划。所以可以说，在美感上不同，而在理论上是相同的。我认为汉字不会消灭。构成日本话的音充其量不过一百多个。但是，构成中国话的音大致算起来就有一千二百个。表音符号就有这么大的不同。表现它的手段就是汉字。现在的简化字，从日本人看起来也许是没有美感的。但是，这样的工作，早在两千年的秦始皇就作过。其后，虽有程度的不同，但是在唐朝也作过。等到将来，都习惯了现在这样的字，那也许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美感。流行的根本东西一点也没改变。今后有活跃地进行学习的必要
问：同邓副总理等中国领导人会晤，获得了一些什么印象？
中根：感到今天的中国有大批了不起的人材。也许是因为经过了解放和文化大革命，社会的活力发挥了作用，就更出人材了。
问：中国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因此，似乎也有人误解为领导人也是只出定型的人物。
中根：有原则地强烈地提出政治观念并不否定社会活力。今天中国的社会活动是活跃的，我认为这就在造就着新的领导人。
问：对今后的文化交流有何建议？
吉川：在逗留期间深深感到中国人是容易接近的。在这一点上仍然同过去一样。群众的好的方面一点也没有变。品质好，充满善意。这些人现在都识字。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巨大变化，是个进步。对此深为感动并寄予好意。
永井：日本的年轻人也应该学习，到中国去以后，就会使你重新想一想日本的各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