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广交会的访问最后以我们和陪同的官员一起吃茶点而告终。这是不可避免的程序。他们非常诚心地问我们对展览会的印象如何。他们说，他们将乐意听取我们的批评意见，以便日后改进他们的工作。这是我们进入中国后的第三次被要求提意见了（我们在南宁机场和东风饭店遇到同样的请求）。我们开始了解这个政策的意义。我们访问过的每一个机构都是这么做的。不管我们对这门行业是多么生疏，不管我们对这种操作的了解又多么草率，他们慎重地要求我们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起初，我们婉谢说，我们确是对此项业务不太了解，我们相信他们已在条件许可之下尽着最大可能去做好工作了。不过，他们对这种说法总有些失望，似乎真正希望得到建设性的建议。后来，为了准备开讨论会，我们尽量注意寻求一、两个缺点。这样一来，我们的主人似乎就高兴了。我不知道我们这样做所产生的真正结果，但很显然，我们被看作有鉴赏能力的客人，他们期望我们在这点小礼仪上发挥我们的作用，我们决定不辜负他们的希望。
到达那天下午的观光游览，对我们来说，是有些失望的，因而也使我们预见到在中国旅行将会遇到困难。我们的向导领我们乘坐一辆黑色闪亮的、俄国制造的伏尔加牌小轿车，把我们开到了一个安静的、几乎是孤独的公园——“广州公社陵墓”。它是纪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起义，当时四千名革命者遭到屠杀。
我们了解他们为什么带我们到那儿去，因为这个公园真的在风景和纪念建筑方面都是引人入胜的。
这个公园保护得十分美好，部分出于学生的劳动。整个一个班每星期参加半天劳动——种树、修剪、除草、筑路和修小道以及其他改进公园的工作。我们遇到一群这样的学生，他们用耙子、铁锨等等正在清扫垃圾。他们似乎干得很欢，我们走近时，他们朝着我们微笑和招手。
那天晚些时候，在我们的请求下，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回到广州市的热闹区。我们逗留在珠江岸旁，这里江面宽约五百米，岸上商业街道和人行道成行，显然是广州居民喜爱的集合场所。过去这里杂乱无章地挤满了大平底船和舢板，居住着无家可归的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引为自豪的是她已经给这些人安排了永久性的住宅，他们并指给我们看了一些清洁的公寓楼房作为这些人现在居处的例子。横跨珠江的是一架漂亮的新桥。这条江似乎很干净、整齐、没有污染，来往的舢板和驳船仅用于商业上的运输。
我们在广州剩余的短暂逗留时间继续使我们预见到，作为新中国的旅行者，我们可以期望些什么。例如，最后一天早上，在我们去中山大学以前，他们通知我们把行李放在旅馆的过道里。我们突然觉察到在中国，负责管理私人财物的人得到公众的信任，没有失窃现象，肯定地说，外国人从未遭到过偷窃。做到这点并不需要给小费或有特殊安排。当我们在城市街道上行走时，也从未受到任何危险的警告。由于对革命前的中国的报道经常着重指出，偷窃和暗杀遍及大多数城市，因此我们十分诧异：这个国家怎么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二十几年内会如此有效地遵守法律和秩序。
我们再一次和刘、潘两位来到广州机场，准备乘飞机去北京。虽然在广州看起来天气还好，但据说将在中途遇到风暴。我们起飞了，但就在一小时之内即将完成从广州到北京的一千四百二十八英里的航程时，驾驶员宣布，由于强烈的风暴，我们将在河南省会郑州降落。刘和潘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这么安排。中国航空方面负责人绝对禁止在风暴中飞行。
我们在郑州机场呆了约两个小时，等待天气开晴。这时我们在郊外到处看看。突然上空飞来一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旧式双翼机，在机场数千英尺上空投下了朵朵彩云似的降落伞群。至少有二十几架飞机，我们想这一定是一次军事训练。跳伞员下来了，乘上卡车开到机场大楼。我们发现他们之中还有几位青年妇女，试想我们是多么惊奇！刘向我们解释说，这是工厂工人和公社社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的伞兵训练，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规划中的一部分。
最后有消息说天气很坏，我们的飞机在此停留过夜。潘和刘决定，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可以乘当夜十时半的火车，第二天早上到达北京。在这中间，我们可以在当地宾馆休息，那里是中国来往旅客常到之处。这是一次很有兴趣的经历，因为它让我们可以评价没有预先为我们安排好的住宿，并看到一般中、小城市的情况。
从各个方面来说，这家旅馆都是令人满意的。它比我们在广州看到的旅馆小，但如果说它有比较漂亮和现代化的地方，那就是它建立在林荫大道旁的花园似的环境中，附近是精耕细作的稻田。我们在房间里洗了澡并休息了一会，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就启程到火车站。
火车本身令人惊叹不已，值得美国铁道仿效。它不仅准时开车，更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软席卧铺房间舒适而又清洁无比，服务员十分文雅和彬彬有礼，饭菜和我们在高级餐馆中吃的一样可口。我们房间的隔壁有一间干净的盥洗室。唯一可以改进的是厕所的蹲坑，我们西方人的大个儿得倍加小心。（四）
【本刊讯】《日本与中国》周刊三月十七日一期刊载西园寺公一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反对霸权是条约的精髓》，摘要如下ｒ
由于和平友好条约是日中两国间今后恒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因此极为重要。
首先，问题须要从这一点出发，就是为什么认为联合声明和和平友好条约是必要的。答案是极其简单的。那就是因为战争造成的。在这一个世纪左右的期间，日本跟在欧美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以中国作为侵略的对象，使几亿中国人民遭受难以形容的苦难。军国主义的愚蠢的霸权梦想，驱使了日本一般大众走上了一条悲惨和侮辱的道路。中国人民、日本大众和亚洲多数的人民决不能忘却他们遭受日本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牺牲的教训。
想到这一点，联合声明中的第七条就令人深感它的重大意义了。这一条规定：“两国都不谋求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国家集团试图建立霸权。”在此之前的第六条规定：双方同意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之间恒久的和平友好关系。有人说这五项之中任何一项都是防止侵略、统治、剥削和行使武力的保障，因此上面用不着加上反对霸权主义。认为写明反对霸权主义是画蛇添足的人，归根到底是欠缺反省过去，并且阻止将来的前进和发展的人。
对中国来说，反对霸权主义已经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确信在一天存在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时，真正的世界和平是得不到的，因此反对统治世界欲望最大的霸权主义乃是当然的。日本也深刻了解霸权主义的可怕。和中国相比，不同的是，日本是加害于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日本）更要自己起来明确地高举起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单是说自己不追求霸权还是不彻底的。如果保持沉默，就必然会被霸权主义利用而受其害。因此，对任何国家的霸权主义应采取敢于反对的态度，并须加以制止。当然，只是日本一国是做不到的。日中友好条约上正是表明反对霸权主义这一难得的绝好机会，它定能在推动世界舆论反对霸权主义上作出巨大的贡献，这是背负严重的历史重担的我们（日本）的任务。
对待在和平友好条约上写明反对霸权主义的，还有一种从另一角度出现的论调，他们认为写明了反对霸权主义就不能不刺激苏联，因此不喜欢这样做。这真是一种愚论。第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日中联合声明同样，是不针对第三者的。当然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一字也未提，显然这不能说是针对苏联的。
第二，尽管如此，如果说苏联为此受了刺激，那不正是说明它自己是霸权主义吗？如果是那样，就是一件大事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各国国民就要团结、合力采取对抗之策不可。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非预料及那样具体情况，而是表明大原则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可说是两国这一条约的精髓。（原载三月十九日香港《大公报》）
【共同社东京三月二十日电】题：福田副总理会晤外相
宫泽外相二十日在国会会见福田副总理，就防止核扩散条约、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日韩大陆架协定等三个议案会谈了约三十分钟。
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福田副总理说：“想来苏联是非常关心这个条约的，因此，我国要谨慎行事。”要求以慎重的态度对待缔约谈判。外相就霸权条款回答说：“我想这个问题不会简单地解决。”
会谈最后谈到了日韩大陆架协定和日韩间的整个关系问题，福田副总理要求“予以慎重的关照，不要无益地刺激韩国”。外相回答说：“我也正在注意这样作。”
【美联社乌尼拉三月二十日电】马科斯总统今天对法国经济代表团成员说，菲律宾打算奉行一项同所有的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不管它们的信念和意识形态如何。
他重申菲律宾打算今年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着手同苏联建立正常的关系。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三月十三日以《马科斯总统答问》为题报道：
问：请谈谈同中国邦交正常化问题。
答：通过外交渠道正在同中国继续进行预备谈判。但是我不想说我将在什么时候访问中国。现在能说的是，要和对苏关系正常化一样，想推进对中国关系正常化。
对中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同台湾的关系，我想依过去日本、马来西亚等国采取的那种方法来解决问题。我想通过对中国邦交正常化更加推进菲律宾全体国民和所有阶层的统一。
问：同美国的关系呢？
答：承认美国人和国内居民同样待遇的劳雷尔—兰利协定已于去年七月满期，因此，菲律宾、美国之间的特殊权益关系已经失效了。
现在美菲关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进入了重新加以研究的时期，一个新阶段正在到来。然而，我不认为美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全面撤出亚洲、太平洋地区。
【路透社北京三月十八日电】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今天说，他对他在这里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会谈“非常满意”，会谈内容包括双方协议两国之间加强接触，以此作为建立外交关系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