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离开了公路转入一条尘土飞扬的红土路，路的一边是村子里一排房子的后墙，另一边是一片长得郁郁葱葱的西红柿园子。我们走了还不到两分钟，听到一个院子里传来一阵走动的声音，接着就有一位身材不高的、健壮的妇女赶出来迎接我们。她面带笑容地作了自我介绍。她叫张淑敏，穿了一条宽大的裤子、白衬衫，带了一顶草帽。她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地和李说着话。她使劲地和我们握手，表示欢迎。接着，我们又提起行李，跟着她走进一条胡同，到达我们要住下的院子里。路上，另一位面带微笑的农民来欢迎我们。他叫张中，是小屯大队梅市口小队的队长。我们今后就在这个小队里劳动。
我们走进院子后，一大堆人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都很兴奋，不停地说着话；他们显然很高兴，很感兴趣地看着我们。他们把我们带到为我们准备下的住处，我们放下了随身行李。有人在院子里的一个手压抽水机上压出了冷水，倒在搪瓷脸盆里，又从水壶倒了一点热水掺在一起，端了进来；还给了我们洗脸手巾、肥皂和漱口水。我们把旅途中的大部分灰尘都洗掉之后，就回到院子里和我们的新朋友们在一起。我们坐在小凳上，人们一再向我们递茶递烟。虽然这一天是正常的劳动日，有的农民特意抽出时间来欢迎我们并和我们交谈。
我们的房东叫史振玉，他的老伴姓孙。史今年七十三岁，是一家之主。他举止庄严，身体高瘦，看来自奉很俭；他们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全都结婚了。他们有二十二个孙子和孙女。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公社，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北京当工人。在农村的这两个儿子，全都成了家。大儿子一家住在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小儿子和他的媳妇张淑梅，还有四个孩子都住在我们院里。这个院子两面都有房子。他们占一面。我们院里的很多事都是张淑梅做的。平时她还抽一部份时间下地干活，但是我们去的这一年，因为她公公已经七十三岁了，中国人认为这个岁数对老人是一个关口，因此她就留在家里，代替老人做饭。史年纪大了，已不下地干活。但他决不是什么也不动手的人，他还管着院子里很多具体事情。当然，全院的事还是由他老伴操心。她不声不响，很有主意，办事很有效率。
张中和张淑敏虽然都姓张，但不是亲戚。他们俩都是我们小队的领导。张淑敏是队里的第二把手，兼管妇女工作。他们俩成了我们在芦沟桥时的师傅和好朋友。为了把这两个人区别开来，农民叫他们一个“老张”，一个“小张”。老张只有四十四岁，精力非常充沛，似乎和“老张”这称呼不大相称。但是这不是叫错了名，因为李向我们解释：用“老”字称呼人含有尊敬之意。所以后来当我们听到人们叫我“老高”（我们的中文译名第一个音是高），叫贝思“小高”时，我们很引以为荣——这是他们第一次把我们作为“自己人”那样和我们开玩笑。
我们在公社从一开始就受到这样的接待，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想立即开始干活，但是我们的主人坚持必须逐步地干起来。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们是多么正确，因为我们确实适应不了从早干到晚那样严格的工作时间，而这对他们说来已经是习以为常了。因此我们第一天就只辨认方向，在村子里转一转，熟悉一下人和地方。
我们生产队里所有人家都集中在一个旧的村址上（一般说来，生产单位的地点和人口都和原来的自然村是一致的）。我们队约有九十七户，四百五十人，耕地五百亩。三分之二的产品供北京市消费，其他三分之一是粮食，主要是麦子，还有少许水稻。全部住房都有院子，院子四周是围墙。各院整齐地互相挨着，连成一排；各排之间是小胡同或大街，都是土路。村中央有一个方形广场，是公共场所，有四个小商店，有打麦扬场用的场地。这个小集体的勤劳和自豪都集中地在这里表现出来。
芦沟桥的农民和马陆的居民不一样，这里的农民各自居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在家里吃饭，不在食堂吃饭。虽然大部分的房子是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后盖的，但都是中国农村中传统式样的平房。史振玉家的大院长约九十英尺，宽约八十四英尺。他家的院子用一道砖和三合土墙隔成两个。从胡同进来，先进入外院，才能进入比较大的里院。院里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也是我们这次绝无仅有的经历的活动中心。
记得第一天，我们一进门，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使我们感到这个院子里生气盎然。那口井是个中心，经常有人拿了水桶、盆或罐子来压水，拿回去洗衣、做饭或刷洗等用。院里每一个角落都在忙。张淑梅是主要的人物，事情都围着她转。她从早到晚兴致勃勃地从事各种活动。她做饭，侍候大家吃饭，洗衣服，洗碗，扫院子，用木盆给刚会走路的孩子洗澡。如果她还有点空，就从我们住的屋子里把一个脚蹬的缝纫机搬到院子里给小孩做衣服。爷爷对于养猪一事颇感自豪，他费很多时间给猪备食，剁、煮、发酵以及搅拌。他还有做不完的修补活——修理晾衣服绳子，修理工具棚、小推车等等。奶奶虽然活动少得多，但是她管家，算计家务。她特别会捉小鸡。小鸡需要放进一个大篮子里过夜。傍晚，孩子们在院里乱哄哄地捉小鸡，但总是捉不着。老奶奶不声不响地坐在屋前的台阶上瞧着，小鸡走过她面前时，她象猫一样地敏捷，一手就抓住一个。她还是编蒜头辫子的能手，一辫辫的大蒜挂在里院的树上或墙上晾着，象是一种装饰。（九）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三月二十六日以《外相要求田中前首相等人为打开因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写进“霸权”条款而出现的僵局，提供协助》为题报道：
据外务省人士二十五日透露，宫泽外相二十四日分别访问了田中前首相和前外相大平藏相，向他们说明了因“霸权”问题形成平行线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进展情况，并且要求他们给予协助。
这是因为田中前首相和大平藏相曾于一九七二年九月完成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因而得到了中国方面的高度评价，不仅如此，他们还有同中国方面对话的途径，因此，为了使中国方面改变强硬态度，要求他们从侧面予以协助。
据外务省人士说，田中前首相和大平藏相对外相的说明表示谅解，并且答应提供协助。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三月二十四日刊载一则消息，标题是《外务省人士表明，日本方面提出打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局面的主张：可在条约中写明“霸权”条款的部分内容》，摘要如下：
“日中”双方由于在处理“霸权”条款上，意见严重分歧，致使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谈判出现了胶着状态。外务省人士三月二十三日表示，为了打开这一局面，可以同意把一九七二年九月的日中联合声明第七条的“霸权”条款的部分内容条文化。具体地说，就是坚决反对把第七条中后半段的反对第三国谋求“霸权”的那一部分文字条文化。但是，关于写明日中两国都不谋求“霸权”的第七条前半段的文字，如果中国方面希望写进去，也可以同意予以条文化。
第七条的前半段，没有涉及第三国，因此认为，即使把它写进日中条约里，也不会直接刺激第三国。但是，从一直反对把整个第七条的文字条文化的日方说来，这是对中国方面的一个重大的让步。可是，据认为，中国方面勿宁说把重点放在第七条的后半段文字的条文化上。
所以，日方的这一态度的改变，对促进日中预备性会谈将起多大作用，尚属疑问。日中谈判的前途，尚难预料。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三月十八日以《在“霸权”问题上社会党内形成对立，派遣访华团可能推迟》为题报道：
社会党预定于五月上旬派遣以成田委员长为团长的第六次访华团，现在，党内因是否在联合声明中写进“霸权条款”而出现意见分歧。特别是在“亲华派”和“亲苏派”等所谓的派别之间，因想法有一百八十度的不同，党内开始出现下列说法，即“成田访华，可能要推迟到五月上、中旬之后”。
社会党的日中特别委员会十七日召开全会，就包括联合声明在内的成田访华问题进行协商。在讨论过程中，据说多数意见是，“党应该明确反对霸权的态度”。但是，也有部分人认为，指名批评苏联要慎重。
该委员会确定四月十五日前后再次召开全会，但是，可以预料，到整理出统一的看法之前，还要有些曲折。
党内亲华派认为“总是要搞个联合声明吧”，因此积极主张写进“霸权条款”。与此相反，也有许多亲苏派议员认为，在当事者之间的关系中，加入第三者的问题是不适宜的。亲华路线同亲苏路线的对立，今后似将更加尖锐化。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三月十七日消息：
社会党访华团从一九七○年秋成田访华的第五次访华以来，日中复交后一直没有进行，这次是第六次，已时隔四年半。但是，围绕着当前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中国方面采取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立场，而社会党虽然理解中国的主张，但是如果指名反对“苏联”霸权，将违背党的“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和和平共处的关系”的方针，因此，访华时如何处理联合声明问题的提法，开始为党同中国（中日友好协会）的关系而苦思焦虑。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三月二十五日以《池田大作将出访中国和苏联，就和平条约问题交换意见》为题报道：
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将从四月十四日至二十四日和从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分别访问中国和苏联，就日中、日苏之间悬而未决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日苏和约等问题，同两国首脑交换意见。池田一方面认为必须促进缔结和批准业已开始了日中政府间谈判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同时认为不应由于「日中（关系）走在前面」，而搞坏了日苏关系。但是，此次访苏，将从不得不使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走在前面的立场出发，要征得苏联方面的同意，与此同时，求得苏方的理解，以便能继续进行日苏和约谈判。
【本刊讯】日本《国际贸易》周报一月二十八日报道：
据大藏省二十日发表的七四年一至十二月的海关统计，七四年日中贸易总额为三十二亿九千万美元，大大超过了七三年的二十亿一千万美元，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其中，日本出口为十九亿九千万美元，进口为十三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