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尼泊尔《祖国》周刊在二月十一日一期刊登一篇题为《外国煽动的反对修筑波卡拉—苏尔克特公路的宣传》的评论文章，摘要如下：
一些自私的、受外国煽动的人正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修筑波卡拉—苏尔克特公路中将给予的合作进行大肆宣传。他们正在对这项工程是否有用提出疑问。其中有一个人甚至声称，修筑波卡拉—苏尔克特公路，将使中国人不合宜地在尼泊尔的一个山区呆上大约十年时间。而这些人却蓄意不顾这样的事实：中国人呆在尼泊尔的任何地方迄今都没有对尼泊尔造成任何伤害。正是由于中国派了技术人员，才有可能修建一条别的国家迄今都没有在尼泊尔修建的这样一条公路。即使这样，这些人还是在进行这样卑鄙的宣传，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某个“大国”的势力。
中国对尼泊尔进行这种合作，这并非第一次。尼泊尔凭借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开始执行各项建设计划已有近十年的时间了。根据这些情况，声称中国把人派到波卡拉一苏尔克特公路将经过的山区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宣传完全是毫无根据的。阿尔尼科公路、普里特维公路和孙索希水力发电工程难道不也是在山区搞的吗？在这些地区工作的中国人究竟给我们造成了什么危害呢？他们干涉我国的内政了吗？破坏我们的财产了吗？欺负我国的妇女了吗？由于没有发现任何中国人采取这样的做法来危害任何尼泊尔公民或尼泊尔国家利益，因此看到这些颠倒是非的宣传者们对中国技术人员呆在波卡拉—苏尔克特公路将经过的地区是否适当提出疑问，就自然使人感到意外。
他们之所以敢于提出这样奇怪的问题，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属于千方百计要把尼泊尔纳入某个大国势力范围的一个集团。由于尼泊尔人对中国越来越产生好感和尊敬正在危及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进行这样的宣传。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们也就不会反对将使尼泊尔人民的长远目标得到实现的建设项目了。抱怨中国技术人员呆在尼泊尔的人不应忘掉，中国技术人员同尼泊尔的技术人员的报酬是一样的，其便利条件也一样。中国技术人员住在帐篷和小棚里以及没有空气调节设备和游泳池的平房里。另一方面，唆使这些宣传者进行这种宣传的各国专家和顾问却住在豪华的大楼里，领受优厚的薪金。
他们的夫人彼此间争着佩戴最贵重的宝石。此外，这些外国专家还滥用他们的外交特权，把他们赚取的外汇带回国。因此，那些批评中国派人来尼泊尔的人，在污辱一直在为尼泊尔经济建设中给予无私合作的中国时，只是在向他们自己的脸上吐唾沫。这些宣传者甚至在波卡拉—苏尔克特工程实际修筑工作尚未开始之前就对如何保养这样一条大公路提出了疑问。他们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在伤害尼泊尔人的自信心。我们奉劝此类受外国唆使的宣传者不要以这种宣传暴露自己的面目。
【本刊讯】《日本经济新闻》二月二十一日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陈楚大使同河野议长等人举行会谈，在日中条约里明确写上霸权条款这一点不让步》，摘要如下：
参议院议长河野、自民党保利茂，二十日下午同中国驻日大使陈楚一面聚餐，一面以日中之间的各项问题为中心交换了意见。结果，在尽快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这次恳谈，是陈大使为不久前访华的保利洗尘而举行的。日本方面出席聚餐会的有：陪同保利一起访华的自民党坪川信三、田川诚一，还有日中议联会长藤山爱一郎。
会谈的详细内容没有透露，但是，据说，席上，陈楚大使在提到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时表明了下述两点想法：一、日中之间已达成协议，关于台湾的归属问题，要求该条约的前言里加以处理；二、把「第三国霸权」条款写成条文这一点，作为中国来说，不能让步对此，河野议长等讲了下述宗旨的话：「霸权问题，在双边条约里是生疏的。希望根据日中联合声明迅速缔结条约」。据说，关于尽快缔结这一点，陈大使也表示赞成。
【本刊讯】日《东京新闻》二月十九日晚刊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三木首相和宫泽外相一致坚决反对在日中条约里明确写上「霸权」》，摘要如下：
据（日本）政府人士十九日透露，政府的方针是：在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谈判时成为最大对立点的「第三国霸权」的条款问题，要坚持反对到底。这是三木首相和宫泽外相十八日举行会谈，在确认要在本届国会提交批准防止核扩散条约、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日韩大陆架联合开发协定三项条约案件时，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问题，统一了意志，即不同意明确写上「第三国霸权」条款。
日本方面之所以坚持反对写上这一条款，据认为，是由于根据如下的判断，只要顽强地坚持日本的意见，最后，中国政府就会让步。．
中国政府之所以对写进该项条约如此固执，是因为它强烈反对苏联在亚太地区扩大势力。
虽然充分估计到中方在今后的预备性谈判中还会提出同样主张，但是，政府首脑根据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等中国政府首脑表示强烈希望早日缔结该项条约，因此期望中方也早晚能理解日本的主张，表现出妥协的姿态。
对于日本方面说来根据要求照顾到对苏关系这一既定方针，谈判暂时中断也是不得已的，这种判断似乎已肯定下来。东乡次官和陈楚大使的第四次预备性谈判，预定在今后一个月内举行，但是，联系到苏联政府最近倡议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牵制日中谈判等活动，中国方面对日本政府的上述方针将采取什么态度，是值得注目的。
【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一期以《匈牙利：犯规》为题报道：
对大批欧洲体育迷来说，什么“缓和”、限制核武器会谈和世界经济灾难等等，都比不上他们的足球队在国际比赛中的进展重要。匈牙利人也不例外。因此，当匈牙利的国家足球队今年在欧洲的名次中降到第二十三名时，这个国家的体育界就陷于郁郁颓丧的情绪中。但是，四十一岁的社会学家兼历史学家——也是热心的足球迷——安塔尔·韦格觉得，国家丢脸要比球场失利多得多。于是他决定做点深入调查。结果是写了一本一百七十页的书《匈牙利的足球为什么虚弱》。这本书对体育界的腐化现象的揭露，给全匈牙利从运动员更衣室到政府办公室带来了冲击波。一位匈牙利记者上周对本刊的科林斯说，“人们这些日子来谈论的都是关于韦格的书。”
韦格通过采访全国的裁判员开始调查匈牙利足球界的种种勾当。在这个过程中，他很快发现，两个比赛的队赛前在更衣室里摆酒席庆祝比赛的结果，并不是什么稀奇事。韦格记述了一个满不在乎的球队，他们高兴地接受一笔丰厚的酬报，故意把比赛以惊人的零比十的比分输掉，这样获胜者就可以有资格领取季度奖金。他还说起一个利欲熏心的足球运动员，一贯地进行贿赂，安排比赛的胜负并在队员中分赃，这个人终于叛逃到西方——不是为了抗议匈牙利足球界的腐败，而是显然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把比赛故意输掉可以赚甚至更多的钱。
韦格说，尽管球员贪图金钱，但是球队的发起组织者甚至更糟糕。他描绘了这样一幅惊人的景象，一些国营工厂的头子们，经常提取政府资金垫付公司球队出场比赛运动员的薪金。他说起一个铁道官员挪用工人的加班费，然后公然向他的球队宣布：“小伙子们，如果你们赢这场球，技工的加班费归你们。”甚至更为惊人的是，韦格含蓄地指出警察和军队的球队也普遍采取这样的做法。但是他非常激烈地批评了匈牙利政府关于它的奥运会足球运动员仅仅是天才的业余运动员的说法。韦格讽刺地说，“他们唯一外行的是踢球。”
完全可以预料到，官方对韦格的揭露的反应是粗暴的。共产党日报《人民自由报》攻击了这部书。有一名前国家队教练控告韦格所说的这位教练在安排同西班牙队的一场比赛中做得不那么细心谨慎的说法。
控诉提出后，布达佩斯法院干脆禁掉这本书。后来由于这位教练无法反驳韦格的指责，禁令又撤销，但是作家的出版社仍然禁止印行第二版。
韦格的著作尽管在匈牙利体育界引起激动，但是真实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因为书里的揭露的最终目标是那些允许体育界的腐化现象盛行的政府官员，以及不作报道的官方报纸。虽然知情人弄不清韦格是怎样设法使他的稿子通过书刊检查的，但是这本书流行开来是毫无疑问的。这本书以官价四角八分出售四天以后就卖光，现在在黑市上每本二十二美元。
【本刊讯】香港《周末报》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一日一期以《（苏联）“体育明星”酗酒杀人》为题报道：
苏联体坛，一派乌烟瘴气，当权者利用体育比赛去麻痹人民，因而极力培养“体育明星”。那些“体育明星”享受种种特权，这种情况和西方体坛已没有甚么分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使人看到苏联社会是何等黑暗。据苏联“文学报”报道，在基萨斯坦，基律特队著名的中锋艾顿泰醉后打架，把一个名叫维克多的人杀死了。可是，他仅仅被扣留了几天，便被释放，因为地方体育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替他出头，而且他的姊夫是公安部门的高级官员，使他得以逍遥法外。死者的妻子拒绝接受一万卢布的贿赂，不拿这个作为不提出起诉代价的钱，于是失去了工作，并与孩子一起被赶出了寓所。
检察官诺加耶夫对于死者遗孀的控诉，以“理由不足”为由，不予受理，无须解释，人们由此可以知道，苏联的社会和体育圈已经腐烂到了怎么样的程度！
苏联“体育明星”的生活腐化，酗酒、打架闹事、利用出国机会走私……等等丑闻，已经不是第一次传出，例如曾打破世界跳高纪录的田径名将布鲁梅尔酗酒驾车撞断了脚，乒乓球名将阿维林出国比赛时走私被发现……等等；然而，“体育明星”杀人无罪的新闻，这还是第一次传播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