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信使周刊》二月七日一期刊登高田富佐雄写的一篇题为《中国新宪法的“东洋式直接民主”的研究》的文章，摘要如下：
要说起“中国新宪法”来，它扩大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且双重、三重地加以保护，它坚决地否定了官僚“特权阶层”。
日本报纸突出地提到了宪法加上了“罢工自由”，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没有先例的。但远比这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第二十七条中的第三项规定。
“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就是说，不管是部长还是公安局长，只要发现他是干坏事或者是偷懒的官员，就可以不客气地加以告发。而且，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有影响的人物，都不能妨碍告发。如果在如今“焦躁的日本”制定这样的法律，那么，甚至使人感到，可能会引起无法收拾的混乱。社会主义国家自不必说，就是在西欧民主国家也找不到类似的例子。
而且，这一权利在宪法的其它条文中也是得到双重、三重保护的。例如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被叫作‘四大民主’），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
就是说，告发了“坏官员”，但仍无效果，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贴大字报，也可以展开大辩论，特别是赋与了视情况也可以罢工的自由（第二十八条）。
毛泽东是一贯“讨厌官吏”的。在人民解放军的编制上也不使用“司令官”和“指挥官”之类的名称，一直都是叫“司令员”、“指挥员”。当然这当中也贯穿了毛泽东式的政治哲学，这也构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的“四大民主”。而这次则通过宪法把这个政治哲学制度化了。
让人民群众防止“特权阶层化”，防止政权的腐化，这种可以叫作“直接民主”的志向，自建国以来，在毛主席发动的群众运动中就一贯地表现出来了。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二月三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本报）获悉日苏关于缔结和约谈判的全部内容，苏联外长提出三项原则，强烈牵制“日中”。宫泽外相就亚洲安全体系问题反驳说“如果北京不参加，则没有意义”》，摘要如下：
产经新闻社最近从十分可靠的日苏外交人士处获悉了两位外长会谈时的正式会谈的全部内容。据这份材料看，在两天的会谈中，宫泽外相一直主张“归还北方领土是缔结和约的前提条件。”而葛罗米柯外交部长对此不做明确的回答，反而提议在双方进入和约的具体讨论之前，应就下述三项原则进行谈判：一、排除实力威胁；二、禁止向第三国提供领土；三、不承认第三国违反日苏两国利益的活动。同时，也要求日方同意苏联早就提倡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设想。宫泽外相以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为前提，对三项原则部分表示赞成，部分表示拒绝。从这份记录可以清楚地看出，苏联方面促使日本政府重新考虑其接近中国的态度，日苏双方围绕着中国问题的见解针锋相对。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二月三日刊登一条消息，题为《日苏外长的正式发言内容》，摘要如下：
宫泽外相：“日苏关系对日本说来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两国关系的改善在战后三十年期间却没有进展。今后必须使（两国的关系）进展。我们认为，缔结和约是以苏联把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归还日本作为前提条件”。
葛罗米柯外长：“苏方对于缔结和约也有类似同样的想法。但是，从何处着手是问题的所在。”
宫泽外相：“日本已经准备了日苏和约草案，打算向苏联提出”。
葛罗米柯外长：“苏联也有提出该项条约草案的可能性。马上就能提出提案。但是，在这之前必须同日方商量下述三点原则。第一点是在两国间消除实力威胁；第二点是两国不能为第三国的利益提供本国的领土；第三点是两国不允许第三国有损于对方国家利益的活动”。
宫泽外相：“关于第一点没有异议。关于第二点，日本是以日美安全条约作为外交原则的，因此，不能赞成该项建议，（关于第三点没有作答）。”
葛罗米柯外长：“希望日本能同意苏联建议的亚洲集体安全设想问题”。
宫泽外相：“对于该项设想，日本原则上是赞成的，但是，现在还不是那种时期。
其理由是，第一、亚洲各国的关系并不象欧洲那样稳定。第二个理由是，这项设想是以维持现有边界为前提的，因此，如果日本同意这一设想，就使日本对苏联提出的归还北方领土的要求没有意义。
第三个理由是，这项设想不包括中国在内，这没有意义。而且，据说中国对这顶设想持抵制态度。因此，只要中国不改变态度，我认为实现这项设想进展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本刊讯】日本《东京新闻》一月二十四日刊登一条消息，题目是《日韩议员恳谈会闭幕，理解“北方的威胁”，通过共同声明》，摘要如下：
二十二日在东京召开的第四次日韩议员恳谈会全体会议，已于二十三日通过强调要“更进一步发展日韩关系”的共同声明以后闭幕。
在讨论中，韩国方面特别就最近朝鲜半岛的形势指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威胁；对此，日本方面表示深刻的理解和同感。共同声明里写上了这样的内容：“在以苏联、中国为首的共产党国家承认韩国之前，日本先性急地在政治上、经济上接近北朝鲜，会有破坏朝鲜半岛的和平和亚洲的均势的危险。”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一月三十一日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日越议员联盟举行了成立大会》，摘要如下：
由自民党和民社党有志议员组成的日越（指南越阮文绍集团）议员联盟，三十日成立，并在东京永田町的宪政纪念馆举行了成立大会。在这一天的会上，原首相岸信介、民社党委员长春日一幸分别被选为顾问，千叶三郎（自民党国会议员）被选为会长。
【本刊讯】香港《今日世界》一月号以《城市交通问题及其对策》为题刊载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如果说有一个共同问题困扰着今日工业世界大部分都市，那就是日趋严重的交通挤塞。也如果说有一个共同需要的话，那就是更方便和更完善的城市交通了。这项问题与需要在美国较世界任何其他国家更为迫切。美国共有一亿多车辆行驶于路上，也有一个庞大的公路建造计划、有世界最大的交通系统、最大的汽车制造业，以及人数最多的车主与驾车人。美国的交通约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用汽车完成的。
长久被认为是国家财富繁荣标志的大量汽车，在美国国内造成了许多日益令人困扰的问题，诸如污染、耗油过量、交通死亡、城市挤塞及停车场占据宝贵的城市土地等等。这些问题在其他国家也已潜伏或萌芽。
在巴黎，每天有九十四万辆车子出入该市，而其街道任何时刻的汽车容量仅为二十万辆。在罗马，市中心大部分街道已禁止车辆出入；甚至法国及瑞典的一些小城市也已采取相同措施。在东方，东京的交通拥挤可向任何大都市看齐，而印度、澳洲及新西兰等国家的大城市，交通问题也在开始引起关注。
汽车产量和用车人士的增加，对城市及对市区与郊区间的交通处理来说，弊端甚多。虽然世人已注意及人们一有能力便抢购汽车所引起的种种问题，并想出了各种对付汽车问题的办法，但大部分都市短期内的展望依然是交通挤塞日多、旅程更慢、行车费用更高、车费更贵，以及公共交通费用增加。汽车社会所遭遇问题之庞大复杂及应付时所需的巨大费用，是它们不能迅速解决的症结。
长远的展望却较乐观，主要是因世界各国对城市集体运输系统的投资，至九○年代时将达九百五十亿美元。这项大众运输系统包括了地下火车、公共汽车、近郊铁路及新的公共运输工具。
这项趋向更多与更佳集体交通的措施已成为许多大都市计划的主要一部分，也将使美国的交通面貌急剧改变。和欧洲城市相反，大部分美国城市往往先有汽车后才有一个完备和广泛的集体运输系统。当然也有例外，象纽约和洛杉矶等都市，前者在二十世纪初已经建立了集体运输系统，而后者之电车系统一度是全美最完备的。
绝大多数美国城市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有一个供不应求的公共运输系统。战后，仅有的少数公共运输系统也难与不断面世的新车与公路竞争，而迅速增加的近郊，其散布之广远也令公共交通工具在经济上难以迁就。美国城市的公共运输系统遂逐步没落。今日，它们仅负起全国市区旅程的百分之五的工作。
据统计，一九四○年全国公共交通工具共载一百三十亿人次，一九四五年增至二百三十亿人次，此后逐渐减少，降至一九七二年的六十五亿人次。可幸的是一九七三年的下降速度已趋缓慢，并可望于今后不再继续下降。
了当地说，美国人民——包括驾车者、立法者、城市计划专家及汽车制造商等——犯了一个估计上的极大错误。他们认为只要有更多车辆和公路便能满足城市扩张的交通需求。事实证明是错了。他们未能察觉汽车是一种载人密度低的交通工具，只适用于人口稀少和缺乏车辆的地区。他们更未能事先洞察汽车的缺点：噪音和促使空气污染，并需从市中心区辟出大批空地作停车场等。他们也没有明察公路网无论增加多少和多好，必须辅之以更好的公共交通，两者缺一不行。城市人口密度和汽车数量增加之下，平均驾车速度跟着下降，而汽车也随之渐失其作为城市交通工具的魅力。目前无法确知汽车之魅力降低至如何程度方使城市集体运输工具重振声威。有些人预言除非城市平均驾车时速降至五公里，而每公升汽油售价暴涨至五元美金，或一小时以上停车收费五元美金时，人们方才放弃汽车。有些人则认为就算到了上述情况，汽车给予个人方便之处也令其不易遭人遗弃。也有人认为进步和可靠的集体运输足使驾车者放弃汽车，从而节省时间、金钱与汽油，也减少脾气发作。
无论现时的驾车人士对交通挤逼的忍耐与控制程度如何，但显然已接近极限，而这种对汽车态度的转变，已对联邦和各州城市交通政策起了极大的影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