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藏污纳垢有钱人住在孤立建筑的房子里，房子四周筑起高墙，高墙上开了枪眼，设有炮门，跟戈登会堂的式样一样。军阀往往是英国、法国或日本的手下，受到它们的保护，一旦作战失利，或者属下军队反抗，他们就发现，到外国租界去避难很方便。我大约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爬上一个军阀花园的围墙上，看见下面有一个大笼子；笼子里面有一只给链子拴住的鹰。它的黄色眼睛，尚未失去凶光，我感到又怕又可怜。
到一九三一年，天津作为藏污纳垢之所，已经变得如此臭名远扬，以致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就在那一年，国联派了李顿勋爵率领的特别调查团到中国来。一九三五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的麻醉剂部分断言：“天津是海洛因制造的神经中枢，公开出售海洛因和可卡因的外国公司将近一百家。”
一九三一年，全世界注意的另一大事件是日本进侵东北。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军事前并不晓得，沿海外国租界的消灭，并非来自他们所始终害怕的人，即觉醒了的中国人，而是来自外国联盟本身内部。一九三七年日本发动进攻时，“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就消失得象它们出现时那么突然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我离开天津，那时候十八岁，我带着行李袋，走过天津东站的木桥，乘搭北行列车，取道西伯利亚前往英国。我打算四年以后就回来，但是经过了将近四十年时间，我才重临天津，走过同一座桥。
在那当中，我们当时了无所知的是，英雄的长征队伍已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它的目的地延安。从那里开始，全中国都将得到解放，而曾经是无足轻重的农民都将得到正当的名誉。如今面貌大变前些时候，我和一批人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天津，我们预定在那里逗留两天。我拼命使自己相信，这是真正在发生的事情。从火车上外望，人们可以看到，在向来是荒芜的平原上，有着许许多多的新植树木和灌溉工程。农民不再任由水灾和旱灾摆布了。列车到达天津时，车站上人们讲话的声音听起来很熟悉，使人感到兴奋；在我听来，天津话比上海话讲得慢，更有音乐性。在火车上，我遇到一位天津人；他是工程技术人员，回去探亲。我很高兴，过去六个月我在英国学了中文；许多词语从我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中想起来了。这位天津朋友对我说，我依然有着天津口音。这使我乐开了。
火车到达天津时，已经夜幕低垂。我们乘坐的汽车从许许多多脚踏车中穿过去，经过过去的“法国租界”驶进以前的维多利亚街，经过门面华丽的大银行，而在那里，在一片朦胧中看见了昔日的维多利亚公园和戈登会堂。后来，我在月光如水的街道上漫步，街道两旁种上了刺槐。我来到往日的万圣教堂前。我顺便进去看看，知道这是一家工厂，正在开夜班。有三位工人停止了操作，迎上前来。我说明我是一个天津人。人们都面绽微笑。一杯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端出来。他们告诉我，这里制作半导体管配件。人民公园谈往翌日清早六时三十分，昔日的维多利亚公园（现名人民公园）充满了人，有老有少，他们在打太极拳，有单独的，有集体的；有的人则在散步、聊天或坐在亭子里看书。紫藤属花正在盛开，此外我还闻出了白兰花的异国清香。那个英国纪念碑（上面的碑文是“纪念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我国的光荣阵亡将士”）已经移掉。在原来的地方树起了一个约三英尺高的红色牌子，上面用中文写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旁边是一位老人，于是我们谈起了天津来。有二、三十位男子、妇女和儿童聚集在我们周围，聚精会神地听着。老人记起过去“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园规则。我感到局促不安，问他对象我本人这样的外国人进入公园现在觉得怎样。他回答说：“欢迎。”我指向当年的戈登会堂，说我最后一次进入那座建筑物是在我因骑脚踏车不亮灯而被扣留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的交谈在大笑中结束。
我走遍了整个昔日的“英国租界”，凭本能转角拐弯，经过许多我熟悉的房子。乞丐、人力车夫和污秽已经消失了。住在殖民地时代的孤立建筑的大房子里，中国人是感到不自在的，他们宁愿住建在院子周围的平房，这样一来，居民们可以在院子里一道作息。因此，他们拆掉高高的围墙，在庭围里种上香料植物和蔬菜。故居前面伫立当年我接受中国同学启发教育所在的那个运动场，现在成了一个周围有看台的体育场；我来到我的故居，站在对街望着。在曾经是我们的餐厅的窗前，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中国老妇人。我感到快乐，由于没有怀旧的余裕，我走开了。
乘火车到北京去的时间快到了。我再访人民公园告别。靠近紫藤属花的地方，一些黄色蔷薇已在吐艳，而到处的空气，为自由自在地疾飞的春燕所划破。（续完）
【本刊讯】蒋党《中央日报》三月六日于发表宋美龄专文《“不要说它”——但是我们要说》一文的同时，还发表了一条消息，简介宋美龄专文的内容。消息全文如下：
蒋总统夫人昨天发表专文，以《“不要说它”——但是我们要说》为题，就去年重要或次要事件，作一般性的评估和检讨。
蒋夫人在专文中，对美国一九七四年国内最后三个月期间发生的事件和政策之因果，加以检讨。诸如：美国于一九七四年后半年所标榜的重新致力于美俄和共匪“低荡”（这个词是法文的音译，缓和的意思——本刊注）的问题；使美国感到困扰的若干当前内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最近对外所遭遇的若干问题。蒋夫人指出：这些事件和政策，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各方面，均有其重要的影响，必将成为今后几年的注意焦点。对它们的因果加以检讨，可能使我们有更清晰的了解。
蒋夫人在专文中强调：由于中共的迂回诡计，伪善作风，及其对世界的邪恶野心，苏俄与中共间的对峙是无可避免的；美俄两个超级强国，尤其是苏俄在实质问题上都不会受中共之骗。美国与中共和解只是一项幻想或者希望把一种逡巡的知识分子的试验，变为暂时现实的一种平衡游戏。
蒋夫人提出了若干显著而足以腐败美国道德和精神力量的事例，以便我们更深切了解和同情美国所面临的问题。蒋夫人在专文中对某些新闻报道认为我们中华民国人民“泄了气”的说法，表示惋惜。蒋夫人强调：为了大家的利益和为将来着想，我们既不会自满，也不容泄气。因为我们不是气体。
蒋夫人强调：长久以来，以及非中国人的一般看法，我们的同胞，不管受过教育或未受教育，不管识字和文盲，都有高度的固有领悟能力和本能的智慧，认识到与中共“低荡”也罢，“和解”也罢，并不能在战争的鬼门关抢救和平，只不过是一段暂时帮助中共延缓战争的过渡时期，最后定会走上绝路。蒋夫人说，我们大陆同胞断然相信，“和解”终会由“低荡”而进入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与苏俄、可能苏俄与其附庸盟国、或盟国（包括美国在内）之间的惨烈冲突，而使中国人民遭受更大规模的悲惨屠杀，陷于种族绝灭的地步。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四月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可笑的〈总统蒋公遗嘱〉》，摘转如下：
蒋家店的老主人在台湾死了。
遗嘱当然是少不了的。孙中山先生留下的《总理遗嘱》没有加上“孙公”，“总统”“遗嘱”却要加上“蒋公”，不免使人有薄孙厚蒋之感。蒋家店的人，还好意思再说你们是尊敬孙中山先生的么？
他们的《总统蒋公遗嘱》第一句就是：“自余束发以来”。“束发”云云，文很古，可惜人不古，他们的“总统”死年八十七岁，生于清末，那时候是剃头留辫的时代，虽有束发，束的却是辫子，和古代的束发于顶是两回事。
“自余束发以来”，下一句是“即追随总理革命”，既然如此，那就连束辫子也不可能了，革命党是要剪去“豚尾”，坚决和清朝统治者决裂的。因此不能使人无疑：“束发”或“革命”，必有其一是假。
遗嘱的第三句，就使人叹为观止了。这第三句是：“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自居”云云，使人感到原来无论“耶稣基督信徒”或“总理信徒”，都是自封的。
这里既然是“耶稣基督信徒”或“总理信徒”并举，又不禁使人要问：到底是“耶稣基督信徒”？还是“总理信徒”？还是两种“信徒”兼而有之？还是两种“信徒”都是说说而已？
更有使人要问的是：“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为什么要把“耶稣基督”摆在“总理”之前？尽人皆知，蒋介石是为了和宋美龄结婚，才去信“基督”的，显然是信之于后。信于后而摆在前，岂不是把事情颠倒了？
还有要问的是：把“基督”摆在“总理”之前，是不是认为“总理”固然信，“基督”更加信，信“基督”多于信“总理”呢？果然如此，以“国民党总裁”自居的人，岂不是本末倒置了？他是真的信三民主义，还是信基督教呢？
也还要再问一问：把外国的“耶稣基督”摆在你们尊为“国父”的中国人孙中山先生之前，有没有崇洋媚外的味道？
【本刊讯】香港《商报》三月二十三日报道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三月二十八日一期上的一篇“台湾通讯”，并冠以如下标题：《宋美龄忧美台断交》；《主张美苏结伙联合对付北京；如此长篇谈论，在台引起争论》。摘要如下：
本港英文《远东经济评论》在三月二十八日一期中，发表台湾通讯，述评宋美龄最近的长篇谈话，说这篇谈话是为美台终于绝交，作好准备。宋美龄还在文中表示赞同美苏缓和，而反对美中缓和。通讯摘要如下：
宋美龄最近发表长篇谈话，按照此间解释，这是警告台湾要预料它同美国的关系出现最坏情况。这项谈话发表于这样一个时候，即印度支那正遭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而美台今后关系又呈不稳。
这篇冗长的谈话，分析了美国以及它同苏联、中国改善关系的尝试。其理论是，同苏联搞缓和，是冒险的，但有价值的，而同中国搞缓和则是危险的，在长期来说是徒劳的。
但是，宋美龄谈话中最使人吃惊的地方，是她如此广泛评论美国内政，尽管台湾对美国的依赖是那么大。
此间政治观察家认为，这项谈话是为了使台湾不仅为美台关系断绝作好准备，也为金边、西贡的垮台，作好准备。这篇谈话，似乎也是为了煽起美国保守派对台湾的支持。
宋美龄说：“以目前克里姆林宫领导的成熟和理性，达成和解即含有某种必要的善意现象。”但是，美国同中共和解，则完全对中共有利，据她说，“因为中共不能与苏联或美国相比拟。同中共和解，只能给中共以时间加紧迎头赶上”。宋美龄认为，美国同中共和解，正损害美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