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座谈会记录，题为《新宪法下的中国》，摘要如下：
读卖新闻社二十日邀请详细了解中国问题的菅沼正久（长野大学教授）、山内一男（法政大学教授）、菊地昌典（东京大学副教授）三人，以中国新宪法为主，座谈了跨进新时代的中国。与苏联宪法内容完全不同
菊地：在宪法中明确地规定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是个特点。苏联的一九三六年宪法（现行宪法），据说是理想的社会主义宪法，但是遗漏了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面又站在剥削阶级已不存在的立场上规定反革命分子是“人民的敌人”，这就造成了为斯大林的清洗铺设轨道的结果。这部宪法与它不同，清楚地划分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主义的区别，特别是很多地方都明文规定人民群众方面有批评政权的权利，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是与苏联宪法的内容完全不同的。
菅沼：中国人重视如何确定路线，认为路线确定了以后干部才起决定作用。六四年代表大会以后，哪条路线失败了，哪条路线是党的正确路线，宪法的序言中明确地写下了它的背景。
菊地：人民解放军与民兵这个问题在苏联宪法上没有，我认为这是个特点。
菅沼：虽然说党领导军队，但并不是说军队在政治方面就没有作用了。正如毛主席说过的那样，这次宪法也规定了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这三个任务，从军事方面摆到了整个国家范围的地位。
菊地：苏联军队没有这样的性质。围绕着军队现代化和武器问题的争论，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是持续较长时间的问题了。苏联军队也在最初阶段取消过军衔，不过在三十年代又恢复了，其后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向军队的现代化迈进。中国的军队的确是无可比拟的独特的军队，但是，由谁来掌握军队的领导权则是个关系到对内对外政策的重要问题，不能认为是纯军事方面的问题。
司会（读卖新闻社国际部长安田）：宪法的条文简化为五四年宪法的三分之一，条文的内容具有永久性质吗？
山内：我认为具有永久性。旧宪法具有建国后复杂的过渡时期的性质。虽然现在当然也叫过渡时期，但可以说，作为“已确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射程距离长了。
司会：特别是序言，在其他国家是没有前例的，具有独特的特点，从内容来看，可以说是以继续革命为基础的吗？
菊地：我也认为可以认为是永久性的。那里提出在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这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其性质也与过去的不同。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苏联的三六年宪法虽然酝酿要修改，可是现在还在有效地起作用。由于中国这个宪法，中苏两国间的国家性质的不同，非常明确了。
菊地：值得注意的是批准了群众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对官僚腐化的批判的权利，以及罢工的权利这一点。斯大林宪法批准示威权但却没有批准罢工权。这是保障人民有对领导中国的共产党内部的腐化进行批判的权利。虽然不会再重复过去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过激的运动，但可以说是批准了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中有造反的权利。
山内：在社会主义宪法中，第一次批准罢工权利，这具有很大意义。
菊地：修改的宪法似乎是以苏联宪法为“反面教员”制定的。这从反对官僚主义、参加体力生产劳动和强调“四大自由”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说，斯大林宪法尽管是那样理想的宪法，但为什么苏联却变成了象现在那样的社会帝国主义呢？一定是重新提出并分析了这些问题。
司会：从这个宪法的精神来推断，对苏关系今后将会怎样？
菊地：我认为中苏对立将是从七十年代起到二十一世纪的最大的对立点。这部宪法可以说是具有与苏联完全不同性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石。可能也易于为第三世界所亲近
菅沼：这部宪法也是对第三世界的。这是因为它描绘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走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长远前景。它与迄今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发展计划不同，而是以农业为重点。中国的这个立场，不也是易于被农业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所亲近吗？
【美联社堪萨斯州堪萨斯城一月二十八日电】美国的一位农场主兼神父在中国访问两周后于二十六日回国，他说，在政府拥有的土地上耕作的中国农民享有的民主比在私有土地上耕作的美国经营农业的人享有的民主要多。
约翰·斯蒂茨神父跟别人合伙有一个种蔬菜的农场。他是美国中西部十五位农场主到中国进行两周访问的发起人。
进行访问的另一个农场主艾伯特·多奇昨天在接见记者时说：“（中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已经有了一种联合在一起以取消中间人的制度。这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确实有足够的东西吃。”
斯蒂茨神父说：“我们对我们的生产没有任何决定权。中国的农民知道下一个圣诞节时小麦的价格将会是多少……他们可以相信这一点。他们知道他们的处境。我们就不能。”
这些美国人发现中国的农业基于公共的力量。斯蒂茨说，在公社里（一个公社可以多达十万人），农民以民主方式在一起劳动，他们种植谷物，收获谷物，和出售谷物时都是如此。
他说：“他们的农业经济是健全的。在他们增加生产时，成本降低，收入增加。”
虽然这两个人都不愿意把这些同美国的经济制度进行比较，但是他们说，他们在中国的田野和牲畜棚里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事实。
斯蒂茨说：“中国农民对眼前局面的实际控制力量比美国经营农业的人要大。中国农民赞扬他们的合作社。”
多奇说：“他们对耕作的控制力量比我们大。在合作社里，每一个人都有发言权。他们对购买物品和出售产品都进行表决。”
斯蒂茨说，土地私有制是美国民主的柱石之一，中国则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可是跟他谈过话的每一位农民对自己的工作和成就都很自豪。
两个人都说，他们现在觉得，对土地私有的观念需要重新估价。
斯蒂茨说：“我们目前的制度不是很成功的，因为它正在把美国经营农业的人从土地上赶走。小农场主濒于死亡。美国的粮食生产将由少数几个大生产者进行控制，进行垄断性的控制。趋势就是这样，每个人一想到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发抖。”
多奇说，他认为，采用象中国人那样的合作社式的安排，美国的粮食价格可以稳定。
他说：“在美国，在合作社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将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有好处。我们现在有合作社，但是我们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多奇又说：“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有了解决办法，但是我的确知道，中间人是不许可攫取他可能攫取的一切东西的。没有人会受欺诈。对此政府是不允许的。”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月二十二日刊登该报前特派记者岸井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结束访华的保利成为加强日中友好的总联络员》，摘要如下：
自民党的实力人物之一保利茂从十五日起对北京进行了一周的访问。
陪同前往的田川诚一是公认的头号“亲华派”，他说：“我们并不是政府特使，却受到了破格的待遇。保利访华取得了超乎预料的巨大成果。”他特别对同周总理的会谈评价说：“我为不拘形式的‘老政治家们’的会谈感动得流泪。”
很多自民党党员以及各在野党都对保利访华感到“意外”。保利过去是中国激烈谴责的佐藤内阁的“大掌柜”，现在仍属于同博得中国领导人最高评价的田中前首相处于对立关系的福田副总理的派系（八日会）。并且，陪同访华的田川曾激烈“顶撞”过佐藤内阁末期的干事长保利；陪同访华的另外一个人坪川信三是保利的“盟友”、人所共知的“日台议员恳谈会”中有影响的成员。这种组合也很“奇妙”。不过，保利访华本身最使人感到了时代潮流的速度，象征性地说明日中关系迎来了新局面。
保利不仅在中国问题上被认为持比较中立的态度，而且，同田中和福田两人都接近，虽然没有担任职务，在党内却有潜在的影响。而且，如果代表“保守主流”的政治家成为今后日中之间的粗大渠道，那就确实会加快增强和促进日中友好关系。
已有很多人认为，保利确实会在今后的日中之间成为“总联络员”，就象在关系正常化以前已故松村谦三所曾起的作用那样。通过同中国要人接触，保利已深切地感到了加强日中关系的必要性。保利直接接触到了中国人民生活的实际状况后，似乎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感觉。
“保利访华”的成果将以什么形式变成具体现实，似乎仍需要注视其演变一个时候。但是，保利访华肯定已成为通向“日中之间深刻理解”的一座“桥梁”。
【本刊讯】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一月十日刊登一篇题为《台湾环顾日本以外的地方》的文章，摘要如下：
（台湾）国贸局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宣布，由该天起，台湾所需的七百五十九项物品现在只可以向欧洲或美国购买，其他十六项商品完全禁止进口。此外，从日本进口的八百二十九种货物需要经过批准的制度。
在去年整年内，台湾力图减少对日本进口的依赖。然而这种新的限制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虽然被限制的消费品的品种是广泛的，但是台湾对日本的依赖最重要的部分是资本货物和工业原料，而这是新规定比较地没有触动的范围。因此，从日本进口的实际减少很可能是微少的。
当然，台湾可以扩大限制范围。政府和工商界领袖早已在鼓励商人更多地从欧洲和美国购买机器和原料。但是至少在短期间，这样做可能是一个代价昂贵的决定，因为欧洲和美国可能难以用类似日本的条件供应这些货品。
然而，台湾似乎乐意于支付这种贸易分散政策的代价
——原因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其中一点是，它现在决心减少日本的经济影响，因为东京已在外交上作出转向和承认了北京。这种进口限制可以视为国民党人的一项报复行动。另一点是，台湾对美国极为合作，以便阻止美国仿效北京所要求的“日本方式”。最后，它希望为它的出口货物打开一个友好的欧洲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