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三月十七、十九两日以《重临出生地——天津忆昔》为题，译载英国人布赖恩
·鲍尔的一篇访华观感，转载如下：一九一八年在天津出生天津位于华北平原四条河流同大运河的汇合处，在北京东南约二百英里，靠近黄海。我是一九一八年在天津“英国租界”出生的，并一直居住在那里，到一九三六年为止。影响我的全部记忆的，是这个被围城市的气氛。在周围的原野上，频繁的水灾、旱灾和霍乱流行，摧残了许许多多的农民。
天津“英国租界”的中心，有一个小小的维多利亚公园，公园周围是主要建筑物群，样子可怕，令人难以亲近，它们是：哥德式万圣教堂，每星期，英国守备队的士兵携带着步枪，列队进入这个教堂，把枪搁在座位旁；开滦矿务局大楼（英国控制着北方的煤矿）；不公开的天津俱乐部；一家大旅馆；而凌驾一切的，就是戈登会堂了，其正面是一个开了枪眼、设有炮门的阁楼。它是法律和秩序的中心，英国市政会、法庭和警察机关即设在里面。
这里是炫耀军力的地方。通常有两团英国军队驻在天津，此外还有志愿军团。一艘炮舰停泊在天津俱乐部附近的河流上。武装警察在街道上巡逻。炫耀军力的特殊日子是一年一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十一月十一日），纪念仪式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爱看热闹的中国人在公园外面隔着围栏看着；他们从来不准进入公园。公园门口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报纸也表现出一种囚也囚不住的好战姿态。“英国要求道歉”，这是常常见于报纸的大字标题。英国人生活于一种担忧焦虑的状态中，同占人土地的北美殖民者当年受到印第安人袭击的威胁的情况一样。别的国家也来分尝一脔没收天津的土地是一桩粗暴的事件。一八五八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和法国舰队强迫失却战斗力的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让出一片片土地即租界来；这些立足点后来得到了扩充。英法联军关心着保存一个驯顺的中国政府，因此支持清政府反对太平天国起义农民的作战，给清政府提供武器、训练和一些军队，这些军队是由戈登将军率领的。一八六○年，戈登到达天津，在这里，他查勘并拟订了“英国租界”，因此有了戈登会堂。紧接在戈登之后，商人来了，航运业人士来了，银行家来了，还有基督教各教派的传教士来了。
太平天国起义者的失败，并没有终止农民的反抗。捻军、义和团和由被剥夺了一切的农民所组成的游寇，继续使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感到苦恼。一九○○年，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外国人加强了对天津的控制。别的人也来分尝一脔了。除了“英国租界”和“法国租界”以外，这时还有了“日本租界”、“德国租界”、“奥地利租界”、“比利时租界”、“美国租界”、“俄国租界”和“意大利租界”。这种不神圣联盟因一九一四
——一九一八年的欧洲战争而陷于分裂，欧洲战争结束后，德国的殖民赃品给分掉了。一九一九年的凡尔赛和约无情地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省掠夺的土地包括主要海港青岛，移交日本。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奋起抗议。异乎寻常的交感与共鸣外国移民同中国人（富有的官吏和商人是例外）隔离，扩展到社会生活和教育中去。家庭富裕的英国儿童，被送回英国上学。我的兄弟和我是非正统家庭出身。我母亲曾在中国接受教育。因之逐渐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我父亲出身于爱尔兰西部的一个农民之家，有十二个兄弟，他是一九一一年到中国来的。我八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对欧洲人来说，我们是在异乎寻常的程度上同穷苦的中国人有着交感共鸣的联系。我们住在“英国租界”外边的一所房子里，靠近一个运动场。我同中国同学在运动场见面；他们常常告诉我外资工厂里的童工奴隶和中国穷人卖儿鬻女的情况。当年穷人生活骇人听闻天津穷人的生活条件是骇人听闻的，特别是在盛暑烈夏或河道结冰的数九寒天为然。乞丐随处可见。人力车“苦力”不被当作人看待；一九三○年，英国市政会公布他们的收费额为（以英国现在的货币算）：一小时五便士。有些街道被用来开设妓院，侍候客人的是中国人和来自西伯利亚的白俄流亡者。在发薪日，从妓院回来的醉酒士兵常常逼迫人力车“苦力”疾走，用短杖击打他们。（待续）
【本刊讯】香港《明报》四月十日专讯：
星期一，台湾军事将领有重要调动，蒋经国的重要助手王升上将，接任总政治作战部主任，主管全军政治工作。原主任罗友伦上将，调任联勤总司令。
原任联勤总司令的郑为元上将，出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负责全台湾保安工作。原陆军副总司令马安澜上将，调升为总司令；原任司令于豪章上将，乘直升机失事后一直在美国疗养。
王升将军，追随蒋经国很久的军事政治干部，远在“赣南时代”即为蒋氏之部属，他在台曾主持军队政工干部学校，担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执行官。他与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委员会主任、救国团主任李焕，是蒋氏目前最得力之助手。
郑为元将军，系五十年代以后崛起之军人，曾任现代化的“前瞻师”师长，此师为应付现代化原子战争的特殊部队。后来，郑将军出任海军陆战队司令，是蒋经国氏信任之少壮军人。观察家认为，目前的军事人事调动，表明蒋经国氏有意加强对军队政治工作和台湾保安的领导。
【美联社台北四月七日电】中华民国周一更调部分军事领袖。
空军总司令陈衣凡退役，空缺由新总司令刘德福补上。
联勤总司令郑为元接替尹俊出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尹俊调升为新任总统严家淦之顾问。
【美联社华盛顿四月七日电】国民党中国总统蒋介石的去世不大可能使美国政策有任何改变，因为台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基本局势仍然没有改变。
国务院官员今天在发表这番谈话时指出，一九七二年在国民政府内部就已经进行了真正的权力移交工作，当时蒋经国将军接管了他父亲的统治权力。小蒋已作为一位有效的政治领导人出现，他看来比他的父亲更加适于处理台湾的内部问题。
因此，这里的分析家们认为，此刻对国民党政府的稳定没有任何威胁，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的基本政策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本刊讯】香港《快报》四月七日刊登一篇署名马文的特约文章，题目是《蒋介石总统逝世后：看台湾今后的大势》，摘要如下：
在蒋氏逝世之后，世界各地一般所关切的是：一、中美关系是否会因此而变化？二、台湾内部会不会因此而陷入混乱？三、北京和台北之间是否会因蒋氏之逝而和谈？或者，中共攻台？四、行政院长蒋经国是否有足够能力继承领导？五、中华民国的新领导人，是否会和苏联改变关系？六、台北的新领导机构将会如何转变？
以上六个问题是最迫切的。兹分述如下：中美关系维持现状中美关系必不会因蒋总统之逝而有改变，美国的中国政策是配合其世界政策的。美国和中共会相互建交，已无可避免，只在于时间迟早而已，这一项决策不会因蒋介石总统的存没而发生本质的变化。美国的基本政策是维持台湾的现状，尽可能避免战争。美国承认中共的时间，一般估计会在美国总统福特今年访问北京之后，这要看双方的谈判进展而定。
在过去两年间，中华民国对美国关系的实际决策已由行政院长蒋经国主持。因此，中美关系将继续现状不变。内部必然保持安定台湾内部问题，以前为人渲染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实际并不如传说那样地紧张，而近年则更见缓和，蒋经国在台湾本省籍人中的声望很好，在蒋经国执政的短短年月中，台湾本省人获得参政的机会较以前增多，其他方面也相当和谐，不是没有问题，而不是严重的问题。
国民党内部派系间的问题，自陈诚逝世之后，已逐渐消解。旧的政学系、ＣＣ、黄埔等派，都已名存实亡，目前台北的派系问题几乎已不存在，如今国民党的中常委会很单纯，蒋经国足以驾驭。至于军队，蒋经国多年经营，可以说是他的直接关系而并非承藉父荫，因此，军也不会有异动。台湾内部自然会保持安定。与中共无谈判可能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关系，将来必定改变，但是，北京不会采取武力进攻，几乎可以断言。只要台湾内部能保持现状式的安定，中共会无隙可乘。
一般以为蒋介石总统之死，对双方谈判会有帮助，这是空虚的，至少，在可见的短期内决无谈判的可能。蒋经国曾被视为可能亲共甚至亲苏的人物，实际并不如此，在这方面，蒋经国的立场和已故的父亲是同样坚定的。
国共之间将来如何谈判，现在无从预测，我们相信会有谈判的一日，但这不是一二年间可出现的事，甚至会在八年十年之后也不一定。总之，国共即使发展到谈判，台湾地区的独立性将不致变化，有商量余地的只是名义，而在可见的时日中，蒋经国决不会放弃中华民国的法统，那就绝无可能谈。打，肯定不会。蒋经国有统治权力行政院长蒋经国在台湾的行为，大致上获得好评。至于在权力的运用上，蒋经国有其智巧和基础。以前，外界传说，蒋经国控制了党权、军权、特务权，而在财经外交方面则有所欠缺，这是不合实际的，在蒋氏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实际已照顾到全面，财经、外交，地方政治，蒋经国都已植有人员以及有了真实的运用力。对苏距离可能更远外界喜欢把蒋经国的名字和苏联相连，此由于蒋经国早年在苏联留学，妻子是俄国人，蒋氏本人在苏联时，又担任过乡村党职，但是，这已是数十年前的事，蒋经国在抗战的中后期在赣州时，思想即已转变为反对共产主义者。到台北之后，蒋经国和苏联根本谈不上有来往，他接见过苏联报纸的英籍记者，那等于是公开的，并无重要性。蒋经国因本身的经历，对苏关系有逾份的避嫌式慎重，因此，蒋总统逝世后，中华民国与苏联之间可能会比以前的距离更加远。蒋经国主政的时日，必然是一面倒地亲美。料中共会加强统战严家淦已接任了总统。
在过去多年中，严家淦恰如其份地做着副总统。严在国民党内的资历轻浅，本身又没有一个足以争的派系，因此，他和蒋经国之间不会引致真正的权力冲突，今后，严家淦将会再恰如其份地做一个国家元首，而将决策权交付给党的中常委会。
台北的政治上最高权力，今后会由一人移至会议，那是党中常委会，而蒋经国控制着中常委会。
相信，台湾的局面不会因蒋总统逝世而有实质的改变。但中共会运用丧事而加强统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