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旅行中，我们又看了不少我在一九七一年游览过的地方，但时间比上次充裕，看得更深了些。我们集中参观了托儿所、中小学、公共娱乐场所和工艺美术工厂。在这两次旅行中，我们共看了四所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北京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四个研究所（北京的植物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上海的植物生理研究所和生物化学研究所）。
虽然我们都很欣赏中国主人对我们的热情关怀和亲切招待，但我们不久就感觉到，每一个钟点都安排得满满的，使我们无法和其他中国人进行更直接的接触，无法从这种接触中取得那种较为淳朴和自在的乐趣。为了避免隔阂，我们提出不住豪华旅馆，不坐轿车或参观有很大的委员会的机构。对于这些要求，我们的主人大部分都欣然同意了。最重要的是，由于我一九七一年到马陆人民公社参观了一天，认识到中国的心脏是在农村，所以我们要求能多花一些时间参观一个公社。尽管我相信我们的主人永远也不会理解我们存心想得到对他们国家的非正式的、率直的看法，他们终于懂得了它对我们的重要性。
要求的结果使我们简直没法更加满意了，或者说是更加吃惊了。主人为我们作出了安排，让我们到北京附近的芦沟桥人民公社参观几个星期。我们在这个公社里和一个叫史振玉的七十三岁的农民、他的老伴、孩子和孙子们住在一起，在他们生产小队的麦田、稻田和菜园里参加劳动。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学校、医疗站、商店和工厂。这次无与伦比的经历使我们对中国公开宣布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取得的进展，获得有血有肉的认识。此外，我们在这次参观中还结识了新朋友，并且对一种异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读者们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怀疑我们得到的认识是否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可以想象，中国只会给我们看他们办得最好的公社、效率最高的工厂、最现代化的实验室、最新的住宅和最好的商店。由于我们这些外国人只懂很少一点中文，我们不得不通过译员来了解许多情况。尽管我敢肯定中国人没有带我们去看他们会感到惭愧的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方面，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总让我们去看他们最好的东西，但我敢同样地肯定我们不可能会完全上当。我们不但在城市里可以不带向导和译员，而且就我们所知，也可在没有监视的情况下，自由地到处蹓跶，还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用摄影机或笔记录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东西。不仅如此，我们在这次访问中还因为有许多特殊情况而处于有利的地位，特别是我们可以和英语讲得很流利的中国朋友进行不受监视的交谈，他们对美国人提出的许多惹人恼火的关于中国的问题作出很坦率的回答。所有这些，使我们有可能把我们的反应和从官方收集来的材料加以比较。我公平地核对了材料，作了比较，所以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印象正确地反映了当前的中国社会。下一个重要步骤便是如何跟大家分享这些印象。我们希望对有关中国的知识宝库做出贡献。由于缺乏这种知识，我们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相当长期地遭受阻碍，而这种了解却能够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对一个古老国家的新看法
在河内机场，伊桑·赛纳和我是仅有的旅行者，我们的飞机是唯一的飞机；没有出租汽车，没有行李或搬运夫，没有声音，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混乱。气氛是严肃的，完全是一个国家处于战争之中很少旅游活动的样子。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们准备访问中国——一个二十二年来很少美国人并且没有美国科学家到过的国家，我们的心情十分激动，也很担心。
从河内到中国南部的南宁的飞行用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八时左右到达，中国政府官方代表站在舷梯下面仰首向我们微笑。有两位地方官员，另外还有两位我们的向导，后者是那天早上特地从北京赶来迎接我们的。我们在中国的整个逗留期间，他们一直陪伴着。介绍之后，我们知道一位是翻译，叫刘子翰，另一位潘纯，是北京植物研究所革命委员会主任。
看来，在继续上路前，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决定，就是从南宁直飞北京，还是先飞广州。那时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在那儿举行。我们告诉东道主宁愿先到北京，他们表现出有点惊奇的样子，但没说什么，仅仅又给我们倒了一杯茶，继续谈话。但是不知不觉地我们感到如果先到广州对我们更有利，我们终于作出了这个决定。这是中国人以非凡的温和方式说服人的一个例子，我记不得我曾被说服或甚至被要求去改变我的主意，然而出现了一种使我们事实上改变了主意的气氛，并且后来我们很满意于这种改变。
这件事决定后，我们离开餐厅，径直走向飞机跑道，那儿有一架银白色飞机正等着我们。起先我们以为是一架为我们乘坐的专机，但等我们和潘、刘一起坐下后，其他乘客也都鱼贯而入。我们的主人以适当的礼遇接待了我们达数小时之久，他们一直在等着。突然我发现他们显然没有充分的休息和象我们那样地饱餐一顿，我们为如此特殊的待遇而感到不安。我们在中国的旅行中多次经受到这种体验。这是中国人讲究礼貌的本性，他们为了使客人舒适可以不吝惜一切。（二）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三月十七日刊登该报驻北京记者吉田发回的一则消息，标题是《廖承志在“霸权”问题上说，中国没有利用日本的意图》，摘要如下：
正在北京访问的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十六日会见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据清水团长说，廖承志会长表示强烈希望（日本）在本届国会批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且表示，中国方面关于“不寻求霸权，也不允许寻求霸权”的主张，是为了衷心希望（建立）日中两国间的永久的和平和睦邻友好关系。在这个问题上，绝不把日本卷进战争和对立之中，或者加以利用。
据清水称，廖会长说，当前的国际形势，与其说和平，不如说战争的危险性在增大，并且指出，其根源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
在两个超级大国之中，社会帝国主义的野心越来越大，它比已经把手伸向全世界的美国更加危险。
据称，廖会长说，在亚太地区，苏联推行以它自己为中心的亚安体系设想，妄图建立从印度洋、马六甲海峡横跨日本海的海洋霸权；苏联不倾听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呼声，苏联渔船非法地出没在日本近海等，都是这一野心和霸权主义的表现。
廖会长还说，中国方面之所以主张把“反对霸权”写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里，主要是因为想在日中两国之间建立永久的和平和睦邻友好关系，而且要抑制来自外部的紧张局势的无端地增长和防止战争。
廖会长还说，有些人把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看作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这是诬蔑中伤。他强调说，中国丝毫也不想把日本卷进战争和对立之中，而且也绝对不会这样做。
【本刊讯】日本《信使周刊》三月七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通过“佐藤荣作访台”，详细剖析了苏联和台湾的“反华工作”》，摘要如下：
现在以日本为舞台，苏联、中国、台湾正展开猛烈的外交攻势。如果把“前首相佐藤访台”的情报同自民党亲台派议员与苏联大使的一系列联合表演参照起来看，似乎乌云已经笼罩了三木内阁的致命弱点即外交。
最近传说“佐藤将访台”，一部分人正在热心地到处传这件事。
所谓一部分人就是自民党、财界和报界人士中熟悉“台湾路线”动静的人。
记者Ａ说，存在实现佐藤访台的背景，他解释说：
“第一，自民党亲台派正在重新得势。
“其次，佐藤访台也许会实现的另一个因素是去年十二月佐藤和柯西金会谈的内容。说不定它会为实现访台发挥作用……。”
这次佐藤、柯西金会谈，一般人并不知道。这是佐藤参加诺贝尔奖授奖仪式后回国途中路过莫斯科时举行的。
到底谈了什么呢？
“是两个人磋商了‘北京对策’的秘密会谈。这是我的结论。”
“我认为，佐藤和柯西金会谈与佐藤访台可能有关系。”
这样的话，就等于“佐藤访台”的传说具有超过预料的重大意义。
外交问题评论家米谷健一郎说：“中国总理周恩来说了，自卫队可以有，日美安全条约可以保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柯西金通过佐藤之流对台湾做工作，利用日台重新接近对北京施加外交压力，这是可能的。特别从最近苏联对日本的和平攻势来看，并非越来越不可思议的。”
国际问题研究家村田晃指出：“苏联出于想阻止日中关系进一步密切这一目的，已经从去年夏天开始对日本所有‘反北京’势力和集团做工作。它正企图利用政界、学界和报界中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并且，其结果已经开始反映出来。报界亲苏的论调相当明显，在所谓台湾帮鹰派政治家中也有人说，‘触犯了苏联，日本的安全就没有保障’
……”
对于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同（日本）反共鹰派台湾帮的“奇妙的一致”，国际问题研究家村木吉男的看法是有力的，他说：“苏联盘算，如果同台湾帮的行动相呼应，就能把楔子打进日中关系中去；亲台派则企图利用苏联的活动改组台湾帮。所以是基于二者利害关系的战略上的一致。”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三月十八日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三木首相向陈大使表示（希望）从大局的立场出发，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摘要如下：
三木首相十七日在首相官邸同中国驻日大使陈楚会晤时说，我希望从大局的立场出发，尽快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该条约谈判，目前围绕着“霸权”条款产生了对立，所以谈判遇到了困难。据认为，首相是暗示了要求中国方面撤回“霸权”条款。
对此，陈大使回答说，“你先讲了我要讲的话。如果三木首相以自己的责任缔结条约，那么，在日中两国的和平方面，你将成为一位载入史册的首相。希望你进一步努力。”
可以认为，陈楚大使的发言，对三木首相要求撤回“霸权”条款问题，反而提出要求日本方面作出让步，可以说，暗示了中国方面在今后的预备性谈判中，仍主张明确写进“霸权”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