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二月十六日登载该报驻北京记者釜井十五日发回的一条消息，题为《中国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高潮，事先铲除产生经济主义的余地》，摘要如下：
中国目前正在全国掀起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新的指示的学习运动。毛主席的指示是说有必要彻底了解全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
十三日的《人民日报》说，自这家报纸公布以来，在全中国掀起了加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各工厂、人民公社和军队，利用春节休假，举行了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的报告会和学习会，重点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和九日的社论。可以说这暗示了彻底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今年中国政治活动的中心。
使理论骨干遍布于国民之中，这同为实现新的工业化而采取的行动也不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实行第五个五年经济计划之前，事先铲除发生经济主义和资本主义倾向的余地，对中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本刊讯】泰国曼谷《京华日报》二月十五日报道：
由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教授们，连同其他职业人士所发起组织的“中国问题研究学会”，十四日举行第一次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会。主题是：《中国与泰国
——内部变化及对彼此关系的影响》。
此一辩论会之举行导因于泰国真正民选政府之行将出现，目的在于检讨泰国今后应如何进行其外交，以及应如何与中共建立关系等问题。到会参加辩论者有法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里奇博士、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汉泉博士和强博士等三人。由甲蒙博士主持。
辩论会一致认为泰国与中共建交问题，不是如有些人所说之应该不应该问题，而是要如何进行建交的问题。泰国之未与北京政府建交，已是一种遗憾的事，也是已经太迟了的事。一个距离泰国只有一小时空航时间的大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我们却不承认她的存在，则实在是一种不可理喻的事。
辩论会认为：不论那一个政党来组阁当家，其基本政策都须承认中共，问题只在于时间的迟早而已。换句话说：不论何人执政，其对与中共发展关系的问题，也只是把时间加快与拖慢方面的影响，绝不会背道而驰或宣布不与中共友好。
辩论会一致认为：中共并非赎武之国家，也没有侵略别国的政策。
反之，中共却热心支援和同情被压迫与被欺侮的弱小国家。对弱小国家不占便宜，不斤斤计较。中共只有对强大的苏联和美国才斤斤计较和不愿退让，不论举行任何谈判或订立任何协约，中共都小心谨慎，不愿有一着之差错。但对落后之小国却马马虎虎，抱照顾弱小的胸怀，吃亏一点也在所不计，这可从最近到过中国大陆订立石油贸易协约的官员们口中获得明证。
辩论会一致承认：泰国过去很少对中国大陆作深入的研究，只一味听信西方那些围堵中共的国家绘声绘影，认为中共大奸大恶，不敢面对现实去了解她，不啻自欺欺人！
【本刊讯】菲律宾《东方日报》一月二十四日报道：
根据《商业日报》报道：菲律宾应该在北京设立一个常驻代表办事处，而中国亦应在马尼拉设立一个中国贸易办事处。
这是菲律宾商会贸易代表团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赴北京访问后，向马科斯总统呈交报告书时所建议的。
那个由西西普率领的代表团说，为使两国有效履行“贸易差额原则”，必需设立一个中央管理和控制处，以保证两国的贸易在“互惠”情形下获扩展。
菲商会代表团获告：中国的坚定政策是“平等、互惠和在互助满足彼此需要情形下与别国通商”。
报告书说，“这政策的实际意义即是中国正在致力帮助发展中国家达到贸易平衡，他们借阅查货品目录选择了向他们输入的货品来帮助他们偿付中国所输运给他们的货品。”
中国外贸部长季强会见代表团时说，中国自厄瓜多尔输入香蕉，自古巴输入酒与雪茄，以帮助这些国家偿付向中国购买的入口货品。
【本刊讯】台湾《中华杂志》二月号刊登一篇署名刘世民寄自西德的文章，题为《驳联俄之幻想》，摘要如下：
在十二月十三日的《中央日报》“国事论坛”专栏上读到郭定五先生的《评可亨教授讨论美国与中共关系正常化的文章》一文，认为其中有若干论点颇有商榷的余地。尤其郭先生在“评论五”中所主张的联俄论，非但令我们不能苟同，而且不胜惊异。
郭先生这段文字的主旨是：他认为“为冲破孤立，开创新局，中华民国与中共的敌人苏俄间的谈判接触”，“机会反而较大”（与中华民国政府和北平直接谈判接触的机会相比），“如果苏俄这个国家的行动和政府的政策，有利于中华民国反中共的政权，求民主、求自由、和求统一的政策时，则不妨加以充分的利用”。其理由则有下列三端：（一）“民主制度最大的一项特色，是容异的精神”，“今天的反共……是指反共产唯物思想而言，而不是反苏俄这个国家”。（二）“古代中国外交权术运用上亦常有以夷制夷之举”。（三）为“冲破孤立，开创新局”。郭先生文中虽然没有联俄的字眼，但却是十足联俄之论……主张与苏俄“谈判接触”！
自从美国显露出它要出卖我们的意图后，我们有许多人之所以含有孤立之感，无非是由于我们过去对它有太多的依赖心！一个自己不愿被出卖的人没有人能出卖他，相反的只有一个始终依赖“盟国”的人才会在“盟国”背信之时产生“孤立”的恐惧。百年来的国运正是由于我们不能根除这一劣根性的自作孽。假如今后仍不从根本做起，而只去再找一个国家“谈判接触”，当然多少可以补偿一点孤立感，只是日后一旦毛俄复合，岂非又要再感“孤立”？到时是否要再回头找“盟国”“谈判接触”？如此何异自投于“依赖——孤立，孤立——依赖”的轮回命运中而万劫不复？
因此我们以为如果美国要承认中共，让它去承认好了。
我们不得不对政府和执政党有一直言：一种认为政府应向大陆人民与共军呼吁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国是（非与毛共“接触谈判”）的主张似乎从来不曾受到重视，却让人假借执政党的机关报登他的联俄谬论来，引起海外爱国反共人士之惶惑，我们实在百思不解！
郭先生那期望苏俄的政策“有利于中华民国求自由求民主求统一”的“如果”更是不知所云。第一、就中国人立场言，中华民族自有家法，俄共无权越俎代庖；第二、自“边界冲突”后俄共屡次放言：中国国界原来只止于长城！而本年十一月下旬苏共头子勃列日涅夫更在庆祝“蒙古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蛮横表示：俄国目前陈兵之地莫非俄国“所有”！由这些迹象看来苏俄实无非想借惩罚社会主义叛徒之名以继续其侵略中国的传统国策。
就全国言，当前的最大危险既在苏俄，则我们又如何能不再抗俄？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联俄的主张是极其不当的。坚持我们以往的国策继续努力只有走向成功，不会走向败亡。至于外交上的挫折与抗俄的国策无关，而无宁是国家统一问题。联俄看似能够“突破孤立”，但最后必然自焚。
我们深信中华民国的前途乃在于以中华民族的前途为前途，而断不在乎任何一种方式的“国际路线”！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二月十八日刊登格尔德·鲁格撰写的一篇社论，题为《北京的新忧虑》，摘要如下：
中国报纸上发表的一些社论，预示将开展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宣布了反对种种偏向和软化现象的新的战役，这次战役是要防止经济和国家机关中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倾向重新抬头。这次新运动是和目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和实用科研成就的报道同时进行的。
乍一看来，目前政治宣传中的这两个主要倾向似乎是彼此矛盾的。实际上是要它们对称地互为补充的。
党主席毛泽东通过新的指示更突出了政治状态。毛和周这两个人关心的是，在旨于经济发展成就的政策和发展革命的政治觉悟之间找到一种正确的平衡，以免共产主义的发展结构牺牲于短期的经济成果。这是关于什么占优先地位的一场争论，而这种争论还将是长期的中国政治的特点。
但是，号召铲除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思想习惯，绝不能理解是号召铲除那些对这种意见持怀疑态度的居民阶层，而且也不可理解是预告自我毁灭的派别斗争。毋宁说，是警告人们防止重新产生下述事态发展所意味着的修正主义倾向，照中国看来，这种事态发展在苏联已经通过追求奖金和利润而导致腐败的经济活动的猖獗，以及导致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变成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对毛来说，不成问题的是，中国还长期存在着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同时，这种阶级斗争首先要在中国人的头脑中进行，是要反对传下来的思想习惯。毛看到，苏联的共产主义理想已经由于政府职员、工人和党员中资产阶级思想的重新抬头而腐败了。在他看来，中国的干部毫无疑问也没有什么魔力来抵御这种引诱。
中国需要从事巨大的经济技术发展任务，而且还要对付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巨大矛盾。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收入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正是在政府强调指出农业、工业和研究中的巨大发展任务以及要求作出贡献和成绩的这个阶段中，如果党要防止社会上层的形成，它必须逆流而上。
政府已经巩固了它的地位，而且加强了北京的中央领导，而正因为如此，党必须显示它的领导地位，即政治对经济的统治地位。
看来，毛号召掀起的这场新的政治运动，其既定目标无疑是谨慎地加以限制的，而且不打算给政府的巩固经济的方针设置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