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委员会是按相当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的，因之农民们更为满意。尽管共产党，特别是市革命委员会，在当地的各企业中具有决定权，可是每个人通过正规的选举程序，可以发挥一定程度的个人作用。农民可以投票选举大队和公社革命委员会（而他们自己又执行生产队的决议）。首先，在群众会议上讨论适当的候选人，提名要按照这种精神：保证有男人和妇女的代表，老、中、青的代表，然后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以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争取做到的结果是，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受到大家的尊重。我们知道，选举到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人，可以因政治上的不合适或品德上的缺点，被上级机构，例如市革命委员会撤职。至于作出决定的方式，我们不完全了解。尽管这样，和我们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表示相信革命委员会是他们组织机构的无可再好的领导了。
马陆公社的革命委员会是由二十五个人组成。同大多数公社一样，马陆公社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一位政治干部。是一位受到信任的、文化革命前就担当了这个职务的、任期很长的领导。在他下面有三位副主任：一位来自民兵，两位来自群众。
虽然那天我们在马陆公社所看到的公社组织似乎是坚固的，为它所服务的农民是满意的，它却只有很短的历史。我们记得，农村的生活象革命本身一样，是千变万化和不断发展的。一九四九年解放后，土地改革立即开始，没收了地主的大量土地和财产，每个农民分到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是他自身能享受其劳动成果的保证。在一个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里，这也是一个最有效的步骤。几年以后，大多数农民因为不能在数以百万计的个体经营单位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生产，他们束手无策地和生活进行绝望的斗争。他们先是组成互助组，大家在一起劳动；后来组成各种体制的合作社，合伙在公共土地上劳动。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毛氏首先建议成立公社组织时，他们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公社组织在一九五八年成为农业的经济基础。从此，他们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每年平均工资从三百元左右提高到五百元左右。我们的主人都认为，许多进步是由于新措施以及多种经营的结果，然而最大的收获当归功于文化革命所激起的新的政治觉悟。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化进程中最新的一步。
马陆公社各居户住在新建的、两层楼的水泥房屋里，居住面积很宽敞。它们按生产队划分，形成象村庄那样的住宅区。我们访问了一户四口之家的农民家庭，它是接连在一起的六个住宅之一，这些住房是由公社专职建造这些住宅的合作小组营造的。四间住房都占十六平方米左右；楼下包括泥土地的厨房、吃饭间，楼上两间住房是水泥地。他们建房用的土地是公社的，可是这些房屋是私有财产。这和城市里的住宅不一样。后者是国家所有，出租给工厂工人。这些住宅每户要花材料费约一千七百元，建筑队的劳动工资一百二十元。一个家庭可以在三年到七年中储存起这笔款子，这要看家中的劳动力情况而定。
具有典型性的是各户都有地方养鸡、鸭和一头猪，还在附近有一小块供他们自己种植蔬菜用的自留地。我们访问的那家饲养了六只鸡、两只鸭，因此他们有足够的蛋吃。他们还喂了一头猪。这头猪他们可以出售，也可以屠宰。此外，教育和医疗服务是广泛普及的，而且实际上都是免费。每个劳动者每年以五百元的薪金计算，一家有数个劳动力的就保证了足够的食品、衣着、住房以及安全，并可每年积余三百元钱。
中国公社的农民不象许多西方国家的农业人口那样，他们看上去不太想移居到其他地区或者城市里去。他们通常的愿望是在本村成长，结婚，建立家庭以及继续生活下去。一九七○年马陆公社的出生率使人口增长了约百分之二·二，或者说，新出生了将近五百到六百个婴儿。为了稳定人口，全国开展了节育运动；马陆公社的目标是每年增长百分之一·五。经过近年的教育，有生育能力的五千多名妇女中半数采取了某种方式的节育。大约七百名男人以及八百名妇女在完成了计划的生育后主动采取绝育措施。
这个公社的平均结婚年龄：男二十五岁，女二十四岁；每家平均有两到三个孩子。离婚的情况很少，近年来这个公社一次都没有过。如果一对夫妇决定离婚，公社通过革命委员会进行调查并给予劝告。有一股保持家庭完整的巨大压力。离婚被认为不仅是家庭，而且是社会集体（即所属的生产队）的一次失败的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双重的劝导工作加强了渗透在全中国人民习俗中的、一般说来是清教徒的道德价值。
马陆公社的二万七千五百人除了农业以外，还经管了许多事业，例如有一家拖拉机维修厂，我们同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起参观了这家工厂。这家工厂给这个公社为数颇多的拖拉机进行维修。一台拖拉机每使用二千小时就得维修一次。有些是上海制造的三十五匹马力的标准平型拖拉机，其余的是“手扶”拖拉机。该厂的四十三位技术人员是从司机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仅受过三个月的训练就成司机。随后兼当司机和技术人员的学习期限，则根据个人的才能和用功程度而定，在学习期间也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给他们讲课。
这个服务行业班子的负责人和他的同事们共同一起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到来时，急忙洗干净他的油手，热情地欢迎我们。他的眼睛焕发出为他的卓越工人和工厂而感到骄傲的神采。（六）
【本刊讯】曼谷《中华日报》三月二十二日报道：
泰总理克立二十一日下午在政府官邸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关于外交部长差提猜宣布泰国将在今年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事，是能够实现的。
外交部长差提猜二十一日曾分别拜访前外交部长那拉亲王及他纳
·科曼，请教有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问题之意见，那拉亲王及他纳·科曼均系中国问题政界前辈，均主张应与中国建交。特别是那拉亲王曾于一九五四年在万隆会议中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触交谈，对中国问题颇为熟悉。
可靠消息透露，差提猜将于两个月内率领亲善代表团赴北京访问，与中国领袖讨论两国建交问题。
【本刊讯】曼谷《中华日报》三月二十一日报道：泰国外交部长差提猜·春哈旺二十日宣布，泰国将在今年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差提猜是在二十日出席新内阁召开的首次会议后对报界发表上述谈话的。他说，泰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问题，据所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是绝无问题的，随时可与泰国建交，只要泰国条件成熟，即可建交。因此，泰国方面计划，第一步将先行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合法政府，然后进行谈判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美联社吉隆坡三月二十三日电】泰国新任外长差提猜说，泰国将和马来西亚一样表明它不赞成两个中国的政策。
当台湾驻泰国大使昨天拜会他时，他向该大使说明了泰国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三月二十一日一期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南洋》，摘要如下：
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说，他将会等到天气较暖时才接着他妻子之行访问北京。但是，新加坡的外长拉贾拉南已经出人意料地到了中国。过去人们一直以为新加坡会与印尼争夺东盟五个成员国中最后承认人民共和国的位置。也许可以推断，这个决定是作为新加坡对世界已经改变的程度的勉强认识的一部分而作出的——而这正是当美国的国会议员空忙着，东南亚一个美国支持的国家正战火漫天，另一个正濒于溃败边缘的时候，也正是美国的政客在无需害怕被指责恣意进行非美国活动的情况下，争辩说应该放手让柬埔寨和南越“自由地”“变为共产主义”的时候。因此，东南亚的政府正在越来越快地得出这种结论：在强国之间采取一种更为中立的姿态是可取的。
印尼仍需克服它那些军事将领们的惨痛的回忆，这些人对一九六五年共产党的政变企图耿耿于怀。泰国在与北京进行直接交往的道路上是更进一步了。但是，它那些保守的政治党派，不仅没有尝试组成一个保守的联合政府，反而竞相争取左翼支持一项把美国人赶出去而不是让中国人走进来的纲领。这样短视的权宜主义很可能对泰国幼嫩的民主试验产生极大的压力，以致可能造成政变的结果，使美国人得以继续留下而把中国人象以往一样远远隔开。
对于仍未开发它们所可能拥有的石油矿藏的曼谷、马尼拉和新加坡来说，与中国和解除有显著的政治意义之外，还可能证明有显著的商业意义。虽然中国无疑将会采取谨慎的态度，以求表现出它不是要打破那个石油卡特尔的样子，但看来它很可能不久就将成为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外最大的石油生产者。印尼已证明不能供应东南亚国家联盟在石油方面的需求，而对此并不感到遗憾的只有马来西亚。对于被穆斯林叛乱困扰着的马尼拉来说，中国的原油比之来自穆斯林的中东的石油，在政治上是更具吸引力的。今天，中国也许很明白以石油的形式提供动力会有更多的政治收益。
马来西亚的执政联盟在去年的竞选运动中有效地利用了——虽然是毫不掩饰的利用——毛泽东和拉扎克会见的图片。
尽管如此，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华侨社会之间的关系，问号是依然存在的。这种暧昧的状态不完全是中国的过失。这个问题本来是可以在马来西亚一个勇敢和有想象力的决定下消失的，即变所有马来西亚的华人为完全的公民，从而把他们置于中国的合法利益或影响之外。由于这样一个步骤在吉隆坡的政治状态下是不可能的，因此与北京的协议使中国对于那些它拒绝认为是无国籍的人们仍然担负着某种残存的划分不明的责任。这自然在马来西亚的东盟邻国中引起一些疑惧。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东南亚更愿意吸收它的华侨社会，一直是任何中国—东盟之间外交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在他前赴北京之前，马科斯至少是敢于部分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表示他准备结束这种不公平的状况——大多数菲律宾华人都被看作是中国公民，除非经过一种花钱而冗长的归化手续。他愿意对“友好的”华人给予公民权，但同时又考虑以虚假的种族理由对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和经纪人实行经济制裁，而那些人恰好大部分是华裔的。这个政策会造成一种比在马来西亚更令人不满的局面。
李光耀没有这种难题。如果他及时接着拉贾拉南前去中国的话，他也许会处在最佳的地位要求北京更宽大地体谅固存在东南亚局势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