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文汇报》四月十五日报道：
昨日中外记者云集尖沙咀火车站。由于一度传说被特赦人员会于十二时二十二分到达，记者们都购了月台票到月台等候，但是落空了。到了下午一时零九分，另一班车到达了，记者们又引起了一阵紧张，但又落空了。他们最后在二时二十四分来到了。记者们没有不耐烦，三次购票出月台，可见对这十名特赦人员回台探亲访友之事，十分关注。
十名愿意回台湾的被特赦人员昨日抵港办理回台手续，引起了本港新闻界的关注。昨日上午十时许，尖沙咀火车站内已有不少记者在等候。到了十一时许，记者人数已达百多名，人头涌涌。轰动情形，可谓空前。
由罗湖至尖沙咀的一段约一个钟头火车路程中，记者们都不肯放过对获释人员进行采访的机会，在沿途各站，更有不少中外记者上车，塞到列车最末尾的、获释人员所坐的头等车厢。因此，一路上，车厢内的闪光灯、电视台所用的亮灯都照个不停，相机“咔嚓”之声更不绝于耳。由于车厢地方有限，记者们都要或站或立或蹲在地上进行采访，一些懂得说普通话的外国记者，也派上用场。
“王云沛，王云沛！”一位带着浙江口音的老人，在尖沙咀月台上不断叫着他老朋友的名字。当王云沛与他见面时，两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这位老先生姓元，他与王云沛阔别快二十八年了！
元先生昨日上午十一时已到尖沙咀火车站，直到下午二时许才候到了他的老朋友。当知道王云沛已在罗湖上了港段火车后，他便赶到尖沙咀邮局投寄航空信，把王云沛获释经港回台的消息告诉在台北工作的儿子及亲友。
一名曾与蔡省三同袍六年的原国民党人员，昨早八时许就到火车站等候了。他姓陈，不仅是蔡省三的同袍，亦曾是陈士章的同事。他感慨万千地说：“我还以为蔡省三已经死了，怎想到，他不但没有死，而且还得到如此宽大的待遇和照顾。日月如梭，我和他没有见面三十多年了。”
陈原是住在澳门的。日前，他从报章上看见特赦战犯的消息，因而特来港一行。他说：“我们从报上看见了他们的照片，不禁惊讶他们会如此壮健。”
当王秉钺等人所乘坐的火车抵尖沙咀火车站时，车站已经围拢了大堆人群。当看到他们一个个精神愉快地下车时，人群便议论纷纷，一些人很惊奇地说：“真想不到关押了二十多年，而且年纪已六、七十岁了，面色还那么红润、精神还那么饱满。”有些人则说：“共产党真宽大，不但把这些以前与他们为敌的人特赦释放，还为那些愿意回台的作出安排，还说明欢迎他们随时回来呢！”
一些过港的美国留学生，谈起特赦释放，说这个消息到达美国时，引起了特赦人员在美和在台家属的关心，他们中有一个朋友的父亲是特赦人员，在获知这消息后，这位朋友立即致电在台湾的母亲，通知她这个消息，要她通知在台的一些也属战犯的家属，约定日期集中在一起，然后由他把从报刊上查阅得来的特赦释放人员的名单，用长途电话念给他们听。
【本刊讯】香港《晶报》四月十五日报道：
前国民党的十名军政人员于获释后将取道香港返回台湾与家人、亲友团聚的消息发出后，引起了本港居民很大的轰动，特别是在十四日，当十人将抵本港时，轰动更是进入了高潮，仅是为了采访有关新闻，在深圳、罗湖桥头、尖沙咀火车站以及新界沿途各火车站头，可谓记者满布，据粗略的估计，便有近百人。
“这是一宗轰动国际的新闻”——仅从尖沙咀火车站昨晨的情况便可证一斑。获释回台的十名前国民党人员，虽然于十四日抵港，但到达的具体时间是未有确定的，不少人为了亲眼一睹获释者的情景，极早便在火车总站等候；据了解，在这些人中，有些为了达到上述的目的，不惜向公司请假往车站守候。
【本刊讯】曼谷《星暹日报》四月十日以《中国必须实现统一》为题发表社论，摘要如下：
今日台湾继承蒋总统遗志的政治领导阶层若是走错了政策路线，其替中国民族将所招致的危机，可能是一空前的浩劫。
就实际问题而论，台北要求“复国”的目标，也是要求国家统一；中共要求“解放”台湾，同样是要求统一国家之目标实现。所以中国必须实现统一，原是国人共同愿望和责任，绝不容许有两个中国的永远存在。因为这是分裂中国民族，导成八亿多人民潜伏危机，招致外力侵犯的根源。认清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台北政治领导阶层应该及时的改变他们为政权斗争的政策路线。放弃“长期对抗”或“对抗到底”的立场，与北京进行新的谈判，这是无可避免的必须采取的最后行动。
苏修集团对台湾是唯恐争取不得的，他们显而易见的阴谋是，妄想利用台湾“军事反攻”大陆，一旦成为事实，苏修将从中国北部启衅，形成南北夹攻中共之势。也许有人会这么想：借重苏联兵力而由台湾“反攻大陆”若能取胜，重新建立国民党政府，将可“消灭大陆共产主义”。
抱这种想法的人，根本上昧于现实形势，对苏联认识不够清楚。违背蒋总统“反对联俄”遗志，使原是正确的路线，变成了不正确，结果将损害中国民族发展生机。但必须指出的是，苏修集团如果敢于侵犯中国，必将遭到八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无比强大力量所击败！而制造苏修侵略中国机会，不管是国内外任何一种势力或国家，都是中国人民公敌。这里我们愿意引述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一篇《忠告蒋总统继承人》社论中一点意见，一并提供台北当局参考，它说：“中共领袖们曾经一再的暗示，他们愿意使台湾归属于中共统治下的大陆的转手为合理而无痛苦的办法。如果蒋总统的继承人接受这种不可避免的宽恕，他们将使他们自己的生活更为容易。历史的错误，是无须去纠正的。”这是国际舆论的一点反映，也很客观。
对于依靠外力支持来作为对本国政权争夺的事实，有印支三国各自进行的战争及其今日情况，可作前车之鉴。台北应该接受现实形势，及早归于统一，重写历史新页。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四月三日刊登彼得·唐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宪法意味着什么》，全文如下：
（原编者按：唐先生是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宪法被普遍地和简单地解释为派别斗争和权力之争的产物。但它却为在施政方面进行革命树立了一个榜样，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的宪法演变中这是从未出现过的事情。从长期看来，它可能将引起全世界各共产党国家的国家机器的改革——代替苏联一九三六年斯大林宪法作为蓝本。
克里姆林宫最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宪法进行的攻击证明，关于革命在改变世界现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以及改变人性本身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苏联的态度和中国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和改革通常之所以遭到误解，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人们忽视了这种制度和政策所具有的革命性——如果现在不按照今年年初通过的这部宪法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它，这种制度和政策还会再次遭到误解。
在斯大林宪法中，共产党在国家机器中所起的作用是讲得含糊不清的，因而为最终出现看不清和放弃革命目标的情况提供了可能性。为了保证革命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七五年宪法通过规定中国共产党对各项革命任务全面负责，从而明确地强调由党来集中掌握权力。
新宪法规定，党直接控制国家机器和军队。甚至通常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当于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也是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的。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象斯大林宪法中规定的那样，只是作为享有为各级立法机关选举提名候选人的权利的许多群众组织之一，它是国家机器的缔造者，国家机器是党为了实现它的革命目的而建立起来的。
为了保证国家服从于党，防止发生任何象刘少奇试图篡夺权力的情况，新宪法取消了国家首脑的职务。被任命担任副总理的张春桥强调指出，这一改变有助于“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集中领导”。
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避免发生任何象一九七一年林彪试图发动军事政变那样的情况，一九七五年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不应当把这些重大修改解释成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或领导人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的需要而作的努力。应当把它们看作为了使党的领导作用制度化而进行的革新。
为什么一定要使党和国家的关系具有这种缔造和被缔造的性质，并且把这一点明确地写进宪法呢？中国人的回答是：为了继续革命的迫切需要。因为这部宪法使党在名义上同在事实上一样，成为在国内外事务中全面发挥最大革命作用的司令部。
党必须真正忠于革命，对这一点的要求是绝对的。
毛曾经不断地教导他的追随者：党只能实行正确的领导。对于不正确的领导，必须不断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党内意识形态斗争来予以防止或取代，而决不能予以容忍。属于这种意识形态斗争的文化大革命和最近的这场运动越过了党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国家，主要是为了帮助保证党能实行正确的革命的领导。
对北京的领导人来说，用革命的意识形态把党武装起来并使之保持警惕是至关紧要的。事实上，全体中国人民都卷入了一场吸收这一意识形态的“群众运动”，中国的政权则沿着这一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向前发展。党就是这样来实行革命的领导，中国就是这样来继续进行革命以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
毫无疑问，中国的新宪法把这个国家目前所作的努力用制度固定下来了。新宪法再一次有力地显示了中国要把共产主义革命继续下去的全部决心。
【本刊讯】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四月二十一日一期在《华盛顿流言》栏内报道：
研究亚洲问题的政府高级专家鉴于南越局势，建议福特对他今年访问北京的计划重新加以考虑。他们警告说，由于越南的情况，总统进行谈判的力量将有所削弱，访问共产党中国可能有损于美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