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月十二日
——十三日译载一篇日本《世界周报》刊登的赵浩生文章，题为《台湾的前途如何？》，摘转如下：
近三年内，我回国两次。无论是从中国政府负责人的谈话，还是从墙壁上贴着的标语口号，都有一个特别显著的题目，就是“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本来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时就决定的既定目标，近数年来的国际局势，中国本身的行动，都清楚地表明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台湾的将来会怎么样，是当前最受注视的问题。
谈到台湾的将来，就必须从蒋介石政权从中国大陆败退说起。
二十六年前败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的心情充满了矛盾。他既怀恨美国“抛弃了中国”，又寄望美国帮助他“反攻大陆”，同时又恐惧美国不再信任他，有朝一日，象对付南朝鲜的李承晚或南越的吴庭艳那样，利用政变将他踢走。蒋介石对美国的戒惧也并非全无根据的。一九五五年孙立人的政变就是这一戒惧的现实。台湾的独立运动蒋介石的第二个烦恼，是台湾独立运动。台湾独立运动分子（台独分子）成分复杂，最初的指导者分成两派。一派是美国占领日本时期在东京组织“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廖文毅、廖文奎两兄弟那样的买办阶级。他们受美国教育，与美国的国际公司勾结。
现在的一派是台湾的封建地主，它的头目是日本统治时期枢密院议员辜显荣的一家。他们因为被蒋政权夺去封建地主的地位，并受到日本对华野心家的支持，而进行反蒋活动。
此外，还有偷偷从台湾逃出、经瑞典到美国的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彭明敏，及追随他的一部分台湾籍海外留学生和知识分子。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为了对付共产党、美国的政变图谋和台独分子的活动，在台湾建立了一个特务组织网，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负责。
蒋经国的特务势力同国民党的元老派、黄埔系、政学系、ＣＣ以及宋美龄一派发生了矛盾，但在蒋介石的压抑下没有表面化。同时蒋经国的特务势力又与美国在台湾的活动发生矛盾。但随着越南战争的扩大，美国战略上、经济上要利用台湾的地方也在增大，互相利用的需要加强，矛盾也就缓和下来。
为了对付台独分子在海外的活动，蒋介石手下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同日本的岸信介、佐藤荣作勾结。后者为了特别的经济利益，搞日台亲善。
为了缓和台湾岛内的反蒋活动，蒋政权起用了若干台湾籍新兴资产阶级分子和政客。蒋一台合作一九六六年我初次访问台湾，一个友人对我这样说：蒋介石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可以说以他到台湾后是他最好的时期。政治上因为实施了特务和独裁统治，向蒋挑战的反对派消失了。经济上，以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建起的基础，加上赋予外资特权，实行了吸引外资的殖民地经济政策，故易于维持着相当的繁荣。更令他快慰的是，全权都掌握在蒋经国手里。他想干什么，只要吩咐儿子一声就行，不必自己动手。
但是，这种在台湾依靠特务统治，对外依赖国际援助的做法，是经不起国际局势的变化的。这二十多年来，就在蒋介石坐享其成的期间，国际局势不断变化，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强大这一连串的变化。一九七一年国民政府被赶出了联合国，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了中国，发表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受到“尼克松震荡”的日本，比美国走先一步同中国正式建立了邦交。这些相继而来的变化，使蒋介石的“权把杭州作汴州”的梦幻灭了。
面对这一连串的激变，蒋介石提出了“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口号，企图安定人心，其实他自己也从此卧病，站不起来了。
由国防部长升任行政院长，集军事、政治、特务全权于一身的蒋经国面对这一非常事态，对内则搞蒋台合作，对外则采取以经济代替外交的政策，企图苟延下去。
蒋台合作，是蒋政权与台独分子因为失去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后台，趋向利害一致、同病相怜，他们抱着这种心情，非实行和平共处不可。经济外交所谓“以经济代外交”，就是想取得以下的效果：第一，打破台湾在国际的孤立。第二，以图安定人心，无条件招引外资，让台湾人民相信，台湾的安全没有什么问题。第三，通过经济影响政治，也就是让外国商人有赚钱的机会，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对台湾的政策。
这一政策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和美国。
台湾当局通过发展经济企图影响政治，不惜给予日本商社以种种方便，让它们赚钱，以争取在日本的对台友好势力。
还有一项使中国人感到屈辱的，是蒋政权不择手段的用下流的色情迎合外国游客、美军，特别是日本的台湾观光客。
这不是正常的“友好”关系。这是蒋政权媚外政策残留的结果。这一政策使台北成为世界有名的色情的首都。这种“无烟工业”成为蒋政权争取朋友和外汇的资本，却使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感到侮辱。吸引美国企业·游说活动台湾的“以经济代外交”对美政策，以特权、输入、公害、廉价劳动引诱美国对台湾投资。台湾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南部的中小企业，因此，它在亚特兰大、堪萨斯城等南部城市，新开了两个领事馆，并且派遣了贸易、外交、宣传部门官员，提出了各种各样辱国而对外有利的条件，吸引当地企业对台湾投资。然后再通过这些企业，向当地选出的国会议员进行活动，以期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最近美国国会，有一个由少数议员签署的“对中国外交不应牺牲中华民国”的声明出现，这就是以台湾经济代替外交政策的结果。（上）
【本刊讯】香港《明报》十一月一日发表题为《毛泽东和施密特谈哲学》的社评，全文如下：
西德总理施密特一到北京，毛泽东便即接见，和他谈话的时间，与会见基辛格的时间相等，不多不少，也是一小时又四十分钟。据西德政府的发言人说，这次会谈的最初三十分钟谈的是哲学问题，谈到了康德、海克尔、和克劳塞维茨。
据我们推想谈话的过程，是毛氏先提到克劳塞维茨，于是施密特提到克氏的军事哲学中有唯心成分，提到了唯心论大师康德，至于海克尔的名字，一定是施密特提出来的。
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军人，曾参与滑铁卢之役对抗拿破仑。他最出名的著作是三卷《战争论》，中国的军事学家如蒋百里等人常常提到。克氏的那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相信毛泽东颇为喜欢。克氏的军事哲学是强调“举国投入”，战争一经爆发，全国就要动员一切力量来参战。在此以前，战争通常只是统治阶层的事。评论家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所以打得如此惨烈，与克氏的理论不无有关。他在著作中又强调精神力量的重要，认为战争的胜负并非单决于兵力大小和物质力量，他说：“军事活动的第一特性，是各种精神力量和效果。”又说：“战略的要素是精神的、物理的、数学的、地理、统计的各要素……最重要的精神要素是将帅的才能、军人的士气、兵士的爱国心。”克氏在战略、战术上并无特殊创见，只因他重视举国一致的奋战，合于现代全民战争的观念，所以在二十世纪中名声很响。毛泽东主张政治挂帅和人民战争，自与克氏的意见相符。
中国正积极准备对抗苏联入侵，中国的物质力量不及苏联，但精神力量远有过之，克氏的理论和中共的现实处境颇为适合。其实所谓精神力量，也就是中国人向来所说的“哀兵必胜”。
孙子兵法第一篇是“计篇”，第二句话就是说要计算五件事，第一件是“道”，“道者，全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那就是全民投入了。
康德是唯心论大师，毛氏决不会赞同他的哲学。至于海克尔则是当代有数的大思想家之一，毕生的学说在于阐扬自由主义，他的名著有《自由的构成》等，《到奴役之路》一书尤其出名。海克尔主要是经济学家，他强烈反对各种各样的集体主义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等，认为人民个人的幸福重于一切，一切集体主义，都是在以政府的力量剥夺个人的幸福自由。
海克尔是奥国人，后来，在西德讲学，他所主持的一个学术性会社，社员中包括前西德总理艾哈德等。施密特也是研究经济学的，他未必完全同意海克尔的主张，但海氏重视个人自由的思想，相信对他也有所影响。
【共同社北京十月二十六日电】这里的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缅甸总统奈温下月对北京的访问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助于中国防止苏联向东南亚推进。这些人士认为奈温的访问将加强中缅关系，而中缅加强关系意味着中国在东南亚的领导地位将得到加强。
奈温曾于一九七一年八月访问过中国，成功地改善了中缅两国关系，还签订了一项中国援助缅甸的经济协定。
上述人士预料，在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奈温主要将要求中国加速对缅甸的经济援助，而不那么强调解决缅甸共产党的反政府活动问题。上述人士说，中国将作最大的努力来接受缅甸人的要求以加强两国关系。这些人士认为，中国人可望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缅甸正在逐渐具有抵挡苏联向东南亚推进的重要的战略地位。
【本刊讯】新加坡《南洋商报》十月三十日吉隆坡消息：
美国银行副总裁兼驻亚洲代表绍波里预言，中国的经济在未来十年内对环球的影响力将与政治方面一样。
他是二十九日晚在吉隆坡一项由该银行招待的晚餐会上向前来出席“马来西亚的投资机会”国际研讨会的代表们致词，该研讨会乃由联邦工业发展局及银行公会联合主办。
绍波里指出，如果中国的石油产品、原料及轻工业货品的生产与出口能如期增加，这将对世界的物价，尤其是石油，具有显著的影响。
绍波里在亚洲具有二十五年的银行管理经验。
他并被认为是一名社会主义国家财政问题的权威。
他指出，中国石油及它对其他物价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唯一的需要考虑的经济事宜。
“中国已显示出某些迹象表明她已日益注意到其出口有需要进行有效的市场研究。当此项研究获得结果时，中国将有能力加强其出口，而这将对其他亚洲国家所产生的潜在竞争，并不是一种过分强调的说法，尤其是在轻工业消费品及纺织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