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瑞士《日内瓦论坛报》四月五日刊登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顾夫·德姆维尔对记者谈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的一篇报道，摘要如下：
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德姆维尔，星期五在答《日内瓦论坛报》记者问时说，美国政策在越南的失败，可能使美国回到现实主义而不是孤立主义。他又说：“在华盛顿着手缩减它的军事预算之日，恐怕才会回到孤立主义。但是这一天看来还未到来。”
这位前总理认为，越南目前的事态发展，是该国二十年来——即美国干涉以来——的历史上的一个也许是决定性的转折。德姆维尔说：“之所以是决定性的，因为它标志着美国的失败，美国进行的政治的、然后是军事的干涉，其目的都是要在反共斗争的幌子下，把南越置于美国的势力范围。
“美国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实际上就是说，当一个国家落入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各邻国也将立即如此。我个人相信另外一种多米诺骨牌理论，即当一个西方国家——这里指美国——以此为借口干涉一个国家时，这个国家便变成共产主义的了，因为共产党在进行的战斗具有反对外国干涉的民族运动的外貌。这正是在南越和柬埔寨发生的事，这也是可能在泰国发生的事。”
虽然德姆维尔认为两个越南重新统一是可能的，可是，他并不认为德国、朝鲜所实行的分治办法会自动地受到损害。
美国的失败必然就是基辛格的失败，它也是巴黎协定的失败，巴黎协定从未执行过，因为，一方面从来未举行过政治谈判，而这本来应是停火的正常结果的。德姆维尔认为，继续发生冲突应归咎于两方。至于阮文绍继续担任西贡政府首脑一事，这是举行政治谈判的障碍，因为这位南越总统从来未同意建立“第三力量”。
他说：“我不知道美国外交界是否能、或是否愿意强迫阮文绍行事。我所知道的是，美国在越南政策的失败是一个对美国的威望和信用有坏影响的心理现象。然而，如果华盛顿从越南的经验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即不要在不管什么地方、不管怎样、不管什么代价进行干涉了，那么，这一失败也可能标志着一个演变。那么，这将是回到良知，而不是回到孤立主义。”
德姆维尔强调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在有正当理由时，即有民族利益的理由时，才能从事战争。从这一观点看来，是不能把越南和欧洲相比的。越南那里根本不影响美国的任何民族利益，而在欧洲，则与美国的利益有很大关系，因为世界的平衡取决于西欧的命运。”
【时事社东京四月七日电】题：栗野大使向外相作回国报告：本周内将完全包围金边
因柬埔寨战局恶化，驻金边的日本大使馆暂时关闭。在六日夜回到了国内的驻柬大使栗野，七日上午十点多在外务省会晤宫泽外相，就当地的局势及和平谈判的前景等问题向外相作了报告。
在此之后，这位大使会见了记者，讲述了他对当地紧迫局势的估计。他说：“在本周内，柬埔寨首都金边将完全被解放军包围。但是，因为金边是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解放力量方面可能不会采取大攻势。波成东机场也许会被占领。”这位大使的谈话如下：
一、在柬埔寨的城市里，政府军溃散士兵的抢劫事件等日益增多。现在，大使馆工作人员在路上就看到过这类事件。二百万市民约有一半被迫成为难民或者接近于难民的状况。营养失调的儿童也几乎到处可见。总之，市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
二、我同东盟各国大使采取共同步调，在朗诺总统出国时与柬埔寨首脑进行了协商，其意图是在如下的共同认识上产生的：从都是亚洲人这种整体感出发，谋求越过意识形态的不同找出某种解决办法。
【本刊讯】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三月号刊登日本东京外语大学副教授中嶋岭雄写的一篇访问中苏蒙的观感，题目是《莫斯科—乌兰巴托—北京》，全文共分五部分，以下是该文的详细摘要：一、纵贯三都所感
作为国外学术调查计划的一环，去年十二月下旬我只身离开日本，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在苏联、蒙古和中国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各逗留了约一周，在今年一月中旬刚刚回国。这次旅行也是为了证实我本人的关于“中苏对立的历史结构”的研究课题。所以，能在同一时期访问这三个国家，自然是一个例外的幸运。
我的感想之一就是，在同一时期访问这三个国家，而且，它们同是社会主义，但差别却太大了。另一方面，这些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的平等乃至划一倾向所带来的各种矛盾、某种意义上的表面平等实际不平等的矛盾和一些阶层享有特权的问题上，正在暴露出它们有共同性。这一点在宣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中国社会仿佛也不例外。似乎可以说，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才提倡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但“批林批孔”运动的确没有成为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狂热的群众运动。
社会主义社会的上述现实使我感到，欧亚大陆的这三个社会主义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和生活上是严峻的，作为一个旅行者，我感到紧张和拘束。
我的另一个大感触是，关于作为形成这三个社会主义国家主体的俄罗斯民族、蒙古民族和汉民族这些都给世界的历史留下了巨大足迹的三个民族的强烈的民族性和它们所固有的文明差异，以及它们之间民族的、文明的摩擦之大这一问题。而且我感觉到，具有这种差异的三个民族国家纵贯欧亚大陆而并存本身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是我们日本人难以理解的。
拿汉民族来说，它经常感到的是强大的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存在同蒙古帝国的形象复合在一起的“北方的威胁”。而俄罗斯民族，为了避免“来自东南的威胁”，已培植起不希望坚强统一的汉民族国家的存在这样一种感情。
第二个问题仍然是关于作为中苏两国的中间地带的蒙古民族的居住空间问题。这一点特别是就这个蒙古民族的广阔的居住空间在历史上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所具有的意义而言的。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即形成了被限制在所谓外蒙古的土地上的主权国家的蒙古，从辛亥革命时期发表独立宣言的时代，经过一九二一年的蒙古革命，直到中苏对立的今天，经常要为中苏双方的利害作出牺牲，这是众所周知的。
在如此这般的蒙古世界，连绵不断的无边无垠的戈壁沙漠和草原地区，虽说是边境却没有界限；它是专门骑马游牧的民族自由移动的空间，同时，又作为中间地带而一直存在着。围绕着这一不稳定的中间地带的宗主权，中苏两国目前进行着自辛亥革命时期以来就未曾停止过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我想，到人民革命在中国胜利的时候，外蒙古将会自动地成为中华联盟的一部分。”（《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即《西行漫记》）这段话直到今天仍强烈地刺激着蒙古方面和苏联。围绕外蒙古的宗主权的问题，经过一九四五年的雅尔塔密约、同一年斯大林和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九五○年斯大林和毛泽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直到一九五四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举行的中苏会谈，始终是中苏双方的争执点，至今台湾政权仍然继续主张它对蒙古拥有主权。这样，现代蒙古不仅是处于中苏两国峡谷间的国家，而且正由于这一中间地带在历史上也是极其不稳的，所以它宛如一块铺在汉民族这个巨人和俄罗斯民族这个巨人之间的地毯一直存在着。今天，苏联把这块地毯完全拉到了自己一边，所以中国的反击已经加强。
苏联、蒙古和中国之间一直存在的这种国际关系，轻易地抛弃了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直至今天。可以说，今天的中苏关系和中蒙关系是这种历史所形成的必然结果。二、苏联的社会潮流
在这一点上，我相隔四年半去访问的苏联使我感到，苏联不待说是世界的超级大国、社会主义的最先进国家，可是其民意似乎更加倾向于所谓西方化。尤其是对于物质财富的丰饶和高水平的消费生活的憧憬，似乎已是一股不可遏制的潮流；而在我们先进工业民主主义国家的内部，物质财富的丰饶和高水平的消费生活则正在成为批判的对象。
在这一点上，如同可口可乐“侵入”东欧各国是这些国家西方化的一个标志那样，苏联当局去年允许进口美国口香糖这件事情，难道不会在将来意外地具有重大的意义吗？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用不着碰到不正当的美元黑市买卖就可以立刻明显地看出：卢布实际上是多么疲软；由于在白桦商店——专对外国人营业的美元商店——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买到高级商品，普通老百姓是多么想弄到美元。（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联系到这一点，一件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可能因为新岁将临，日本出的漂亮月份牌吸引了许许多多人。苏联是一个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ＦＯＲＷＡＩＴＩＮＧ（什么事都要等待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所以，这次我旅行时苏联旅行社的接待情况也不例外，有许多事情我都必须忍气吞声地等待。可是，如果你有日本出的月份牌，那么事情就会非常顺利地办成。日本不愧为经济动物，各大公司似乎都送来了大批专门供应苏联的大型漂亮月份牌。我在机场碰巧目睹了一个场面：某有名公司的出差人员拎来了一大捆印着半裸体女人像的大型月份牌，在机场休息的时候，一直被机场女招待包围着，索要月份牌。
这个事例说明，从现象来看，今天的苏联社会随处表现出了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倾向，尽管我不完全赞同中国现在对它的批判。勃列日涅夫一开始演讲，老百姓就马上把电视机关掉，这种现象似乎已不值得吃惊。正因为这种向往西方和脱离意识形态的倾向存在于社会的底部，所以令人觉得，今天，苏联的领导人虽然感到原则和真心话的不合，却还在加强作为原则的意识形态的说教。克里姆林学家分析说，军方和克里姆林宫内部的鹰派正在增强其势力；这个分析在这一点上或许是说对了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知识分子不言而喻是十分苦恼和惶惶然不知所措的。因此，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发表的作品在莫斯科大学的许多学生中间传阅，大概也可以说是必然的趋势。
就反体制知识分子而言，人们对科学家萨哈罗夫、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等在严加控制的情况下留在苏联的反体制知识分子的同情，似乎也是意外地广泛的。
本来，索尔仁尼琴也好，萨哈罗夫博士也好，罗伊·麦德维杰夫也好，这些反体制知识分子的共同点是，把今天的中国看成是他们正好要最激烈地批判的斯大林时代在中国的翻版。这一点和我国的一些知识分子迥然不同，因为我国的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同情苏联的这批反体制知识分子，另方面却企图从中国今天的发展方向中找到拯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不待说，苏联的中国问题研究家都认为今天的中国是斯大林时代在中国的翻版。可是，也有必要指出，在苏联的中国问题研究家中，也存在着两股批判中国的潮流：一股站在拥护现制度的立场上从制度上批判中国；另一股企图比较自由地而且带有学术性地批判中国，同时对于苏联政府在索尔仁尼琴事件和捷克事件上的立场持批判的态度。三、蒙古社会主义的现实
位于中苏两大国之间的蒙古社会的状况，尽管日本人浪漫地幻想成什么草原、蒙古包，什么游牧社会主义国家，可是，无论在生活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都令人感到是非常严酷的。日本人对蒙古的看法相当地含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的，但是我回国后，某报社一位老练的记者问道：“蒙古是苏联领土吗？”对此我感到有些惊讶。
生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严酷的一个背景大概是，尽管激烈地谴责毛泽东而卖力地颂扬勃列日涅夫成了今天蒙古的基本外交方针，但是苏联在这个国家的渗透力量大得太过分了。且不说在乌兰巴托市内行走的外国人几乎全是俄国人，就是进驻蒙古的苏联兵也太过分地刺眼。在这一点上，“蒙古是苏联领土吗？”这个问题，虽然有讽刺的意思，却也可以说是正中要害的。比方说，和中亚的乌兹别克共和国等比较，人们好说“蒙古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从现象上看问题，这个评价至少是不能不令人赞同的。蒙古人曾经长期受汉人的统治，却一直顽固地拒绝被引进汉字文化圈；而今天，却令人觉得他们放弃蒙古文字，非常简单地进入了俄罗斯文字的世界。对这个事实，该怎样认识才好呢？
目前，除了据说约有六千名中国人（旅蒙华侨）住在乌兰巴托以外，中国的影子等于一点也没有（据说，在整个蒙古，居住着一万二千到二万名中国人），剩下的就是中国大使馆和为这些中国人每星期出版一次的中文报纸《蒙古消息报》。除了这些外，我仅仅看到，乌兰巴托市内不多几家书店中的一家的招牌是用蒙文、俄文、英文和中文写的，写了一个“书”字。另一方面，在历史博物馆里，反映清朝统治的残暴性的生动的绘画和颈枷、脚镣一起陈列着；老百姓指着中国在修建过程中停止了援助的百货公司谴责中国背信弃义。说来是独立以来的反清反汉感情在中苏、中蒙对立以后又和反对今天的中国的行动结合到一起了。在这种情况下，蒙古人对留住在那里的中国人的感情似乎是冷淡的，许多中国人被迫过着最下层的生活。
但是，苏联的影响却渗透到一切领域。去年十一月建国五十周年时，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前往祝贺，彼此重申了苏蒙友谊。就在这个蒙古，一般民众对苏联是怎样看的呢？一个旅行者向蒙古人直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能指望得到有个性的回答的。但是，一般民众对苏联也未必怀有良好的感情。举个例子说，我到理应和苏联的旅行社对口合作的国营旅行社的办公室去，请他们帮助办理涉及苏联的业务，立即遭到了拒绝；海关官员对苏联兵的检查使人感到很严，显然不同于对蒙古人的检查。这些情况使我可以推测他们对苏联的感情未必是好的。
还有，在蒙古，人们特别关心日本，对日本寄予希望，对美国的关心也在增加。从这种情况中大概也可以作某种程度的推测。难道蒙古的民众企图在这种方向上去挣脱夹在中苏两国之间的严酷命运吗？也许是由于赤裸裸的对华坏感情，对日感情似乎已经大大好转，他们慎重地不愿意谈论诺门坎事件（一九三九年）的恶梦。蒙古的一位女知识分子说：“蒙古人认为日本是亚洲的领袖。我们强烈地希望同日本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年轻人中间日语热在高涨，似乎是反映了这样的风潮。至于美国，只有一些集体游客为了观赏夏日草原风光而例外地来这个国家访问；可是，有一个傍晚，在乌兰巴托饭店空空荡荡的餐厅里，顾客不满十人，舞台上却出现了乐队，演奏的尽是爵士乐。我为这个场景感到惊讶。我想，如果这个国家进一步打开和日本交往的渠道，也开始和美国交往，到那时，这里会产生什么样的震动啊！
固然，在现阶段，蒙古和西方交流的渠道是狭窄的。即使是已建交的我国和东南亚国家的人去访问，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我在莫斯科取得蒙古人境签证时，先要填一张表，上面开列了一长串调查项目，其中一项问道：“有何关于蒙古的著作？何时载于何刊物？”我事先在一定程度上想象过人员往来的大门是难开的，可是到了蒙古才知道，饭店门口整天都站着哨兵，桌子上就写有多达二十二条的注意事项。
由于这样的状况，对使用照相机的限制也就格外地严格。我在入境时，在海关就因为照相机而遇到了麻烦；可是，似乎不单单对我这么严，连应蒙古政府的邀请前来的外国记者也受到同样的待遇，而且，甚至以介绍蒙古的学者闻名于世的欧文·拉铁摩尔教授也不能拍摄“未加装点的蒙古”，譬如市内的星期日露天市场、乌兰巴托市周围密密层层的蒙古包，等等。偏偏是这个星期日露天市场才如实地反映了蒙古人的生活。在寒冷的天空下，人们在这个市场上熙来攘往。这里全部是露天摊子，旧木板上放着几样诸如空瓶、单只靴子、旧打火机、手制笤帚、小工具之类东西。到市内唯一的百货公司、肉店和杂货店去一看，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消费生活的贫乏程度。
诚然，针对生活方面这样贫乏的状况，中国方面经常谴责说，苏联的“剥削”造成了经互会成员国蒙古的贫穷。对这个遣责的评价暂且不说，发展中的蒙古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劳动力不足，这个问题是由在差不多的我国国土的四点五倍的面积上只有大约一百三十万总人口的状况造成的。和实行着彻底的人口控制政策的中国正相反，这个国家似乎在通过增加社会福利和颁发奖金的办法拼命地实行人口增长政策。市内的主要建筑物，许多是由被拘留的日本人建设起来的。现在，城市建设正在渐渐进行，教育事业正在努力发展，学生和教师受到优待。这些状况确实将给这个国家的未来带来光明的希望。
对于蒙古，我作为一个外行想了解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评价成吉思汗，以及有关大蒙古主义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喇嘛教的现况。目前，在一切意义上说，苏联似乎正在实行不使民族主义在蒙古抬头的领导，对成吉思汗作了完全否定的估价。关于这一点，泽登巴尔现政权也是如此。一九六二年，围绕着是否纪念成吉思汗八百年诞辰，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图木尔奥其尔等人被作为民族主义分子而撤了职。我曾试图向乌兰巴托大学学生询问青年对成吉思汗的看法，但他们只回答说“他是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统治者”。
我试着“挑衅”地提问说：“在中国，现在不仅称赞秦始皇，而且还把成吉思汗当作中国的历代英雄来看待，不是吗？”即使如此，得到的回答仍然一样。即使问到情节壮观、韵文优美以及据称也是蒙古民族道德规范的民族典籍《元朝秘史》，他们也枯燥无味地说要作为分析当时社会结构的史料来对待。这实在是公式化的反应。翻开这个国家的革命史一看，就可以了解，尽管苏联方面下了最新的定义说“蒙古人民革命党是同情共产国际的组织”，人民革命党本身却总是被当作大国的牺牲品，同时在革命主体内部又是从成立那天起，经过乔巴山独裁时代，直到今天的泽登巴尔体制，不断进行激烈的党内斗争和清洗。这样的过程，总象深藏在心里一样，我们局外人是很难理解的。我得知在市中央的科学院的漂亮建筑物的正面耸立着斯大林的巨大铜像后，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斯大林像仍然这样耸立着的地方，恐怕只有阿尔巴尼亚和蒙古了吧）。布里亚特蒙古人扎不斯朗，是应该和蒙古革命英雄苏赫巴托尔相提并论的革命家之一，也是创建了科学院的学者，今天被扣上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受着批判。与此相对照，科学院正面至今还耸立着斯大林像。在我读过的我国介绍蒙古的书里，这个事实都被小心翼翼地割爱了。总之，对蒙古来说，目前应该追求的东西，难道不可以说正是新的民族主义吗？
关于喇嘛教，情况似乎多少有点不同。平民的葬礼似乎还有喇嘛到场。在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飞机上，有一位蒙古青年送给我一本蒙古佛教协会一九六一年发行的有名的喇嘛庙庆宁寺的画册和一个喇嘛教色彩极浓的护身符，说是留作友谊的纪念。这位青年可能是虔诚的喇嘛教徒。星期日，我访问了市内的庆宁寺，看见喇嘛们打开藏文的经书在专心读经，中年的妇女在祈祷。喇嘛教在这里并没有死亡，这一点似乎是肯定无疑的。四、越过中苏对立下的边界
开往北京的国际列车上午十一点从乌兰巴托发车。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左边就看到无线电天线的基地，以后直到边界，到处都有抛物面天线的基地、雷达基地、各种军事基地，到处都驻有苏联军队，使人感到中苏军事关系的部分现实。还有，在那来哈、马尼特、乔依尔、赛音山达等比较大的车站的附近，或者在草原上，都有苏制军用卡车在行驶。戈壁沙漠上空也经常有小型飞机在盘旋。到北京之后才弄到手的新杂志《历史研究》创刊号上登载了关于中苏关系的文章，是史宇新写的《驳斥造谣者——论中苏边界的若干问题》。文章说，中国强烈呼吁苏联撤走它驻蒙古的军队，停止向中国派遣间谍。从我亲眼目睹的现实来说，我觉得中国在这一点上的主张是有根据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