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际社纽约三月二日电】《新闻周刊》杂志今天报道柬埔寨前统治者西哈努克亲王的话说，在柬埔寨的政局中“现在和将来都绝对不能接受”妥协。
西哈努克在一次电话采访谈话中对《新闻周刊》巴黎办事处主任斯科特·沙利文说，虽然他不接受妥协，“但是我们不打算惩罚及时加入我们方面的文武卖国贼，至于主要的卖国贼和战犯……他们将受到人民法庭的审判。他们也可以逃出柬埔寨，因为现在还有时间”。
《新闻周刊》报道西哈努克的话说，民族统一阵线并不打算直接进攻金边，目前我们在集中力量：一、加强对湄公河的控制；二、逐个消灭朗诺军的据点；三、把尽可能多的敌军战斗部队从首都引出来，把他们歼灭。金边不可避免地有一天要拿下来，就象一个熟了和烂了的果子一样……
【美联社纽约三月二日电】“金边将象一个烂了的果子一样陷落……妥协在现在和将来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番充满信心的预言是今天发表的柬埔寨前领导人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的寓所所作的一次电话谈话中说的。这次电话采访是《新闻周刊》刊登的一篇题为《柬埔寨的苦难》的文章中的一部分内容。
据《新闻周刊》报道，西哈努克在谈到他自己的前途时说：“国内的抵抗力量已要求我在金边解放后仍然担任柬埔寨的国家元首。可是，我已向红色高棉讲清楚，我再也不管我们国家的内部事务了。
“在一年的十二个月中，我只打算在我们国家里呆一个月，而把其余的十一个月用来处理国际关系。”
【本刊讯】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二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在埃及的势力之争》，摘要如下：
一些观察家把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二月初对埃及进行的、在基辛格新近搞的穿梭外交之前的访问，看作是莫斯科重申它在开罗的势力的新企图。
过去，莫斯科提供给埃及的是武器和政治上的支持。现在，萨达特总统仍需要武器，大概还将再一次需要政治上的支持。因为，如果美国的和平倡议失败的话，萨达特的政治地位的软弱基础将很快被暴露。
换言之，萨达特政权的缺点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还表现在政治上。埃及通货膨胀的程度确实造成很多困难，但政治上的批评——指责萨达特过分地亲西方并试图破坏纳赛尔总统所奉行的社会主义政策——也许同样是不利的。
为了使埃及拒绝美国的倡议，莫斯科表示，它准备满足萨达特最大的需要——对武器的需要。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美国不能供应埃及武装部队所需要的全部武器。
看来，苏联领导对萨达特仍然犹豫不决。这种感觉毫无疑问是共同的。萨达特一月底访问法国时公开批评苏联，他重申对苏联拒绝重新武装埃及感到失望。同样重要的大概是，他抱怨莫斯科不同意重新商谈埃及偿还使它直不起腰的债务的条件。
埃及总统看来仍然支持基辛格谋求和平的办法，但他知道已经错过了时间。
埃及武装部队希望得到精良的装备，萨达特知道，只有苏联才能够提供所需数量的各种类型的武器，而又不需要对使用武器的人进行长期的、令人恼火的再训练。埃及武装部队羡慕苏联对叙利亚所提供的现代化武器。二月十日，《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一小批这样的武器，米格２３Ｓ和ＴＵ—６２Ｓ，已运到埃及。运送如此小批数量的武器，只会是为了刺激一下埃及军方的胃口；所报道的这种数量的武器肯定不能满足埃及军方的胃口。
因此，在目前，情况是微妙的。克里姆林宫正在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胡萝卜是苏联在将来可能大量供应武器，大棒是苏联坚持要埃及迅速偿还欠它的债务。萨达特希望基辛格的外交能迅速获得成功，这样便能使他把注意力转用来解决埃及严重的国内问题。
如果华盛顿的政策失败了，萨达特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武装部队的压力，那时莫斯科将坚持要求苏联顾问重返埃及，以此作为进行一项新的武器交易的代价。如果萨达特不愿意付出这种代价，那么埃及军方可能会谋求一位更听话的领导人来替换他。
【本刊讯】法《经济》杂志二月二十四日一期发表一篇题为《东欧国家的通货膨胀：匮乏与黑市》的文章，摘要如下：
正式说来，东欧国家仍不存在通货膨胀。而且有物价指数以资证明。例如在苏联，中央统计局统计的批发物价指数证明了一九六七年以来明显的稳定。然而，正如《经济问题》杂志所指出的那样：“中央统讨局忘了考虑新产品或旧产品为了回避价格限制而稍加改头换面后发生的价格变化。”旧产品，新产品实际上，国家机构应当通过行政途径规定千万种价格。面对这种巨大任务，它们不得不相信企业的估计。然而，这些企业为了提高它们的销售价格，保证得到最大的利润，于是设法高估它们的成本，或宣传它们的产品有了改变，从而使它们有权提高售价。但中央统计局并不认为这种提高价格是涨价。它只承认企业生产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产品在理论上比另一种更加精制。
另一方面，实际上也不可能核查某些真正的新产品的价格，因为核查所需要的时间往往比该产品流通期更长。这样，当可以确定一种产品的价格时，该产品已经绝迹了。
批发价格是这样，零售价格也是这样。因此，从理论上说，国家规定的价格总的说来没有改变。不过，虽然肉类和基本畜产品的零售价格实际是稳定的，但其它许多非食物消费品的价格却明显地上涨了。当“伏尔加”涨价百分之六十五的时候同工业品价格一样，农产品最常用的涨价办法也是以质量类似的新产品来代替旧产品。例如，传统的伏特加酒的商标被一种价格较高（三点六二卢布到四点一二卢布，而不是三点一二卢布）的商标代替了，而质量完全一样。同样，廉价肉的质量几乎从国营商店中消失了。而目前以较高价格供应的肉块却并不更嫩、质量也没有好多少。但是，最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苏制“菲亚特１２４”汽车的涨价，它被“菲亚特１２５”所代替，这种汽车增加了一些镀铬的地方和马力稍有增加。这些小小的改变就使价格提高百分之三十六。“伏尔加”牌汽车也是一样：它的售价从ＧＡＺ２１型的五千五百卢布，涨到ＧＡＺ２４型的九千一百五十卢布。它的质量是否也提高了百分之六十五，是值得怀疑的！
最后，集体农庄市场——即自由市场——的价格，往往此国家零售价格高一、两倍。可是，如果消费者想买好的水果、蔬菜和肉，他们还不得不上集体农庄市场去买。
因此，某些苏联消费者说，零售价格的上涨实际上抵销了一九六六——一九七○年计划时期平均总收入的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对消费者来说是使人灰心丧气的，因为，显然人们不承认通货膨胀，但是给人的印象却是用隐蔽的方式来为政府的意图服务的。由于国家不想承担商品缺乏、从而价格上涨的责任，所以可以说国家迫使苏联公民求助于集体农庄市场或者黑市。所以恰好这种黑市的兴旺最好地证明了东方国家通货膨胀的存在。这种存在说明为什么所供应的产品价格高昂。数量缺乏和质量低劣某些产品并不是真正缺乏，但质量非常差，以致于公民们宁肯不买它们。例如，在苏联，国家把谁也不想买的男服装降价一半。但是这种拍卖并没有吸引来预期的消费者。一九七四年，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种情况：购买斯科达汽车的登记票陡然减少了。许多捷克人宁愿用更贵的价钱买一辆西方汽车。虚假解决办法还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生活在密封的体系里，而是必然要受到世界价格上涨、特别是原料价格上涨的影响。苏联和波兰知道，它们最近进口的粮食是非常昂贵的。石油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尽管苏联是它们的主要供应者，但一些东方国家仍然从国际市场上得到供应。此外，不久前，苏联把它供给经互会成员国的石油价格翻了一番。实际上，价格上涨的各种因素产生的影响相当强烈：不久前匈牙利政府以一项广泛的反通货膨胀计划，对世界价格上涨作出了反应：福林与各西方货币相比已升值百分之五——六，而且物价也提高了。工业家被授权把产品价格平均提高百分之八。根据官方估计，一九七五年生活费用将上涨百分之四左右。
一般说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有朝一日都不能再以现在的速度补贴生产，特别是不再能补贴农业生产，它们有朝一日将被迫实行真价。到那时，人们可能非常担心居民们的反应，这些居民对于生活费用突然上涨是没有准备的。各国政府只能依靠价格和商店门口排长队之间进行危险的平衡。如果其中的一个因素增加太多，这些政府就会面临类似一九七○年曾影响波兰的那种骚乱的危险。在猛烈的通货膨胀面前，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消费者的生活水平比西方低，因此他们实际上将比西方国家的消费者受到更严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