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则台湾社会的风气普遍地存在着一种心理，以能买得起这些东西为荣耀。这种羡慕虚荣的心理，使得不少人为追求金钱而犯罪，为追求物质享受而不顾道德。久而久之，风气愈来愈不可收拾，贪赃枉法之事，因而非常普遍。不少年青之少女甘心堕落亦大都是为虚荣心所害。总之，我发现过份强调物质享受，带给一个社会许许多多的问题。大家把金钱的价值看得很高，自私自利的思想因而会变得很重，尤其是当一般人民的平均收入远不足达到这种消费程度的时候，情形更为恶劣。（四）妄谈建设我个人的看法是台湾当局对台湾的经济政策完全是抱着任凭外国人来宰割的态度，“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实在是非常恰当的形容。今天台湾的经济已尽被外国人控制而不能独立。外债累累，令人触目惊心，在这种情形下谈“建设”岂不是自欺欺人的谎话。
有一位最近从台湾到美国来考察的朋友提醒我两点看法，他说台湾当局之所以大力鼓励外国到台湾投资与大量向外国借贷巨款，有“公”与“私”两大理由。“公”的理由是一个政策亦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要造成一种局面与情势，因为外国人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与贷款，他们势必尽力来“保护”台湾，这样就可以使得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可以苟延残喘。（当然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私”的理由是每次贷款或者向外国厂商订约承包工程的时候，经手者在许多情形下可以获得为数不小的“回扣”，因此高级官员对借款与“建设”有特别的兴趣。中饱私囊，是众所周知的公开秘密。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如何借这么多的外债与让外国人来控制台湾的经济，就是一件不可宽恕的罪行。
在中国大陆旅行与访问的时候，给我最为深切的感受，莫过于大陆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要谈建设，要谈进步，这是唯一的正确的途径，绝不能依靠外国政府。我希望在海外的朋友们，尤其是爱护中国的朋友们，不要看事情只看表面。今天在台湾的“建设”是靠欠债换来的，从设计与施工都是靠外国顾问来指导的。“建设”的本来的意义已经不再存在。
说到十大建设，我们亦可以看出，大陆上与台湾对建设的目标与重点也是根本不同的。大陆上建设的重点与原则是解决基本的问题。工业与农业是并重的，主要是以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出发点。而在台湾呢，情形刚好相反，只重表面，不切实际，这是它的特点。举个例子，就“铁路电气化”来说吧，实在就无此必要，更重要更基本的问题多得很，其中以农村问题为最。而为了“铁路电气化”，不但要向外国借款，而且由于台湾的发电量不够，必须因此再借款兴建新的原子能发电站。凡是学理工的朋友大都知道原子能委员会对在美国国内建造原子能发电，在安全方面的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因此之故美国原子能发电站的管制非常严格，至今是一项不易获得许可执照的工程。而台湾当局则贸然一再朝这方面发展，实在令人不解。对核子工程的技术既不能掌握，这种建设等于是玩火。（五）教育制度的问题记得从前高中毕业的时候，满脑子就是如何考大学；考上了大学又打算如何念比较“有出路”的科系；后来得到了国外大学的奖学金，又赶着念学位，念完了学位，又忙着为自己的“前途”而碌碌终日。在美国一呆就是多少年。许多朋友，许多同学，以及后来的年青的一辈，都是差不多走的同样的道路。我从来没有为这二问题去仔细想过，亦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因为从台湾到美国，社会的风气与环境就是如此。
可是从中国归来以后我就深深地感觉到问题的存在，我对教育革命有了认识，因而把台湾教育制度想了又想。从自己到一般的情况好好地作了一个检讨，我开始理解到台湾现有的教育制度（尤其是大专程度的一方面）实在是脱离了实际，我们从开始读书起到读完研究院为止，从来没有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观念。整个的过程完全是以个人考虑为出发点。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多少青年在台湾受教育而其中有多少人真正对社会作出了贡献，据我看来实在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二）
【本刊讯】美国《新共和》杂志三月一日一期刊登哈佛大学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两面应付、棘手的台湾问题》，摘要如下：
同台湾的未确定的前途有关的至少有三个利益集团，美国是其中之一。我们目前的政策依据的方案是一九七二年二月的尼克松一周上海公报，其中规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前途应当由中国人确定（而不是通过我们的干涉来确定）。北京一华盛顿和解的基础是不得有两个中国。然而在这个范围以内，我们仍然维持一九五四年的华盛顿—台北安全条约，设在华盛顿的国民党大使馆仍然悬挂中华民国国旗，而北京的联络处越来越起一种象是一个事实上的大使馆的作用。我们的政策是两面应付。
由于目前的权宜办法到头来可望让位于一种新局面，我们现在就应当在我们自己的头脑里把牵涉到的各种利益弄清楚。这些利益是不能永远不予理会的，也是不容易加以协调的。总之，台湾问题是福特和基辛格的旅行袋里的一颗烈性炸弹。在今年以内，总统要访问北京。台湾问题将列入议程。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定时炸弹。
福特先生怎样从这两块都是无法抵抗的、也是无法移动的磨石之间脱身呢？我们怎样摆脱潜伏着的、仍然没有结束的中国内战呢？
现在在一切方面之间求得妥协的时机是再好不过了。实现某种妥协是可能的，因为对每一方来说，基本利益都有了一点变化。人们可以揣测这些基本利益有这样一些不同：
北京希望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得到国际的承认：因而在华盛顿或者其他地方都不再有国民党的大使馆。对台湾的行政控制的重要性较小。台湾政权对自己的称呼的重要性较小。这些问题可以留待将来解决。
台北希望保持对台湾的行政控制：因而实行地方自治，不受北京的影响。国际上的法律地位的重要性较小——只要台湾的国际贸易能继续下去。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的重要性较小——只要台湾能不被大陆用武力接管。
华盛顿希望中国地区保持稳定，并同它的一切部分接触（并保持正常关系）。台湾—美国安全条约不如中国地区保持稳定重要，中国地区保持稳定意味着在北京和台北之间不使用武力，这也许可以由另外某个文件或安排加以保证。在台湾设领事馆不如那里的美国人继续进行正常的接触重要。
虽然有关方面无疑能更完善地说明这些利益，这些利益似乎不是完全不相容的。这些利益能通过谈判加以协调吗？
有一个会引起僵局的问题。北京的主权的原则就其性质来说是不能谈判的。人民共和国甚至不能在任何正式的意义上同台北谈判。不能指望革命的外交部长拿革命的主权进行交易。因此美国不能进行正式的调停，因为这样做只会显得象是重新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
台北就其目前的状况来说是一个拥有正在发展的经济基础的起作用的政权。为什么要放弃它称为一个政府的权利，或把它的驻华盛顿大使馆降低为一个贸易使团呢？
在正式场合，每一方看来都陷于一种僵持局面，硬要采取一种立场，不管这种立场看起来是多么不现实。
可以提出两种方案：（一）华盛顿和台北都应当承认，时间对北京有利，不仅北京这样看，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简单的理由是，台湾离上海比离旧金山近。因此可以估计北京会稳坐以待。
（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单方面的声明作出一种安排，每一方都说明它的利益，以应有的尊严维持它的立场，明智地坚持它的原则并让其他各方了解它的轻重缓急次序。既然实际情况是所涉及到的根本利益不是真正不相容的，这种情况就应当显示出来让大家都看到。尼克松—周恩来公报毕竟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外交成就，因为它明确地包含了一项协议，规定双方在台湾的目前地位问题上可以持不同意见。
对于这种前进的步骤来说必不可少的是各方都表明自己的观点。可不可以由白宫发表这样一项声明（甚至总统和国会发表一项联合声明）：“鉴于北京把它同台湾的关系看成是一个不以武力加以解决的政治问题，一九五四年的安全条约将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而予以放弃，但是美国将继续认为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同美国有切身利害关系。”换句话说，华盛顿也许可以宣布，它所承担的保卫台湾免遭武力接管的义务将保持下去，但是其表现形式将加以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福特先生必须在他的公事包里带着某种东西。
【中央社台北二月二十五日电】行政院长蒋经国，今天在立法院强调：政府施政的方针，对内在求全民的团结，对外在争取国际的友情。
蒋院长说：如何争取国际的友情，一方面要加强有邦交国家的双边关系，一方面要拓展无邦交国家的实质关系。
他特别强调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中美两国有传统的深厚友谊，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美国政府近年来，曾一再声明，信守承诺、尊重中美友好关系，并一再保证履行条约义务，今后我与美国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加强，是当前外交工作上的主要任务之一。
蒋院长是在答复立法委员的质询时，作了以上表示。
【本刊讯】蒋帮《中国时报》在二月十九日发表的一篇社论中说：
所谓“台湾问题”已被提到美毛谈判的日程中来，双方又迄无让步妥协的迹象，则其可能的发展如何？我们对此的看法是，在今秋福特与毛伪的谈判中，毛伪最低限度必将提出美军及军事设施全部自台湾撤退的要求，此为实质上对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破坏。倘有可能，毛伪并将诱使美国就一九七二年上海公报有关台湾的文字，另作接近其立场的声明或解释。
美国政府迄今并无改变其对华基本政策的迹象，但美国国会人士及部分舆论的倾向却极其值得注意。一九七五年应为美毛关系转变的关键的一年，对此，我们宜即筹商一切必要的对策！
【中央社华盛顿二月二十二日电】两位美国参议员正式建议，美国继续保持对中华民国外交关系，并在台湾保留驻军。
这两位参议员是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塞蒙德与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斯科特。他们最近代表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访问东亚，向该委员会提出的联合报告中，作了是项建议。
他们还建议，将台湾视作美国前进基地军品修理或补给设施的一个主要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