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乔治敦十一月一日电】在圭亚那合作共和国越来越指望新找到的朋友帮助它赶紧走向社会主义时，中国已成为圭亚那的最慷慨的共产党盟友。
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一九七一年的乒乓外交之后，向外看的新中国已成为对伯纳姆总理的政府表示亲善和提供帮助的源泉。
条件优惠的贷款、赚钱的生意、通过数十名专家提供技术援助、设备和公开的赠礼，已帮助凝结中国—圭亚那的关系。
（圭亚那）在一九七二年年中得到第一笔二千六百万美元的贷款之后，在伯纳姆今年三月访问北京时又得到了一千一百万美元的贷款。
尽管中国很慷慨，但是西方的援助仍然超过它。预料今年将从西方总共得到大约三千万美元，用于海上防务、农业、教育、民航、公路和卫生。
圭亚那人中原来普遍对以前孤立主义的中国的害怕心理已让位于越来越热情的个人关系。象一位官员所说的，“我们的中国同志以行动作出证明”。
在圭亚那国家的报纸上登载关于中国的材料的大转变影响了人们的态度，登载的材料从西方传统的批评性评价转变为热情的关于中国的文章。
但是，这里的反华分子仍然怀疑地看待这些新的关系，说这些关系是中国有计划的和蓄意的渗透。
中国的专家们在大使馆中着重研究全国的一些重要工程项目。
官员们认为，中国参加具体的发展工程对于圭亚那到一九七六年年底在衣食住方面依靠自己的资源的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从大西洋海岸的稻田到伯比斯河上游的棉田，和用圭亚那粘土制造建筑材料的庞大计划，都有中国专家在工作。
另一个小组于上月到达这里继续搞一项农业援助计划。在他们在这里住下来的同时，由贸易部长乔治·金率领的一个圭亚那代表团在广交会参观中国的商品，目的是进一步发展贸易。
去年，圭亚那向中国购买了大约三百万美元的纺织品和其它消费品，出售了一千万美元的糖和烧结铝土（氧化铝）。由于贸易日益增加，在自行车、缝纫机、电气用具、其它家庭用具和车辆上常常见到“中国制造”的标记。
一九七五年的贸易数字肯定会更大，因为预料中国人将购买三万吨烧结铝土、木材和糖。
这里的中国专家目前正在德梅拉拉河西岸一个名叫胡巴布的地方的一家砖厂和乔治敦西部工业区的一家纺织厂工作。这两家工厂的机器正从中国运来。砖厂很先进，目标是一九七六年初投产。估计生产能力为一年生产一千万块砖，该厂目的是使建筑摆脱木材，从而把圭亚那有吸引力的硬木节省下来供出口。
纺织厂将于一九七七年完成，将使用已经在金比亚的一个大型国民服务营地和伯比斯郡基比利比里的一个政府农垦区生产的棉花，据报道，在那里，中国种植的试验田效果良好。
中国还将资助建造一家薄板和瓶玻璃厂，但是已同意代之以一家制造房瓦和有关产品的工厂或一家玻璃纤维厂。此外，中国已同意明年在这里以东的伯比斯郡首府新阿姆斯特丹帮助建造一所有二百个床位的医院。
在稻田中，中国专家从每亩地中已收得相当出色的产量，为国家平均产量的四倍。
他们在苏里南边境、伯比斯河西岸和德梅拉拉河东岸工作。在伯纳姆总理夫人维奥拉同失业的青年一道到合作稻田去劳动时，中国人也一起去传授他们的专门知识。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十月二十八日刊登该报驻卡皮里姆波希（赞比亚）记者丸山胜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胜过苏联和西欧，下一个课题是……》，摘要如下：
中国打进非洲的“楔子”——坦赞铁路通车了，提前二年完工。而且，赞比亚因被罗得西亚封锁和受到安哥拉内战的影响正处在非常困难之中。中国抓住这样一个时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非洲有中国”的效果。以非洲为舞台，中苏攻防战似乎迎来了新的局面。
作为“尖兵”的中国工人的增加，显示了中国向非洲的发展确实扎下了根。在这种情况下，坦赞铁路的建设，在对当地事业的重要性、工程项目之大、中国方面所显示出来的热情等各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中国对外发展的纪念碑。
西方国家好象存在着一种蔑视态度，说“贫穷的中国能完成这种艰难的事业吗？”因此，缩短计划工期百分之四十完工的事实，可以说是一个罕见的成果。无论在非洲国家中间，还是在西欧各国中，对中国的评价肯定会提高。
中国以这项援助事业的成功为基础，将开始进行开发坦桑尼亚南部的工业、开发西非的锰矿和建设铁路等重要的工程项目。不过，中国财政援助的能力不十分充足，所以，目前大概不会着手进行象坦赞铁路那样“豪华非凡”的工程项目。取而代之的是，开始出现由重视激进国家转向重视大国和有影响的国家的倾向，这是令人感兴趣的。
扎伊尔和尼日利亚两国是迄今一直采取较亲西方姿态的国家，同中国的关系是淡薄的。但是，看来不久的将来在资源、人口和政治等方面将成为非洲的实力国或大国，似乎中国也已着眼于那一带。
如果没有同苏联对抗这一因素，那大概就不可能发生这种重点的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今后也许应该预感到当地会出现与前不同的反应。因为在非洲各国中将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中苏的目标归根结蒂是争夺势力范围。
【法新社北京十一月四日电】中国报纸和电台今天突出地报道了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十月二十日的边界事件发表的一项声明。
声明批驳了印度官方的说法：这些士兵是在印度领土上被“伏击”的。
但是，这里的外交界人士说，中国的反应是克制的，看来中国政府要避免过分宣传这次事件或利用这次事件。
这项声明不过批驳了印度官方的说法。声明没有发出警告，而只是说：“我们希望印度政府能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这位发言人用温和的措辞阐述了中国的态度，特别是，中国主张在长期未决的印度—西藏边界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以前维持现状。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十一月号刊登一篇专稿，题为《访周养浩谈杨虎城之死》，从今天起连载如下：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被中共释放等待回台的前国民党军统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先生，在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谈到了他在一九四九年执行蒋介石命令、参与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经过。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由当年参与行动的今天被中共特赦的周养浩先生道来，不但可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且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杨虎城将军是由于当年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抗日而被蒋介石囚禁和杀害的。而今天，国共斗争未息，周养浩先生也因此不能顺利回台湾和他的家人相聚。忆往谈今，周养浩先生谈起“西安事变”，谈起杨将军之死，难免感慨系之。
周养浩先生是浙江江山县人，同国民党的特务首领戴笠、毛人凤份属同乡。也是由于戴笠的介绍，周养浩在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于一九三三年加入了国民党早年的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当时监督周养浩宣誓加入这特务组织的，就是现在还在台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唐纵。从那时起，到一九四九年被俘，周养浩为国民党干了十六年的特务工作。特别是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在大陆大溃败，蒋介石在这一年的五月逃到台湾以后，又多次飞抵重庆，住在离机场很近的地方，亲自主持在重庆、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区的大破坏和大屠杀。周养浩也就在这时候“临危受命”，担任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执行蒋介石和他手下的特务首领毛人凤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谋害杨虎城的案件。
周养浩先生回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他当时也正好在西安，担任陕西省会公安局第三科科长。他承认，当时他对张学良、杨虎城拘捕蒋介石实行兵谏的行动，既不同情也不理解，因为在当时他的思想观念里面，下级对于上级应该唯命是从，至多只能苦谏，“犯上作乱”是不对的。至于抗日战争、民族命运以至朋友的感情，在他当时看来，同上下级关系来比是较次要的。这种观念一直支配了他十多年。一九四九年他在西南特区执行蒋介石、毛人凤的命令时，毛人凤对他说这是“临危受命”，他的回答也仍然是“唯命是从”。当年为国民党如此效忠的一个人，今天被摒诸台湾门外，他的心境是可以想见的。
周养浩先生为记者简述了杨虎城将军在“西安事变”之后的经历。
“西安事变”翌年，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到过欧美各地，游踪所至，必对当地华侨和进步的留学生宣传抗日。后来国内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非常焦急，希望能早日回国投入抗战。他先后几次打电报向蒋介石请示，但是蒋氏始终没有答复，后来据说还是宋子文复电给他，同意他回来。当时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公开软禁，所以也有些好心的朋友劝杨虎城还是暂时不要回国为宜，但杨虎城认为外侮当前，岂可逍遥国外，终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从马赛启程回国。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杨虎城偕同夫人谢葆真，幼子拯中一行到达香港。上岸之后，旋即被军统特务暗中监视。接着，蒋介石从南昌来了电话，要他到南昌相见，并说已吩咐戴笠欢迎他。在香港住了几天之后，杨虎城一家便搭飞机往长沙，后来在武昌见到了戴笠。戴笠把他带回南昌软禁在自己的办公处，所谓蒋介石要在南昌接见他，完全是一种骗人的圈套。当时，杨夫人谢葆真偕同幼子拯中已去西安，后来听到这个消息，赶忙折返南昌，自此之后，就一直陪在杨将军身边，过着被囚禁的生活。
一九三八年春，南京沦陷，蒋介石亲自命令戴笠，把杨虎城转押往后方较为偏僻的地方，以便于看管。于是，杨将军就先后被转押到长沙、益阳等地，但始终都是由军统的特务看管。直到这一年的冬天，武汉撤退时，他又被解往贵州。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