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今年九月出版了德鲁·米德尔顿的一本新书《美国能打赢下次战争吗？》。这本书对当前世界局势、美国的处境和未来美苏战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和分析，指出苏联目前正加紧为未来战争作准备，而美国则处于较软弱的地位，世界局势富子爆炸性。作者是美国《纽约时报》军事记者，曾先后担任《纽约时报》驻苏、英、法等国和联合国分社社长，另著有《为德国而斗争》、《大西洋共同体》和《从胜利到退却》等书。
作者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我首先要感谢美国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的士兵、军士和军官。在大海的舰艇上，在泥泞的临时宿营地，在设在世界各地的司令部里，他们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向我谈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感到幸运的是，我在我们盟国的防务部门和部队中结交了一些朋友，他们也向我谈出了自己的看法。在过去十年中，我在世界各地还遇到过俄国的一些军官，他们都乐于交谈，而他们的谈话往往很有见地、很热情。”他还说：“书中的结论显然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不是《纽约时报》社论版的看法。这些结论也许不合许多人的口味；但是，我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如实论述，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行事。”
原书共三部分，十一章。本刊从今日起摘要连载。第一部美国的承诺和苏联的力量第一章
从越南最后撤退以来的两年间，每一军种都不得不对付军事能力已有了削减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以及一种更加强烈的担心：如果发生某种新的危机，他们（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就只好在得不到全国一致支持的情况下作战，他们也许会因为服从命令而遭到谩骂。
经过一场漫长的战争，军队的声望一向是要急剧下降的，何况这场战争又是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最令人沮丧的战争。新出现的东西是一种宿命论的情绪，即认为如果事态象这样发展下去，“我们下次也许要遭到惨败”。
这种宿命论有许多因素。对于苏联军事力量从洲际弹道导弹到迫击炮这一切方面有条不紊的、骇人的增长，政界人物和人民都不了解。
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经历，美国对国防、武装部队和海外任何种类的军事行动的态度变得很不正常。社会的任何部分、国家的任何机构都未能完全摆脱这场战争造成的创伤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舆论和国家政策的影响最终会缩小；但是在美国军队最后撤出越南之后两年，在对我国进行并打赢另一次战争的能力作出任何估计时，则不能不研究在印度支那进行的这场冒险对各军种产生的影响。
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职业军人是带着沮丧、愤怒和宽慰交织在一起的奇特心情结束战争的。
使职业军人感到更加恼火的是，投入那么多的航空母舰、轰炸机和步兵，又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机器为后盾，竟然未能打败北越人，也未能使越共屈服。
在美国参战的局面结束以后两年，各军种在建立信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进展不大。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在一九七三年进行的十月战争表明，美国甚至在撤出越南之后仍然生活在一个有着危险的爆炸性的世界。苏联在使人得到安慰的关于缓和的神话后面有计划地扩充核部队和常规部队的活动已为少数人所觉察。
在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对外战争都没有带来过如此令人痛苦的后果。然而这次战争对军界的总的影响是富有建设性的。各军种都对指挥战争的方式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的检查，从而加速了军事制度的全面变革。由于这次严格的检查，军事力量概念、战略战术理论和编制都在某种程度上做了改动。陈旧的规章和惯例取消了。同样重要的是，在实行征兵制的乱哄哄的年月丢掉的一些良好的陈规恢复了。
整个军方对下一次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凛冽的晨光中，各军种也准备对美国的军事史采取比较现实的看法。
“老子天下无敌”的心理的确贯穿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经历中。“仗是老子打赢的”这样一种态度虽然在二十年代曾使英国人和法国人感到非常恼火，但是，也确实有些事实根据。德国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和四月发动的攻势几乎摧毁了协约国的防线。这道防线主要是由欧洲的协约国在美国提供一些帮助的情况下守住的。但是似乎不容争议的是，如果没有大批年轻、热诚的美国人宁愿由于经验缺乏而献出鲜血，一九一八年夏季攻势的胜利本来是不可能取得的。
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在亚洲的日趋减少的驻军以及国内的陆海空军部队，都是在寻求国民思想中存在的两个重要问题的答案时要考虑的因素。这两个问题是：下次战争的性质如何？不管下次战争的性质如何，美国能打赢这次战争吗？第二章
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我们将打怎样一种战争？是核战争，常规战争，还是游击战？我们应当准备打多少次战争？谁是敌人？战场将在哪里？对这些问题是无法作出确切的回答的，而职业军人却喜欢确切的回答。计划人员——不管他们肩上有多少颗星，都在进行猜测。他们掌握着源源不断地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拥有庞大的专家队伍，但是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依旧不过是猜测而已。虽然如此，美国国防部门的装备、训练、战术和战略理论仍然是以这些初步的回答为依据的。
基本态度是：美国必须准备同苏联打仗。俄国人是最可能的敌人，这样的设想主宰了四十年代以来的军事思想，而且对武器的采购以及部队的训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在一九七四年他向国会提出的年度报告中已经说明了持这种态度的基本理由：“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同这样一个世界打交道，这个世界在军事上是被两个国家——我国和苏联——所支配的。再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可以同这两个国家相匹敌的军事能力。因此在判断军事力量对比和决定军事力量态势时，我们头脑中考虑的主要是苏联。”
在军方的情况介绍会上，作为一种“威胁”，对中国仍然给予一定程度的注意。但是在五角大楼的眼里，中国的威胁同苏联军事机器日益增长的力量相比就不算一回事了。计划人员考虑的主要是中国在未来的任何冲突中采取什么政治态度
——是守中立呢，还是结盟——而不是中国是否会对美国发动一次军事进攻。
今天，领导陆军的将军们认为下一场战争将是装甲部队在“欧洲平原”上的一次大会战；海军一心想到的事情主要是打败俄国的潜艇队，并把援军和补给品运往欧洲战场；空军关心的主要是在中欧同苏联空军争夺制空权。
在这一地区——也许仅仅在这一地区，军方所设想的主要是进行一次在最初阶段在打法上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的欧洲战争。但是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未来一场战争中，被摧毁的武器和装备要多得多。一九七三年中东战争表明，由于准确性提高了——有了“百发百中”的概念，战场上的消耗增加了。
十年以前，美国军事机构是准备打两个半战争的，即在欧洲和亚洲打两场大仗，在其它某个地方打一场小仗。今天，五角大楼正在制定打一个半战争的计划，即在欧洲或亚洲打一场大仗，在另外一个地方打一场小仗。现实主义者也许会说，美国这样降低战略目标是中苏分裂的结果，因为中苏分裂已经使一场针对中国的大战成了不大可能的事。如果怀疑论者推断说，今天无论是政界人物还是军方都不相信美国人民有出动军队打两个半战争的意愿，这也许比较近于实际情况。
高级军官相信下一次战争将是在欧洲同俄国人进行的战争，鉴于他们对美国利益的概念和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持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要么曾在第二次大战时期在欧洲战场上受过战斗的洗礼，要么在战略思想方面受到同俄国进行的冷战的影响。他们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即一方面不低估由于新的原因在其它地方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仍然相信最大的威胁和最严重的危险来自中欧的苏联军队。
防止或在必要时击败苏联在欧洲的侵略，对于美国有极大的利害关系。
从经济方面说，美国在西欧的资产超过了五百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为三百一十亿美元。除了一九七三年，美国对西欧的国际收支几乎长期以来一直有盈余。
欧洲和美国的共同点远不止是经济利益一致，它们还有共同的政治传统和对民主制度的共同信念、共同的民族起源和共同的文化。
从战略上说，利害关系是巨大的。如果西欧被苏联征服，美国就会面临一个拥有空前实力的经济竞争对手。美国在亚、非、拉第三世界的行动自由就会受到新对手的军事实力的抑制，国民经济也会由于同一个力量如此雄厚的国家竞争而遭受损害。
自从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核武器方面花了不知多少钱。科学家和军人已经详细地描绘了在一次核冲突中城市被摧毁、千百万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死亡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情景。然而大多数高级军官和文职科学家都宁愿探讨进行常规战争或战术核战争的可能性。他们不能设想，在核军备达到目前水平的情况下，有理性的人会诉诸能摧毁文明的武器。（一）