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月二十九日刊登一篇日本经团联代表团的访华观感，题目是《土光访华团的认识：对中国的潜力感到吃惊和威胁》，摘要如下：
访问了中国的经团联访华团一行对建国二十六年的新中国得到了一个相当鲜明的印象。群众的生活水平，虽然不能为了讨好而说高，但是，同通货膨胀无缘的日常生活倒增加了其稳定性，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领导对经济建设开始拥有坚强的信心。“这样下去，到本世纪末，中国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啊！”——每个团员都感到有这样一种吃惊和畏惧。因此，一行痛感到今后必须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同时深刻地认识到和它接触不能性急而要慢慢来。
经团联会长土光说：“城市充满生气，工业蓬勃发展。第五个五年计划从明年开始，现在中国充满着希望。”经团联副会长、住友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长谷川周重说：“革命二十六年了，令人觉得新中国是安定的。”经团联副会长、三菱矿业水泥公司总经理大槻文平说：“资源丰富，如再从西方进口成套设备并引进新技术，将来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国家。”经团联副会长、东洋人造丝公司总经理安居喜造说：“人多而且充满着干劲，令人感到畏惧。”上述这些人的谈话都反映了他们认为中国是“稳定”和“有信心”的。
在一系列的会谈中，中国方面对代表团的问题回答得很直率，承认弱点就是弱点。令人感到，这反映出中国领导是有信心的。其次，有的团员在亲眼看到中国把农业作为建国的基础，八亿人口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后，指出中国的经济实力强大。
总之，中国的强大力量给代表团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本刊讯】日本《现代亚洲》十月十五日一期以《苏军在日本周围加强军事威胁》为题报道：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正在日中两国政府间进行，正当这个时候，苏联频频调动军事力量，向日本施加压力，采取了阻挠缔结条约的行动。
这是和苏联指使其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等人和日本财界有影响的人物会面，为使反对霸权条款不写进条约而对内政进行种种干涉相呼应的。
今年以来，苏联于四月中旬举行了西方称之为“海军”的世界规模大演习时，在日本附近出动了驱逐舰和登陆艇。
还从六月底到七月初，以东海、日本海为中心．以驱逐舰为主体，举行了演习，派侦察轰炸机在日本上空飞翔。
苏联的远程轰炸机九月二十四日南下到日本列岛的太平洋沿岸，在式根岛和神津岛之间闯入日本领空，频频展开电子侦察活动。
在此前后，苏联的“渔船”团出现在北海道南部的襟裳岬附近。
苏军这一系列的活动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九月二十四日侵犯的领空区域是驻日美军专用的航线“蓝—１４”附近，是以直接与美军和“自卫队”相撞的形式进入攻击目标的。围绕着日本列岛，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拼命地谋求霸权。
日本国民不能坐视苏联这种毫无道理的行动和强迫外交。我们必须毅然决然地对付前门的狼，同时要警惕虎从后门侵入，坚决同他们进行斗争。
在贵州，杨虎城最初被监禁的地方是息烽阳朗坝的看守所。这地方后来成为军统的一个重要监狱，也就是息烽监狱，可容纳三、四百人。一九三九年，戴笠到息烽视察，认为杨虎城被监禁的地方不够安全，离公路太近。于是在息烽县城东十二华里的一个极为偏僻的山顶上，找到一个名叫“玄天洞”的山洞，这个山洞只有一个出入口，易于警戒。戴笠就把洞中的一个道士赶跑，把杨虎城全家转押在这个山洞里。玄天洞终年不见天日，洞里异常潮湿。在这恶劣的环境中，再加上精神方面所受的重重折磨，杨虎城的身体一天天衰弱，常常闹病。后来不得已自己出钱在警戒圈里盖了一个简陋房子。一九四一年，杨夫人生下了一个女儿。孩子的出世，更为他们带来无限的忧伤。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周养浩来到了息烽，直到一九四六年，他担任息烽监狱长兼军统息烽办事处主任。由于职权所在，他经常和杨虎城见面，后来见面的次数越多，彼此之间也就熟悉起来。周养浩常到杨的住处，陪他喝酒打麻将消磨日子。后来，杨虎城曾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对军统的特务非常厌恶，但是周养浩却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周养浩先生谈到这里，一再重复杨虎城的这番话，他脸上的神情则流露出内心的负疚。过了一会，他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后来，我把他骗到重庆，这是很不应该的。”
一九四五年，杨虎城在狱中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除了为抗战胜利而高兴之外，他还以为自己很快就可以得到自由。当时，周养浩也是这么想。但是，事实很快就把他们的幻想粉碎。一九四六年，军统把息烽集中营结束，释放了一些人，但把杨虎城一家押到重庆，加以更严密的看管。
一九四六年春天，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据说蒋介石表面上是同意了，但暗地里，却加紧想办法对付这些政治犯，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政治犯都被化名秘密转解到一些易于警戒的监狱里。杨虎城将军这时也被移到重庆特区的另一个秘密处所——杨家山。在这段日子里，杨夫人由于长期受到精神折磨，不幸染上了神经病，一九四七年在狱中逝世。杨虎城悲痛万分，他日夜以杨夫人的骨灰箱子为伴，连睡觉的时候也要放在枕边。当时知道这种情形的人无不受到感动。
息烽集中营于一九四六年七月结束后，周养浩先被调到贵阳，一九四八年再被调重庆，负责前中美合作所地区内包括白公馆、渣滓洞等特务监狱的监督工作，四八年十一月还兼任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副区长，区长是徐远举。西南特区在当时的权力是很大的，因为毛人凤的国防部保密局已移到台湾，而华东一带也纷告易手，所以西南特区就等于是保密局在大陆的唯一分局了。
一九四九年春，蒋介石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就假意告退回他的家乡溪口，由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来承担罪责和收拾这个烂摊子。但实际上，蒋介石仍然暗中控制着国民党的主要部门，尤其是特务系统。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之后，曾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政治犯。他一方面给重庆市市长杨森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另一方面更派出一架专机来重庆要把杨将军接走。当时重庆《中央日报》也登出了这消息。杨虎城看到报上登载的消息之后，他非常高兴。
且说杨森接到李宗仁的电话，就设法通知毛人凤。毛人凤是戴笠的继承人，当时他的权力之大是无法形容的，如果他不点头，一百道李宗仁的命令也无济于事。由于毛人凤住在上海，杨森拿不定主意，就只好一边给李宗仁复电推搪说，毛人凤不在，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没有人清楚，而一边却叫周养浩打一个长途电话给毛人凤。毛人凤和周养浩是世交，又是同乡。周养浩用家乡话同毛人凤商量有关释放杨虎城的事。毛人凤也拿不定主意，就去请示告退在溪口的大老板蒋介石。蒋介石断然反对释放。（二）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一月五日以《外务省关于霸权问题编印了说明书，说强加于人的态度才是霸权主义的行为》为题报道：
四日获悉，外务省有一个文件，此文件就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焦点「霸权问题」，统一了政府内部的意见。读卖新闻社得到的这份文件，是作为向自民党中搞中国问题的议员说明情况而写成的。用文件的形式把日本外交当局参加该条约谈判的基本态度公开出来还是第一次。
这个关于霸权问题的文件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美中上海公报中也写上了（日中联合声明第七条的内容），另外，在中国同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的联合声明中，虽然措词不一，但是大致也都写进去了。
二、作为我国，不谋求霸权，并且也反对其它任何国家谋求霸权的努力的政策和想法没有任何变化，遵循这一政策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
问题是在条约中要不要写进反对霸权的条款，应该用怎样的形式写进条约。关于该条约的应有姿态，在日中联合声明发表之后，大平外相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成为最有权威的可靠根据。也就是：「第六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和平地解决纠纷）写明了约束今后日中关系的原则，我认为，和平友好条约也应根据这一原则……」这个讲话是在同中国进行了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讲的。把第七条列入条约的主张，至少在发表联合声明的当时，不是共同的想法。
三、把霸权条款列入和平友好条约有如下几个问题：一、「霸权」这句话作为国际的条约用语是生僻的，用在条约文件中，在意思上缺乏明确性；二、如果「反对霸权」要承担采取实力行动的法律义务的话，这同我国宪法的根本精神相抵触；三、在中国的用法中，霸权是同美苏两国联系起来使用的，将来我们很可能被夹在日美安全条约和日中条约之间左右为难。．四、中国所说的霸权（现在）是以苏联为对象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因为苏联也清楚这一点，正因如此，表示强烈反对。只有我国，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还要承担条约上的义务，在国家政策上是否妥当？这是显而易见的。
五、中国从当初开始就一直主张应该把霸权条款写进条约正文，一步也不让，而且，不是通过静悄悄的外交谈判进行耐心的会谈，而是通过谈判当事者以外的途径，反复表明自己的种种立场，简直就等于主张：谁不谈反对霸权，谁就没有资格谈日中间的友好。这种态度很可能被认为是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这在日中友好关系上是极为值得忧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