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引人注意的木工车间里，一组看上去是熟练的木工正在做木桶和小船。最近他们学会了制造价廉、轻巧的水泥船。这些船只对弯弯曲曲地贯通全公社的狭隘水道（长江的支流）很实用。据说，马陆公社使用了大约七百只这样的本船和水泥船。我们还看到了小型工具制造车间、机器制造和修理车间、以及一个同其他几个公社合办为制造肥料生产设备的大车间。每项工作都由一个生产队专门负责。
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反复循环使用者。他们成功地利用各种农业副产品的事例是很多的。我们观察了许多这样的情况，如对白薯的处理：马陆公社把它加工制成中国烹饪中普遍使用的某种调味品；在这种制造过程中产生的废料用于喂猪，而副产品的氨水则利用以肥田。另外，把一部分收成留作以化学方法提炼细胞核酸之用。把这些核酸分散到他们的组织单位，以这种混合物喷入蚕豆（类似我们的白色扁豆）及大豆中去以促进生长。这使我产生了很大兴趣，因为在美国使用的名叫Ｃｙｔｏｋｉｎｉｎｓ的化学促长剂同中国的这种实践十分相似，它似乎是根据农民的特殊学问而产生，并不是从实验室里创造出来的。
我们去马陆公社访问的时候，经过一个开敞的大棚屋。农民们在这里腌制一种榨菜。在附近的一个棚屋里，正在用自种的竹子编织漂亮的篮子。在这个棚屋的旁边，有一个用篱笆围着的牧场，我们在那里看到一百二十五头荷兰种与中国种杂交的良种奶牛。牛奶及它的制成品，包括干酪，在中国的销售不是很普遍。牛比西方国家饲养得少得多；相反，到处都有猪。它由个人饲养，可以供农民自己食用，也可以由公社出售给城市。猪粪，作为副产品，是非常宝贵的。马陆牧场饲养了二百九十头漂亮的波兰—中国杂交种猪。
不断地机械化和逐步采用科学方法，同其他类似运动一样，在全国展开，使马陆逐年得到改进。我们听说这个公社现在有二十五个灌溉站，使用二十五、四十或一百匹马力的发动机。我们访问了一个装备四十匹马力发动机的灌溉站，它可以灌溉二百英亩土地。这和从前的手工操作设备相比，是个巨大的成就。最重要的，这些水泵是在附近的上海制造。上海在生产上的进步将导致更广泛地普及现代化灌溉。这显然是中国粮食自给的主要手段之一。
采用了杀虫剂，特别是消灭菜地里蚜虫的药剂；农民们背着电动喷雾器在田间慢慢地走着。另一种战胜虫害的方法是把易受虫灾的植物，如棉花和薄荷，同象洋葱一类的植物种在一起，据说这样也能抗虫。我没看到也没听到有关这种做法的任何科学根据，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这种做法似乎是得到人们广泛相信的。
中国人所喜爱的食油是菜子油、芝麻油、棉子油以及偶尔使用的豆油。油菜和大麦在这个公社里轮流种植，产量似乎很高。榨过油的菜子用来生产酒精；我们所见的小酒坊又为公社增加了收入。同酒坊相邻的是一个小的化学实验室，专门把碳酸钠和硫混合在一起成硫酸钠，作染料、防腐剂及食品用。这种操作过程中所需用的化学原料，是从上海的一个化工厂购买的；产品则由政府统购。
身为一个生物学家，我对一家生产促进植物生长的荷尔蒙激素的工厂特感兴趣。这里有一个科学家和农民组成的小组，把等量的麦麸和米糠同一些玉米面混合在一起，然后在这种混合物上盖上产生激素的霉菌芽胞。经过几星期的培育，看起来象是放在面包烤箱里一样，然后把一层霉菌除去；它的菌丝体在太阳下晒干，磨碎，加上水，并经过泥土过滤。当它喷在大麦和油菜上时，就能提高它们的产量；用在棉花上，可以防止棉桃脱落。这种发明对西方农业家是感到兴趣的。中国人推荐的新鲜事物，包括利用天然产品而不是结晶物质，多用于开花期而不是长苗期，在西方也是这样做的。科学家和农民小组还合作进行别的试验，其中之一就是把特别混合的废料，掺上固氮微生物，施用于土壤，以提高作物的产量。
在总结马陆公社生活时，谈谈它的学校和医院。学校都设在公社范围内，是公社自办的，因此孩子们可以在公社上学直到十六岁——从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到初中。有些初中毕业生挑出来再读两年高中，还有更少一部分人，经过在工厂、公社或部队工作数年后进入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多数回到公社，用他们的新知识“为人民服务”。
至于医疗设施，每个大队办有一个设备完善的门诊所；公社办有一所大的现代化医院。此外，每个生产队有自己的保健站，其中有“赤脚医生”及其他医务人员，如助产士、草药师以及针灸师，他们可以处理一般的医疗问题并进行预防医疗。（七）
【本刊讯】比利时《自由比利时报》三月二十一日就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副主席索姆斯即将访问中国发表评论如下：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学会邀请，负责共同体对外关系的欧洲委员会副主席索姆斯将于五月上半月访问中国。他在北京逗留期间，将会见中国政府的一些成员，更为可能的是会见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还可能会见周恩来。
这次访问（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第一次访问人民中国），将使人能够讨论发展北京和欧洲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索姆斯已在欧洲议会上强调指出，欧洲委员会关心与中国的关系。而后者（中国）也曾多次表示，她支持建立一个能同苏联相平衡的、团结的、独立的和强大的欧洲。而欧洲共同体曾建议中国（以及那些由国家控制贸易的国家）开始就缔结一项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对索姆斯的邀请显然就是对这一建议的积极回答。
中国对欧洲建议回答之快同欧洲共同体与经互会和苏联之间谈判进展之慢是一个明显的对照。此外，当欧洲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赴中国时，而莫斯科还未接待过欧洲任何一位高级人物的访问，这也是独特的。至今，只有一个高级官员——韦伦施泰因去过苏联首都，而他在那里所进行的接触，被认为是极其令人失望的。然而，委员会主席奥托利看来可能在最近去莫斯科。
【本刊讯】印尼《独立报》三月十七日消息：
（苏哈托）总统在就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最近访问北京一事发表看法时说，这是新加坡自己的事务。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大国不可能一直被隔绝开来，但是增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取决于每一个国家的情况，而据总统说，每一个国家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总统指出：“我们过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有不大有利的历史”。为此国家元首指出，增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政策。
【本刊讯】蒋帮《联合报》三月十五日刊登蒋帮中央社驻东京记者李嘉的一篇文章，题为《新年的不速之客》，摘要如下：
新年中，突然有朋自远方来，在寒舍出现了不速之客。他来自莫斯科。他说中国话，是刚从冰天雪地的莫斯科下机。原来是一位销行全球的美国《新闻周刊》的中国籍记者，相识近三十年，又来自鬼多人少的苏联，这个机会，于公于私，都难放过，便立刻请他作长夜之谈。
此公在台、港均颇知名，考虑到他今天复杂的公私关系，姑隐其名，但为叙事方便起见，暂称之为刘君。
这是刘君五年来第二次被邀访俄。上次他亦是自莫斯科过日返任。这次在我家中晚间叙谈，说话方便，时间亦不受限制。
刘君首先说明，这次与上次一样，是接受苏联当局邀请，去讲演匪情的。不过他苦笑地指出：他显然地在苏俄当局的眼中已身价略涨，上次出面请他的是莫斯科大学，这次具名邀他讲演的则是苏联学术院，算是今天苏俄的最高学府与研究机构。
自从匪俄交恶以后，双方撤退交流人员，断绝民间来往，好多年来，在莫斯科街上，可以说见不到一个中国人。此次刘君，作为一个反共的中国人，借美国杂志社记者的身份，在莫斯科逗留十天，实是珍事，而其亲身经历，较报纸所载和外国旅客所传，自然格外可贵。因此我不惜供应最佳酒肴（此公善饮），在谈话中盘问出好多有趣的资料，得到刘君的同意，把可以发表的部分记述如次。
首先刘君指出：今天苏联当局对匪共的态度，较之五年前他第一次访问莫斯科时，已大不相同。当年他所接触的苏联人士，最关心的是匪共的军情，并且颇有紧张之感。今天他们对军事问题，全无兴趣。这可以看出几年来苏联在匪俄交界一带的军事防御工事及设备已经完成，有充分自信足以应付匪方。今天匪俄边境防务已由有近代化装备的苏联正规红军全部接收过来了。刘君认为亦就因为有这军事上的自信，苏俄今天对匪共的关心度不大，反而对西欧加以重视，不敢松弛。去年周恩来在北平曾对基辛格说今天苏俄的关心在西欧、中东，而不在中国大陆。刘君觉得这句话不是全无根据的。
在莫斯科的十天中，刘君说他等于做苦工，每天得讲演，答问七小时以上。每次讲演完了以后，必有长时间的问答。
刘君说在莫斯科一天虽工作七小时，其中三小时以上是花在饭桌上的。因为一顿午餐，酒菜丰盛异常，连吃带喝，带讲，总要拖到三个多钟头。最后我问刘君，这次他出席好几次苏俄的大学、学术研究机构的讲演会，与苏联的匪情专家接触甚多，在他看来，苏俄的匪情研究今天究竟如何，够不够深入？刘君说：今天苏俄匪情专家们的水准，大不如昔。五年前他首次访俄，当时确还有些中国话说得很漂亮的苏俄专家。这一次去俄国，他发现五十岁以下的年青一代的专家们，别说谈话，连看读中文的能力都很差，研究匪情，假如不能直接阅读匪方报纸资料，又从何入手呢？
关于中国语文的研究，目前说来亦可怜，只有二十名苏俄留学生在新加坡、十名在马来西亚的大学内进修中国语文。
刘君说：他这次在莫斯科时，苏俄当局派了一位学中文而得到博士学位，并能说英文的一名俄国专家每天来招呼他，兼做他的翻译。
【法新社台北三月二十日电】此间官方人士发表评论说，释放自从共产党接管以来就监禁在中国的所谓战犯一举，目的是在「对台湾进行心理战，欺骗海外华侨，在国际社会中制造幻想」。国民党的一位人士说，「所有这些诡计的目的都是要松懈我们的斗志，软化我们的反共决心。」
此间各大报以最不显著的地位发表了这则释放战犯的消息。但是两家官方报纸《中央日报》和《台湾新生报》立即发表了社评一事充分表明此举在这个国民党堡垒的人民中的重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