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圭亚那人民全国大会党机关刊《新民族》周刊三月十五日一期发表题为《圭亚那和中国》的社论，全文如下：
如果人们不准备尽可能广泛地想想国际条件，那就不可能理解领导人伯纳姆同志和圭亚那代表团目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的重大意义。中国的邀请不仅仅是象征性的亲善姿态，也不是新友谊的总方向中的礼仪表示，也不是礼貌地和谦逊地接受这个邀请。
而这是建成乔治敦和北京之间的桥梁的最后一枚钉子，这座桥梁是由圭亚那人方面至少通过机敏的外交活动用辉煌的对外政策主动精神建造的。
这是独立的外交行动的杰作，因为圭亚那在大国的压力和反对下支持了中国进入联合国。因此，今天中国需要象圭亚那这样的朋友，并且不遗余力地把他们带到它目前正精心地、但确定无疑地在建立的权力集团中去。就贸易和援助来说，很容易看到不亚于经济推销政策的超级推销政策，这必定进行买卖，其结果是，圭亚那“闯入了”中国的市场。
提供“援助”仍然突出地表现于东西方之间的竞争。虽然由于和解，冷战时的对抗不那么紧张了，但是争取发展中国家归顺的斗争仍在进行中。
由于圭亚那没有陷入把工业（不问工业是否经济合算）和发展等同起来的显著错误，它通过一系列对外政策的主动作法拥护中国，以适合它自己的发展努力来选择中国的方式。因此，这儿是高度的相互依赖——圭亚那需要中国，中国需要圭亚那。
当然，对伯纳姆同志来说，这次访问是永久忘不了的，不是由于正式的宴会，不是由于他无疑对故宫、长城、宝塔和明陵进行的参观访问，不是由于他参观了挂着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恩格斯和斯大林的画像的北京主要广场，不是由于他参观了小娃娃歌颂毛泽东、大一些的孩子画爱国画的少年宫，而是因为他实际上在参观访问中将看到一个无私的平等的人的新社会。能够并且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必定对他是鼓舞，使他怀有这样永久不灭的希望，即在圭亚那进行类似的社会改革，这也对他的努力给以巨大的激励。
看到这个巨大的国家中致力于工作的热心人在他们国家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怀着一种对他们的领袖毛主席的忠心——一种能移山倒海的忠心，对他来说，意义必定远远超过他和他的同志们必定着了迷了的东方文明的全部光辉。圭亚那热切地期望让中国的主席一行在不久回访我们时看瀑布的无比壮丽景色和内地的美丽风景，我们抱着这个希望。
【路透社北京三月十六日电】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今天晚上在医院里会见了中国总理周恩来。
在这次会见之前，这位来访的外长曾同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举行了两天会谈。
据这里的新加坡人士说，他们的会晤已就两个主要问题达成了非正式协议。
这些人士说，中国方面对这位来访的部长说，中国完全理解新加坡目前尚不打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原因，并表示北京准备在新加坡政府准备好的时候建立正式关系。这些人士还说，双方还同意探索互派工业代表团的可能性，以期扩大双边贸易。
今晚同周总理的会晤表明最高一级赞同此间观察家认为是一系列成功的会谈。
新加坡（其人口中有四分之三是华裔）在承认共产党中国问题上一直有意采取低姿态，它宁愿让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其它四个成员国规定步子应迈多快。
既然马来西亚已在北京设立了正式大使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说，他打算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以便使关系正常化；泰国已在承认中国的道路上迈开了谨慎而稳妥的步伐，因此，新加坡已决定仿效它们的作法。
【本刊讯】日《每日新闻》二月二十八日刊登该报记者发自华盛顿的一条消息，标题是《美中贸易的未来如何？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菲利普斯主席》，摘要如下：
问：你如何估价过去三年的成就？
菲利普斯：由七一年的五百万美元达到七四年的九亿二千二百一十万美元，所以我认为这是个很大的成就。但是，却显著地偏向美国。七五年平衡多少会有所改善。主要是要缩小农产品的出口，进出口总额大概要降至五亿五千万美元。更持久的贸易领域是出口高度发达的技术、有关运输和通讯的器材以及成套设备类等工业制品，这些出口今后将会逐步扩大。
问：扩大贸易的障碍何在？
菲利普斯：有对中国制品的关税歧视、冻结资产问题以及中国的外汇情况等。关于关税，为了给予中国以新通商法案所规定的最惠国待遇，首先必须同中国缔结双边贸易协定。不解决冻结资产问题，中国的民间飞机就不能进入美国，美中两国银行不能直接进行交易，也不能举办大型的中国工业展览。
问：参议员杰克逊去年访华后，曾倡议在同北京和台北的关系上，应采取把大使馆和联络处对调的方式。
菲利普斯：解决问题可以有各种方式。杰克逊议员的“对调方式”是一个，“日本方式”也是一个。不过，中国已拒绝了对调方式，这种方式是不实际的。
问：你大体上是怎样看待美中两国的经济伙伴关系的？
菲利普斯：在最近的将来美中两国还不会在经济上相互补充。对美国来说，同中国的贸易只占国民总产值的极少一部分。另外，中国在工业制品方面大概不会急剧的大量增加。不过不能因此就说美中贸易不重要。为了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贸易是很重要的。
一九七五年是联合国的妇女年。这是它在一九七四年定为人口年之后，准备进行的一项大规模活动。
今年六月，将有一个国际妇女大会在墨西哥城举行。联合国已经特别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进行筹备。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位亚洲妇女，她是伊朗国王的妹妹，伊朗驻联合国代表伊什芙拉公主。
伊什芙拉公主在筹备委员会中的头衔，现在被称为Ｃｈａｉｒｐｅｏｐｌｅ（主席），代替了原有的Ｃｈｈａｉｒｍａｎ这个字。照这样看来，在有关国际妇女大会的英文文件里，还会有更多的新字出现，而所有用ｍａｎ（男人）组成的字，都要退避三舍，甚至遭到永不录用的处分。
在“女权运动”冲击下，英文中一些用男人表现人类全体的字汇，使用逐渐转少，目前成了一种趋向。例如Ｍａｎｋｉｎｄ（人类）改用Ｐｅｏｐｌｅ，Ｍａｎｐｏｗｅｒ（人力）改用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等等。已经有人指出，单是在文字上的变化追求女权运动，这个方向值得三思。在中国的文字中，从“他”字衍化出一个“她”字，早已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而中国妇女地位真正获得提高，却只是近二十几年的事，这便是很好的例证。
据联合国统计，在一九七○年时，在家庭以外进行劳动的妇女占全世界劳动的百分之三十四，这个比例数字在七十年代的十年中，还会有较大的增长。
话虽如此，这统计数字中还隐藏着两项特点。第一是妇女在社会工作中所能获得的职位较低，第二则是她们除了社会工作之外，还负担着比男人繁重的家务工作。
一位名叫艾丽莎白·庞德的美国妇女，在日本进行过一次调查，把结果发表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她所提出的几个数字如下：
在全国五万四千九百名医生中，只有四千五百人是妇女。
在五千一百名检察官和法官中，只有一百九十五名妇女。
在二万五千名教授中，只有七百名妇女。
在调查当时的四百九十一名众议院议员中，只有七名妇女，在二百五十名参议员中只有十八名妇女，在二万七千名县议员中只有二十六名妇女。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美国的情况会稍好一些。但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在六十年代后期，反对越战运动、学生运动转趋炽热时，妇女解放运动也更加受人注意。妇女高呼“同工同酬”，“设立托儿所”等口号在街上游行，女学生抗议在社会上求职和申请入医学院受到歧视，大学校园和城市都出现了“妇女小组”。这些事情说明，她们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在繁忙的家务劳动中脱身的现象同样严重。
联合国的报告提出，目前已有一百二十四个国家的妇女获得选举权，只有五个国家还没走上这一步。言下之意，对于这五个国家的“落后现象”，深感惋惜。然而，人们应该认识到，正象现在有些国家在表面上获得独立而实际上并未获得独立一样，获得选举权的妇女并未获得真正解放的例子，也是所在多有。
明年，美国就要庆祝开国二百年了。可是在十九世纪初期，美国妇女不仅没有公民权，连拥有财产的权利也没有。后来经过逐步的斗争，先是争到了已婚妇女财产权，后来又争取到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到了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妇女运动就转为争取选举权。这场斗争一直进行了半个多世纪，一直拖到一九二○年，美国国会才正式通过有关法案。因此，要说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也不过是五十年历史而已。
选举权有了，可是妇女地位的情况真正如何呢？在一个纸醉金迷的国家里，实质上仍然是男尊女卑。
近些年来，有许多美国妇女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喊着争取和平口号的本国政府，总是在外国进行武力侵略；同样的，为什么在这个国度里，多少年谈的是“一切人生来平等”，而男女却是总不能平等？这些妇女开始认识到，妇女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它与许多方面存在着联系。目前，美国出现了许多新的妇女组织，从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各方面来分析妇女问题，同别的运动携手并进。这些组织在妇女年的一九七五年中会有更多的进展。
中国代表李素文在出席去年一月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上说，“占人类一半的妇女，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她们的解放应当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是当前需要解决的课题。”
李素文在最近举行的四届人大中，当选为副委员长。四届人大的二千八百余名代表，妇女占百分之二十二以上；四名妇女担任副总理和副委员长；全国医务工作者有一半以上是妇女；北京市女干部占三成七。无论是在中央和地方，中国的妇女都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这是外国客人在参观时异口同声表示赞扬的事实。相信在今年六月的国际妇女大会中，已经真正站立起来的中国妇女代表会有更精辟的观点和更丰富的经验，向全世界百余国妇女提出介绍。（原载三月八日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