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运大堆麦粒或装进打麦机，都是比较繁重的劳动。干这些活，要用木锨，更多时候是用柳条编的大簸箕。这种簸箕能搬运相当重量的麦粒。我和贝思弯下腰，把大簸箕塞进麦粒堆，盛满之后，直起腰把簸箕端到打麦机旁，把麦子倒入机器内，再回去运第二趟。这样来回走好几百次，我们俩都感到很累，老要停下来喘口气。可是农民们虽然个子不大，看上去肌肉也不很发达，却全都不停地干，一直到规定的休息时间才歇。
我们在场地干活的时间最长，也最满意。我们很喜欢和农民一起干活，唱歌，开玩笑，和他们济济一堂，分享他们对丰收的自豪感。虽然这一年天气干旱，但是收成比往常好，原因显然是公社的抽水机有所改进并利用了地下水源。
最后打干净了的黄橙橙的麦粒堆在有足球场那么大的场地上，麦秸整齐地垛在四周，用过的工具都擦干净了放在场四周的棚里，大家准备好分麦子。分麦子的前一天，忽然要下阵雨。农民们完全不存侥幸之心，立即把堆在场院边上一捆捆席子打开来，从下往上一领压一领地把麦粒遮盖起来。除非是倾盆大雨，一般的暴雨都会顺着席子往下流到地上，使麦粒不致受潮。
他们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处理麦秸。麦秸是留下来垫猪圈和送工厂去造纸的。他们把较长的麦秸堆成垛，然后再用麻袋装上碎麦秸扔到垛顶上。有一人在上面把碎麦秸倒出来，把垛顶上有窟窿眼的地方填上。这样，在下大雨时，雨水可以往外流；尽量不让雨水流进垛里面，争取麦秸少受损失。有时候，最后还得在垛顶上抹一层细泥，这样就更加不会透雨了。
小队分麦子的那天，场地里人声嘈杂，人心特别兴奋。各家各户的管家人都在场地里。人们用簸箕把打干净的麦子装进麻布口袋，然后用麻绳把口紧紧扎上。两个农民扛着一根扁担，把全部麦子一袋一袋过秤。会计把每一口袋的重量都登在本上，还用一把算盘打出总数。当全部麦子都装进了口袋之后，把它分成两大部分：一份是分给各家的口粮，一份是公粮。后者要运到中心粮库去，然后由政府统一调拨，运往北京市场出售。我们的农民朋友们全年的收入中有一部分就来自向国家出售粮食所得的利润。他们干了好几个月了，总收成不错，他们希望收入也能相应地增加。这里和马陆人民公社一样，每个农民本人的份额是按小队自己定的方案分配的。干活多的自然多得，大家公认干活低于一般标准的人要少得。当然有些农民会感到失望。不过我们看到了和我们一起干活的农民，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结合的推动之下，干的活都是高标准的，很难想象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很大。
送往集体粮库的粮，由两人合搬一个口袋，装上一辆马车。我也帮着搬口袋，伙伴们翘起大拇指，表扬我，这对我是最大的酬劳了。
我和贝思还在稻田里干了几天活。因为稻田离我们住的地方大概有二里地，就在靠近公社边上铁工厂那里。我们由老张带领，借了自行车，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蹬着车去干活。
在稻田里，人们不仅要使庄稼长得好，还要安排得美丽好看，这就产生了一幅难忘的景象。每一块稻田四周都有用手和锹细心修起来的土埂把水保存在里面。每块稻田灌了水之后，用牛犁松耙平，使整个底土松软，适于秧苗生长。稻秧现在已有六英寸左右高，绿油油的。我们的任务是沿着狭窄的小道走到秧田边上，蹲下来拔稻秧。这就是说，把秧苗一把把从秧田里拔起来，注意不要伤了根，要松开土，轻轻地拔。如果根上粘了泥土，就在水里涮干净，然后用一根稻草拦腰捆成小把。女孩子用柳条筐把捆好的秧苗挑到已经准备好的稻田边上。稻田里，妇女们戴着大草帽，站在膝盖深的寒冷而混浊的水里，灵巧地把秧苗分开，把根插进泥土里。一天工作下来之后，稻田里又是一番景色，水面上露出了间隔整齐的绿秧苗。这是一项令人满意的、很愉快的工作，可是对我说来却十分难受，因为我这美国肌肉经不起长时间的蹲。但是老张早就料到了我的困难，给我带来了一只小板凳，这使我干起活来舒服多了。农民们对此感到挺好笑。
一些公社的中学生也来帮助拔秧苗。他们每星期到地里劳动半天。这一伙孩子兴高采烈，似乎比大人更对我们感兴趣。有一天，我们在稻田和玉米地之间的几棵杨树底下休息，他们唱起歌来了，唱了几支之后，就向我们挑战，要我们唱美国歌。我和贝思就唱了一些古老的流行歌曲。
在院子里，音乐也加深了我们同他们之间的日益增长的友谊。我带着笛子，偶尔在晚饭前吹一会。笛声一响，孩子们就围拢来，观察我的手和嘴唇的每个动作。他们一定要贝思和戴尔伴唱。过了一些日子，等到这些歌曲听熟了之后，到了合唱的部分，他们也一起唱起来。贝思带了口琴，每次她一吹，孩子们就围拢来。戴尔有时候在院子里轻声地给小不点儿唱歌，边唱边教英语，使得老老少少都学会了用英语说鼻子、眼睛、耳朵、下巴、嘴、头发。我们也学会了一些很有用的中国人的日常用语，大大地扩充了我们在四个月的“汉语速成”班上学到的一些贫乏的辞汇。（十三）
【本刊讯】曼谷《新中原报》三月二十六日发表一篇题为《北京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社论，摘要如下：
很容易看得到的，这次特赦释放战犯，具有着颇不寻常的意义。原因是前六次是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六年间，差不多每年释放一次，现在这一次却是经过十年之久，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大斗争，以及今年初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新宪法之后，把所存下的战争罪犯都给予特赦释放，这除表现出今日中国大陆已经真真正正步入安定团结和巩固之外，同时亦赋予另一个重大的政治意义，为解放台湾，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发挥作用。
华国锋在对这批获释战犯讲话中，引述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说：“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真照顾得十分周全，亦十分自由，来去无阻，随意而安。尤其可以自由来去台湾一项，更是对这次获释者的特殊优待，为过去六次所未曾有者。
北京最近这一动人措施，是根据“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原则执行的。从前因为这批人都是“战犯”，所以必须严厉“惩办”以警效尤，经过长时期的劳动教育之后，大部分已经有着“良好表现”，所以亦就应该给予“宽大”待遇，才算公平合理。这项措施，如果是在旧时代，必定会大书特书，称它是件“仁政”，来一个歌功颂德；但这一套都是废话，现在已经不合时宜。
如果说它是向台北实行攻心战略，似无不可，甚至说此举是故意作一次政治压力，亦应该不会说错。在北京的欢宴大会中，前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代表战犯们讲话时说，他们将“努力贡献于社会主义建设，并使我们祖国统一”。而要贡献力量促使祖国统一的方式很多，可以用言论，亦可以实际行动，可以留在大陆，更可以到台湾去。
据消息报道，此次北京释放大批战犯，世界各国都加以喝彩，只有台北和莫斯科感到不快，没有给予好评。这亦是不难理解的道理。北京此次好象抛出一个沉重的“政治皮球”，使台北方面感到左右为难，那些人原是自己的旧僚属，旧袍泽，不接受他回来吗？于情于理不合，接受吗？又将如何安排措置，才免成为心腹之患？这实在是煞费周章的事，但却犹如口含黄连，有苦难言！莫斯科呢？因为它别有野心，不愿意看见中国统一，所以当然亦不会给予好评。
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为提早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北京此次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便是具备着此一重大意义和作用。此举不只对台湾同胞有所影响，对海外华侨亦是一种有力启示。
【本刊讯】美国《纽约邮报》三月二十六日刊载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国务卿基辛格对于他培育起来的同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关系是非常敏感的，以致有关中国问题的一切决定都要由他亲自做出，不论这些问题是多么微不足道。
在最高一级，他使北京随时了解他在中东进行的几乎所有的谈判的情况。据国务院人士说，他特地向中国人保证，他没有做任何有损他们的利益的事情。
在较低一级，基辛格极其小心翼翼地避免表现出对中国国民党人有丝毫好感的样子，以免触怒他们在大陆上的兄弟。举例来说，他故意冷落中国国民党大使沈剑虹，后者一直想要同他会谈，但都没有成功。
中国国民党人还表示愿意参加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的许多庆祝典礼。向我们提供消息的人士说，基辛格精神紧张地指示他的手下人员尽量使国民党人不为人们所注意。因此国务院正试图使台湾限于参加地方上的活动。
对于在台湾的一项涉及一笔不到十万美元的美国赠款的不重要的计划也发生了争论。基辛格的助手们担心国民党人将大吹大擂地宣传这是表明美国偏袒蒋介石的一个迹象。象往常一样，这件事情将由基辛格亲自作出最后决定。
【塔斯社莫斯科三月二十八日电】题：北京向台湾献殷勤
《消息报》注意到北京对台湾用意十分明显的献殷勤。该报写道，北京宣布邀请台湾体育队参加将于今年九月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许多外国观察家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北京这次是否同台湾也搞起「乒乓外交」来了呢？
《消息报》接着谈到了不久前特赦二百九十三名战争罪犯的问题。外国记者从北京报道，中国当局大张旗鼓地「叫嚷释放战犯，并允许他们自由去台湾，也可以再次返回中国」。这使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有根据得出结论说，「被特赦的蒋介石将领是宣传棋盘上的一些小卒，用以显示大陆领导人对自己过去敌人的宽宏大量」。
外国评论员指出，北京向台湾献殷勤，从而背离了自己原来对「解放」这个岛的问题所持的立场。
【中央社台北三月二十五日电】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斯蒂尔海军中将，今天坐旗舰到达基隆，访华三天。
这是斯蒂尔于一九七三年接任现职以来，第三次访问中华民国。
行政院长蒋经国今天接见斯蒂尔中将，曾对当前亚太地区的情势交换意见。斯蒂尔并表示，今后将继续加强中美两国军事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