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2月1日参考消息 第1版

    【中东社巴黎一月二十九日电】今天下午,萨达特总统在巴黎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
    有人问总统是否已同法国达成了海市蜃楼飞机的交易。
    答: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我非常关心地提到购买海市蜃楼飞机问题:第一个原因,十四个月以来我没有得到我所损失的武器的补充。第二个原因,我希望我们的武装部队得到具有多种优点的海市蜃楼飞机。为此,在我同德斯坦总统会谈中我要求购买一些这样的飞机,他已令人感谢地同意了。
    问:您期望法国和西欧在中东危机中起什么作用?
    答:我已同德斯坦总统充分地讨论了这一点。法国在西欧正在起的谅解、自觉和带头的作用是很重要的。我们地区是欧洲安全的一翼。为此,西欧必须在最终解决中发挥作用。这一点我也已同德斯坦总统讨论了。
    有人问关于飞机交易的数量及其资金来源,总统说:你们一定已经听到一些通讯社传播说,我购买了我在十月战争中所损失的数目一百二十架。这种说法不正确,我已达成协议从法国买的飞机比这少得多。至于资金,我们在这方面没有问题。
    有人问总统他从法国购买的海市蜃楼飞机的数量、型号和交货日期。总统回答说:我不能说数量,但这些飞机中包括“F—1式”飞机,在今后几年内交付。
    接着,有人问总统您是否预期德斯坦总统会作出和平倡议。
    总统回答说:事实上,我们正在讨论这件事。现在不要求德斯坦总统做这件事,但是在下一阶段法国应该同西欧发挥自己的作用。
    有人问总统他对基辛格正在进行的和平努力的看法。他回答说:我以前说过,我们面临阿以问题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现在已变得可能在这个地区有和平。从我们埃及方面来说,我们准备实现对于和平努力的希望,但是这不能由单方面来实现,以色列也必须准备这样做。我同基辛格博士是完全一致的。
    问:在和平保证方面,您是否同意一支欧洲部队,其中包括法国部队驻在边界上?
    答:当这种保证作用来到的时候——我已经和德斯坦总统就此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如果在这种保证中包括一支国际部队存在的话,那么我绝不反对有法国,相反,我欢迎这一点,条件是:如果同意这样做的话,这支部队要驻在边界两侧。
    问:你对法国总统关于在石油消费国和石油生产国之间对话的建议有什么看法,对基辛格关于占领油井的声明有何评论?
    答:我完全支持德斯坦总统的建议。关于美国占领油井,我曾宣布过,我们完全反对。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他们将看不到油井。
    问:阿拉伯—欧洲对话问题怎样?
    答:我和德斯坦总统长时间地讨论了阿拉伯—欧洲对话的前景,我们的观点完全一致。我和德斯坦这次会晤就是对话的开始。
    问:法国能否出席日内瓦会议?
    答:我相信,在第一阶段不会参加,但是在下一阶段能够参加。
    关于以色列可能突然发动进攻的说法,总统回答说,未来的日子孕育着严重的危险。总统结束他的招待会说,“忍耐是有限度的”。


    【法新社巴黎一月二十九日电】题:法—埃公报
    萨达特总统应德斯坦总统邀请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后,发表了法—埃公报。公报主要说:“两位元首的会谈以友好信任的精神为标志,而这种精神历来是法国—埃及关系的特点。”
    公报接着说:“一,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注意到,他们对重大外交政策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首先注意的是近东局势最近的发展和前景,他们已强调指出这个局势的令人焦虑的性质。他们表示了他们的这一共同信念:在短期内取得具体进展是必要的,这些进展应能促进谋求和平解决。为了使这种和平解决是公正而持久的,它就应该符合三个基本条件:撤出一九六七年占领的领土,考虑巴勒斯坦人民有拥有一个祖国的权利,承认该地区一切国家有在安全的、公认的和有保证的边界范围过和平生活的权利。
    “他们讨论了国际经济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特别阐述了他倡议召开的国际能源会议的筹备工作情况。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对于这一建议受到欢迎感到高兴。
    “二,两位元首研究了双边的经济关系。应萨达特总统的要求,法国总统同意由法国提供某些军事物资,以补偿埃及所遭受的一部分损失。
    “三,两位元首提到法国和埃及在文化、科学和技术合作方面密切联系的传统关系,他们满意地注意到在近几年中共同完成的重大进展。”
    公报最后说:“萨达特总统邀请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和德斯坦夫人访问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这一邀请被愉快地接受了。”


    【本刊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发表一篇讲话,题目是《从知识和文化的观点看亚洲和远东的国际意义》,摘要如下:
    你们也许知道,在几个月前,联合国秘书长任命我为联合国大学委员会的委员。在我出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我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这项邀请是通过代表中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转达给我的。周恩来总理邀请我在到日本东京去出席联合国大学的开学典礼时对中国进行一次国事访问。我接受了这个邀请。
    碰巧该大学人员对在该大学在东京开学之前必须解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选择校长的问题没能取得一致意见,因此开学仪式推迟了。所以我对中国进行了一次正式的和政治的访问。
    我幸运地到了中国主要城市中的至少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
    我今晚在这里要谈一点政治学和经济学,但是我在知识和文化的范围内谈。
    在哥伦布出发发现美洲以前,三、四个世纪来在航海方面的主人一直是中国人。在十世纪,甚至于在法国的诺尔曼人征服英国之前,在中国已出现指南针。普通的中国海洋贸易船,十二世纪的中国船(一艘船比同哥伦布一起出航的三艘船加起来的吨位大四倍多),比在哥伦布驶向新世界之后一个世纪进攻英国的西班牙海军中的最大一艘西班牙船还要大。
    中国当时是国际贸易中的领导国家,可以说国际贸易已达到非常宝贵的程度。
    在哥伦布之前大约八十年,组织七次著名的航行前往世界各地的伟大中国海员之一作了两次前往东非的航行。一次在一四一七年,另一次在一四三一年。葡萄牙人到大约一四八八年或那年前后才绕至印度洋。哥伦布到一四九二年才到达美洲。中国人有船,有海洋技术,有做生意的商品,能够吸收交换的商品。
    如果在那个时代有打赌这样的事,那么一百人中有九十九人会认为,中国人会发现新世界,而不是葡萄牙人会发现远东。他们拥有所需要的一切,特别是拥有造船能力,他们克服了对海洋的恐惧,似乎他们没有西方那种抑制性的宗教思想,那种宗教思想说,地球是平的,不是圆的,如果你走到尽头,就会掉到外层空间中去。当时的这种哲学妨碍了西方世界探索和发现的航行。
    早在一四一五年前后,第一个非洲使节到中国去。他带去的全部礼物中有一匹长颈鹿。东非的考古发掘挖出记有中国某个时期的瓷器,甚至挖出中国的钱币。
    因此,我对中国所发生的情况很感兴趣。十九世纪中国变为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它现在才开始摆脱这种控制。我向周恩来总理(他是一个相当有学问的人)提出了这个问题,问他如何解释这个问题。他说,一个原因是孔夫子。你们知道,孔夫子今天在中国是大敌,他们从各方面攻击他,从来没有一个死人象孔夫子那样受到这样的攻击。顺便说一下,他们这样做是有些道理的。周说,第二个原因是封建制度,一个国家的分裂,这妨碍产生一个有权势的地主的国家。
    他们让我在北京看看从前的皇宫,名叫紫禁城。它有多少宫殿啊?天晓得一个人怎么能住这么多宫殿,七十二万平方米,有九千多间屋子。这是一四二○年建造的一座宏伟的宫殿。显示出来的建筑标准是惊人的。公共资金就是这样用掉的。他们没有钱用于同其他地区的贸易,他们不象葡萄牙那样懂得,取得钱的办法是去占领新的土地,开发这些土地等等,拿走全部金银财宝。
    因此,中国就这样下来了,但是,它发展了能力。你不能说的一件事是,象说非洲人那样的坏话:这些人没有历史、没有文化、没有文明、没有艺术等等。
    他们从来没能那样说中国人。他们今天更不能那样说了,因为考古工作发现从猿人发展到人的最早人类化石是在中国发现的,在教课书中称为北京人。他们知道,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这次北京之行的最重要的参观之一是参观通常称为紫禁城、现在称为故宫博物馆的这些宫殿。在那里,一大部分是展览考古新发现。展览的最杰出的两样东西——我想大约早至基督诞生前后的青铜马和在一座古墓中发现的金缕玉衣。它除了让人看到压迫和剥削,看到根据当时的神学把公共资金用于尊敬死者之外,还让人看到当时工匠的本领,看到少数人掌握大量财富,看到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的悠久传统。(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因此,他们不能象说津巴布韦的非洲人和西非的非洲人那样说,这是一个落后的社会。
    然而,你们不会相信,就是这些人在到加利福尼亚时被踢出来,在造好铁路后被装上牛车横越加拿大。是中国人筑造了加拿大的铁路和很多美国的铁路,就象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筑造了东非的铁路一样。
    按照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等等的人的共存,新关系将是什么呢?也许你们开始懂得中国为什么这样强调他们属于第三世界。要吞并它往往是有点困难的,因为它那样大。马哈比尔和我看到在广州或上海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比在特立尼达全国看到的人还多。但是,就是这些人的祖先当时被装在牛车里运走,由于中国中央政府无能而被运到古巴甘蔗园中去劳动,他们在那里比苍蝇死得还惨。中国人在古巴的自杀率是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一个及得上的。他们呆在古巴,他们必定世世代代肥沃了古巴的土壤,可能那就是为什么古巴是那么大的一个产糖国的原因。
    今天的中国,摆脱了外国的干涉和统治。同日本相反,日本仍然处于孤立和仿效。
    北京不是一个西方城市,你看看它,感到你是在一个崭新的社会里。这是一个完全克制的社会。没有吸毒的癖好。我认为我在中国呆的时间够长了,如果有醉汉,我一定能看得到,但是我没有见到一个,虽然中国的酒是厉害的。
    我在那里看到的只有三种颜色:黑、灰、海军蓝,除了在舞台上之外,没有化妆。我在那里呆的时间不够长,无法弄明白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在北京,没有污染。你们在北京或上海的街上见不到丝绸,但可在出口商店中找到丝绸。所有这类的商品用于出口。使人得到一个印象是,这个社会的主调是简朴,这是明明白白的。儿童在田间劳动,在街道上劳动。在那里有一种完全清洁的气氛,同突出两性和个人消费巨大的西方社会截然不同。食物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充足的。不是饭菜丰盛,但是没有使人产生有人挨饿的印象,没有看到营养不良的明显迹象。
    少年儿童受到很好的待遇,对少年儿童很关心。看来上海的少年宫和为少年儿童准备的活动几乎是不可相信的。他们似乎对人有一种自信的样子,但不骄慢无礼。在北京人们往往比较克制一些,在广州,不那么克制,但是到处谦恭有礼,友好,对外国人不敌视。
    我不是说在日本有任何敌视。也没有敌视。但是,问题是,日本已沿着西方的道路走,香港更这样。
    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是非常有觉悟的。我知道拿破仑在攻打俄国人和开进俄国时所遇到的下场的历史。谁敢进攻中国,不管可能使用什么现代化武器,他的下场将很惨,同这个下场相比,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撤退将只是假日野餐,轻松愉快的事。你可以进攻,可以进去,但是我不知道你如何出来。我不是军人,我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但是我是个有理性的人,一百万军队对付不了八亿人。
    在上海工业展览馆,我注意到某些东西。
    这是另一个正在形成的经济超级大国,依靠自己,不进行抄袭,但这必定有些道理。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这必定意味着大大重视科学和技术。中国的发展现在由于他们创办自己本国的科技学校和在本国发展技术、制造自己的机器等等而得到了加强。
    仍然对外隔绝的、仅在自己边界上徘徊的经济超级大国、另一个正在形成的巨人——中国的态度将是什么呢?它将领头设法防止未来的对抗吗?由于它的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传统,它将在文化和知识方面象它在经济援助方面所做的那样,确立各国人民有权享有发展的机会,而不管他们的大小、肤色。同时,西方世界对自己不是象过去那样自信,对自己的石油没有把握,那些依靠廉价石油发展自己富足社会的人现在说,由于石油不再廉价,你们必须取得其它代用品。他们的整个社会建立于这样的事实:他们对象我们这样的人说,我们没有实行工业化的原料,去对日本人这样说吧,说你们可能掌握不了工艺技术。去对毛先生和中国人这样说吧。他们将让你看,他们正在出口石油。他们在开采大陆架。他们有石油化学产品,他们制造自己的机器,我再说一遍,他们必定有自己的科学家,他们必定有自己的技术员。
    这两国,今天的日本,明天的中国,已完全摧毁了现代帝国主义关于一些国家、人民和文化有能力或没有能力适应某种生产方法的论调。
    中国人做些什么呢?他们在发展一些新的东西。一个新社会,他们得以保持一定的纪律。我们不应对他们保持纪律所采用的办法表示疑问。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