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有上述那样的现实，但在三天的旅途中，我可以说几乎完全没有感到最近中苏在中蒙边界发生了军事争端那样的紧张气氛，我清楚地知道上述状况已经是经常性的现实了。并且应该写一写的是，在大喊大叫所谓保卫边界的中国，在内蒙自治区沿线，完全看不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和生产建设兵团。本来，如果边界地区事实上处于战争的危机之下，那末我恐怕连边界也不可能通过了。我感到不可以把中苏关系的现状想得过于死板。 六个小时以后，列车到了乔依尔。在这个车站上，苏联兵也很多。已经成了好朋友的中国服务员端来了盛得满满的手包水饺。到达离边界还有三分之一行程的基地城赛音山达时，已是晚上九点。蒙古兵和苏联兵正在手忙脚乱地卸行李。载满货物的军用卡车消失在黑暗中。 第二天早晨六时半，我醒来了。车窗外还是一片戈壁景色，但是不久就到了距边界二公里的车站扎门乌德。扎门乌德是边界车站，所以盖得漂漂亮亮，用蒙文和中文写着站名。边境海关检查用了大约两小时，象听说过的那样，真是严格得很。另外一个乘客是外交官，所以检查的对象只有我一个人。也许因为这样，检查得格外严格，严得难以用言语文字来描述。仍是因为胶卷而遭到盘问，到最后，暂且没收了我带着的中国地图才算了事。也有最幽默的漏洞。我带着关于中苏关系的珍贵的论文原稿，担心它是否会被没收。但检查时，我一看，原来对方却倒拿着日文原稿在看。看到这个场面，我就放了心，而这只是一刹那的事情。开车时刻虽已到了，却有包括中国话译员任内的七个海关人员急忙上车来，关上门，开始严密地检查我带着的外币，询问我去中国的原因等等，我又被检查了一个小时。他们对待我的那种态度就好象对待进入敌区的一个叛徒一样。 经过这样的遭遇后，我一走下车厢踏上中国的边界站二连站的土地，简直感到自己是从空气稀薄的世界回到大气中来了。这里的风景和蒙古那边也不同。车站周围整齐地栽着许多树。电线杆也真漂亮。街上也是生气勃勃的。土墙瓦顶的中国式住房鳞次栉比。我受到站长和边防警察的热情欢迎，同蒙古方面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于是感到非常安心。中国境内的蒙古，各方面都在汉人化。在这个问题上，要把蒙古看成是“分裂国家”，可以说已经是不可能了。历史的轨迹已经深深地刻印在汉族农民的迁入和放牧地的农业化上了。 这样，我相隔八年又访问了中国。中国服务员自从我在蒙古海关被审查以后对我更加亲切。列车在二连站停车约两个半小时，中午开车。在到达北京的一天旅程中，我看到车外的景色和车站的气氛，觉得完全不象文革时那样紧张了。列车在万里长城的八达岭迎来了日出，我又看到了很久没有看到的北京郊区的农村冬景。我看见了许多以前完全看不到的耕耘机，而农家的墙上标语却非常少。我为这种变化感到吃惊。五、重访北京 正如我在车上所预料的那样，阔别八年的北京是一派平静。但这八年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能是因为我经由蒙古，而且上次访华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阶段，现在王府井东风市场和东单的市场的货物丰富了，汽车增加了，市民身着的人民服和大量的自行车新颖而又漂亮，这一切立刻映入眼帘，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方面，我感到平静的是毛泽东语录和对毛泽东的歌颂已不很显眼了，在北京逗留的一周，毕竟没有碰到“批林批孔”运动的学习情景，星期日的颐和园和故宫，以及前门外的街头，都因为挤满极普通的游客而显得非常热闹。这一切都是由于象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政治第一”的社会气氛已完全消失而造成的。仍可以看到带着“红卫兵”、“红小兵”、“红哨兵”袖章的少年和少女，但这些红卫兵已不担负文化大革命时所起的政治作用，说来令人感到他们是模范生或者是男女儿童团。只要时间允许，我就到处转。不过，在经常报道的宏伟壮观的北京街头风貌的另一方面，虽说是北京，但一离开繁华的街道进入胡同和小巷，就立刻产生了和表面的情景无法相比的不相称之感，这使人痛心，也使人晓得中国正是发展中国家。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民族文化宫等至今仍然闭馆，另外，可以眺望中南海的市内名胜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现在也禁止入内。日中两国建交后，日本人同一般民众交朋友仍是不可能的。食堂、旅馆、住宅等也都为外国人专用而被“隔离”了。这大概仍然反映出政治和思想方面冷酷的现实。而且，政治方面的威风和严峻同民众在实际生活中明显的脱离政治的倾向有差距，这种差距恐怕正是经常需要搞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那样的政治运动的重大背景。不过，这种距离，应该被看做是由于民众对伟大领袖的强烈信任呢，还是应该从中国民众传统的政治观，也就是“帝力于我何有哉”这种特性来寻求？另外，应该把八年的成长看做是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成果呢，还是应该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的前进呢？就这几点而言，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续完）
【德新社华盛顿四月八日电】白宫今天宣布，美国政府将派农业部长厄尔·巴茨去参加蒋介石的葬礼。 消息灵通的观察家认为，华盛顿选择巴茨是想表明它要把同国民党中国的关系尽可能保持在一个不显眼的低水平上。 【美联社台北四月九日电】（美联社新闻分析。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从美国每刮来一阵冷风，流亡的中华民国就打一次寒颤。现在，由于蒋介石死去，这里许多人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寒冷了。 美国总统福特将派农业部长巴茨而不是某个身份更高些的人来参加四月十六日蒋介石的葬礼。对此，人们隐约地感到不安。 他们回忆说，沙特阿拉伯国王的葬礼，福特毕竟是派了副总统洛克菲勒去参加的。 另外一些人对这样一点感到忧虑：福特在唁电中没有明确提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在眼前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没有什么可忧虑的，这一点可能是真确的。南越和柬埔寨正在瓦解，美国几乎肯定要等到那里的局势平静下来后再同台湾断交或终止其防务承诺。 在这个敏感的时期里，美国和国民党双方都在小心谨慎行事。福特不肯说任何会不必要地触怒北京的话。而这里的国民党人则小心地注意不去惹美国而使其感到不快。 当昂格尔大使说，“我的国家作为中华民国的老朋友，盼望推进我们密切的关系，同时注意我们对一个长时期的友邦和盟国所作的承诺”时，他们感到满意。 【法新社台北四月八日电】据消息灵通的人士说，中国国民党人今天对美国在蒋介石死后的表现部分地表示满意。这些人士指出，福特总统对蒋总统之死所发表的言论只不过是有保留地称颂了蒋的个性，丝毫没有谈到这位国民党领袖逝世后两国关系的前途如何。这些人士说：“这种言论再空洞也没有了。” 但是，另一方面，昂格尔大使的唁函显得比较积极和肯定。 国民党人对可能派农业部长厄尔·巴茨作为他的特使来参加下周蒋总统的葬礼一事也并不感到高兴。这里人们本来预料国务卿基辛格会来这里，他从没有访问过台湾。 这里的外交观察家们得出结论说，美国在蒋总统死后将继续公开支持台湾。但它对这种政策的公开宣传将压到最低程度。
【本刊讯】东京《日本经济新闻》四月八日报道： “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七日召开了干事会，决定派遣滩尾会长、玉置和郎代表干事、前众议院副议长长谷川四郎等约二十人参加十六日在台北举行的蒋介石的葬礼。这同自民党即将派遣的前首相佐藤荣作，是另外一码事。 在自民党内，此外还有前首相岸（信介）、前众议院议长石井光次郎、千叶三郎、北泽直吉等人也作为“日华合作委员会”代表访台。 【共同社东京四月六日电】日本政府的官员们今天对台湾总统蒋介石的死表示遗憾，说他同日本的关系很深。 副首相福田赳夫说，蒋介石是亚洲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之一。他说，蒋已为亚洲现代化奠立了基础。 福田说：“我不能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对日本的宽宏态度。他是最可敬的政治家。”蒋经国在台湾已完成政治组织安排，所以蒋介石的死对台湾的对外关系不会有严重影响。 内阁官房长官井出在非正式谈话中说蒋的政治业绩将为人们长期铭记。 【时事社东京四月六日电】千叶消息：自民党干事长中曾根，六日会见记者，就蒋介石总统去世发表谈话说：“在处理结束战争问题时，日本得到了深情厚谊，对于他的去世，表示深切的感谢（原电如此——本刊注）与哀悼。至于葬礼，党要采取措施，竭尽礼节。”
【中央社台北四月七日电】美国总统福特六日致行政院长蒋经国的唁电全文如下： “令尊蒋总统逝世，余深感悲伤。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一段有决定性的时期中，具体表现了中国的民族精神。他将长远活在中国全民的记忆中。 “由于蒋总统的逝世，阁下的责任必然无可避免地更为重大。余确信阁下定能胜任地肩负起这些责任，而在今后的岁月中，将继续证明阁下必能仰副令尊的殷切信任。” 【中央社台北四月七日电】美国总统福特致电严总统说：“美国人民和我惊闻蒋总统逝世，深感哀痛。当此阁下依宪法规定继任总统职务之际，对于贵国遭此不幸，本人谨向阁下和贵国人民表达同情之意，并祈阁下出掌新职，顺利成功。” 【中央社台北四月七日电】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六日致电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沈昌焕，全文如下： “本人与敝国同胞惊悉蒋总统逝世，深感悲痛。蒋总统于二次世界大战艰困的岁月中所显示的大勇与不屈不挠的意志，深留于本人一代美国人民记忆之中。蒋总统的伟绩在当代历史上将永垂不朽。 “本人对此一美国所敬仰友人的逝世，敬致最深挚的悼念之情。”
【中央社台北四月七日电】总统蒋公遗蜕，为仰体遗志，决定暂厝台湾省桃园县大溪镇之慈湖，俟光复大陆后，再行奉安。 总统蒋公治丧会于七日举行第一次会议，作了以上的决定。并决定：灵堂设于国父纪念馆，暂定于本月十六日举行追思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